新版序言
前幾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來信,希望在大陸出版《周官之成書及其反映的文化與時代新考》。我請他們與臺灣東大圖書出版公司聯繫。事情不了了之。今年八月東大編輯部來信,計畫新版此書,希望加一〈新版序言〉,增刪修訂。這令我倍受鼓舞激勵。對作者這是最大的獎賞了。
中國文化傳統是極為推崇文章著述的。曹丕《典論‧論文》謂:「文章經國之大事,不朽之盛業。」他講的「文章」,具體指建安七子的著述,內容有詩詞,有典誥,有詔令,有奏議,有書論,有銘誄,關乎修齊治平,制禮作樂,故不限於七子,而是泛指所有可稱為「文章」的論著。這非曹丕個人的意見,乃中國文化傳統的反映。司馬遷受腐刑,恥不欲生。支持他的精神力量就是完成父親的遺願,「以《史記》藏之名山,傳之不朽」。司馬遷尊崇孔子為「至聖」。「至聖者」,聖之最高、最尊、最大者也。孔子享此盛譽,不以其功業,而是「折衷六藝」,即「刪《詩》、《書》,作《春秋》,正〈雅〉、〈頌〉,作《易傳》」,以之為萬世法。這把「文章經國之大事,不朽之盛業」,藉孔子而書諸史冊;有力地推動了中國文化的發展,使之立於世界文化之林而光彩奪目。凡具備高度文化修養者都不能不驚異其高明、博大、精深、雅致,而心悅誠服。
《周官》之成書是這民族文化精神的產物。它不是文藝詩歌,不是個人政論或理論著述,而是大一統「中央集權」之「體國經野,設官分職」的設計;不是歷史上職官的羅列與綜述,而是為將要實現的中央集權政制所作的規劃。有如一座大廈將要建立,預先為之設計藍圖。這在古希臘,在羅馬,在中東,在印度,都是絕無的。傳統上認為是周公所作,是「周公致太平之書」。連朱熹這樣有歷史眼光,極富懷疑精神,講話要求確切證據的人,都認為是周公所作。何休則斷言為「六國陰謀之書」。近人的研究,異說雜陳。《周官》之成書及其反映的文化與時代,成為治經史者的一大懸案。
本書之作在本科學論證精神,對此問題求一有理有據的確切答案。採用歷史主義的縱向比較與各國文化橫向比較的方法,在詳盡搜集文獻資料的基礎上,條分縷析,找出其時代與文化思想的特徵。認為它乃戰國末年各國入秦的學者所為,和《呂氏春秋》同時,是為即將到來的新的大一統中央集權政制提供思想指導的。一九七五年新出土的《雲夢秦簡》法律文書,為本著採用王國維所倡導的二重證據法,提供了有力資料。這是本書大力運用而前人未有機會作到的。
《雲夢秦簡》以後,楚地新出土了《郭店竹簡》與《上博楚簡》,秦、楚兩種文化性格的對立在此也鮮明體現出來。楚竹簡主要是學術論著,《老子》、《語叢》、《性情論》、《禮記‧緇衣》等;和秦文化的重法、務實、不事空言,精神氣質異趣。這從另一方面證明《周官》確為入秦的學者所為。
重法、讀法是《周官》的特色,不僅反映在職官任務的設置中,亦表現為《周官》非一般的設計藍圖,而係一種法典—政府組織法之法典。《雲夢秦簡》除法律文書外,還有《編年記》、《語書》、《為吏之道》,滲透濃厚的儒家道德內容。法律條文亦維護「三綱」式的君父權威。這亦符合《周官》儒法兼綜的特點。
《周官》的考證是一件極為困難、極費精神心力的事。限於個人學識與時代條件的限制,本著的錯誤在所難免。許多問題也未真正完全解決,如鄉遂制的演變;行政區域—鄰、里、鄉、黨的起源與「邑」作為行政單位的關係?族墓制在各國的具體情況如何?「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究何所指?等等。這須歷史學家、經學家的專深研究。學科綜合,團隊努力,才可望有新的突破。這是我所期盼的。本書所重不在考證所得結論,而是藉考證與思想分析展現春秋至戰國及秦漢之文化、思想、制度之變遷。
我於一九八八年被聘為新加坡東亞哲學所高級研究員,五月七日到新,至年底已獲致初步結論,遂將研究所得寫信向老師張岱年先生彙報,蒙張師覆信嘉許。但隨後我去了美國,這封珍貴的信由新加坡轉留大陸,年深月久,完全忘記了。今年八月三日,打開塵封已久的抽盒,發現幾封珍貴書信,其中一封就是張師給我的覆信。文如下:
春峰同志:
接到來函,十分欣慰!你研究《周官》,深探有得,甚好甚好!我對於《周官》缺欠研究,但覺得你的結論確屬發前人所未發,為《周官》研究開闢一新紀元,十分高興!《儒家文化及其哲學新探》張立文同志未來聯繫過。
我近來身體欠佳,心肺俱弱,行年八十,衰弱亦不足怪耳。
馮老正在寫《新編》現代卷,他雙目失明,頭腦仍甚敏銳,殊可欽也。
匆匆,即祝
新春愉快!
張岱年89-1-10
看到這封信,張師去世已二十年了。睹物思人,悲慟何及!
初版稿件,余英時先生作〈序〉,提寫書名,於一九九二年親自帶到臺灣,托請東大出版。董事長劉振強先生當即收入「滄海叢刊」,次年和讀者見面。一九九四年我初訪臺灣,董事長親自開車接我到三民(東大)參觀,造字工程正在大力推進,隨後設宴招待。此景此情,猶如昨日。九十年代我到臺灣研究教學,期間多次參訪三民,並蒙出版《理性與信仰》及《朱熹哲學思想》。劉先生對學者的尊重與禮遇,一直為學界所稱道,其敬重的真誠與熱情,發自內心。這是我親自體驗到的,真是一見如故,如沐春風。書局成立六十年週年大慶,幾十位作者為文感恩、祝賀。余英時先生的專文記述了他與劉董事長的交誼和《會友集》在三民的出版情況。《會友集》收有他為我的《朱熹哲學思想》和《周官之成書及其反映的文化與時代新考》兩書所寫的〈序〉。余先生把它贈送給我。臺灣文教事業的繁榮,董事長與書局同仁的心血與貢獻,居功至偉。《三民書局六十年》,劉先生亦託人送給了我。今日睹書思人,余先生和董事長都已作古,令人無限哀傷。「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這正是我當下的心情。
族墓、宗法倫理在《周官》中有顯赫地位。它的源頭可追索至西安半坡仰韶文化的「人面魚紋圖案」。〈中國文化氏族倫理特性的考古學溯源〉一文對此有所闡發,作為附錄。
我為河北衡水學院召開的「董仲舒國際學術研究會」所寫〈董仲舒思想研究的幾個問題〉,對漢代今古文經學及如何理解「董仲舒首推陰陽,為儒者宗」這句話,作了進一步闡釋,亦作為附錄。
《周官》成書的懸案中,顧頡剛是重要的判案參與者。顧先生以古史辨偽著稱,但研究方法有重大缺失。此次新版,特將我的論文〈邏輯分析方法的重要—評顧頡剛先生的古史辨偽〉作為附錄。
本著出版以後,大陸學界仍有人持《周官》為西周作品的看法。故曾寫〈《周官》的思想特點與成書時代〉一文,綜合介紹了本著的研究成果。亦作為附錄。
其他少數增訂處,則以「增記」形式附於有關篇章。
依照東大編輯部的意見,本著章次編排有所調整:原第四章調為第六章;第五章調為第四章,第六章調為第五章。
昔寫作與出版本著,正值盛年;而今白髮滿頭,口齒搖落。很感慨桓大司馬所云:「昔日種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凄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好在天假以年,竟能看到此書的新版。何幸如之!何幸如之!謹對東大同仁致以誠摯的謝意。
祝東大事業繁榮興旺,蒸蒸日上。
二○二四年九月八日序於北京「風度柏林」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