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燾與道咸同光時代(修訂二版)

名人推薦：1876 年，當大清帝國還沉浸在「天朝上國」的殘夢中時，郭嵩燾在眾人的唾罵聲中啟程，成為首任駐英法公使。他不是去觀光，而是去承擔一個時代最沉重的誤解。

他是一位走在時代前面的「砍樹者」。當同僚還在爭論要買多少槍炮時，他已在牛津大學的圖書館裡，看見了西方文明真正的本源——學術與法制。他試圖領著中國走向世界，換來的卻是家鄉父老要搗毀他房舍的憤怒，以及朝廷同僚「懷私互訐」的冷箭。

史學名家汪榮祖教授，透過地毯式挖掘郭嵩燾長達數十萬字的私密日記，帶領我們穿透外交奏摺的冰冷文字，走進這位晚清士大夫最真...

增訂二版序言
此書於1993年由東大圖書公司出版，列為滄海叢刊之一，至今已三十三年，仍有再版的需要，經久尚有閲讀的價值，作為作者自感幸慰。三民書局計畫重新排版，將舊書以新面貌再現，囑我校閲，我細讀一過後自覺内容與章節無須改動，論點似尚穩妥，偶見前所未見的史料，略微增補之，錯別字糾正之，個別文句略加修飾之。惟陳書新出之際，雖對郭嵩燾(1818-1891)未有進一步的研究，但閲讀所及不無所感，謹於此序中述之。
此書初版問世後，臺灣師範大學前文學院院長亡友李國祁教授曾在《中央日報》發表長篇書評 ，至今猶存感念。李兄舉出拙著第一個優點頗能「深入郭嵩燾的內心世界」，對郭嵩燾「有進一步的瞭解」，「改正過去不少錯誤的看法」，「故汪著的貢獻是卓越的，是超越前人的」。此主要歸功於詳盡的郭嵩燾日記，猶憶1981年之秋，我初訪武漢大學，得以拜識久仰的唐長孺教授。唐先生雍容長者，和藹可親，相談甚歡。他正在研究吐魯番文書，偶爾提起新出郭嵩燾的大量未刊日記，並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是難得的上好史料。我聽後印象深刻，很快購得四大厚冊的《郭嵩燾日記》。披覽之下，內容之豐富，令我大感興奮。曾在清華大學教外交史的蔣廷黻，後來參與外交事務，對其鄉賢郭嵩燾的外交長才，敬佩有加，特於1950年代，希望臺灣南港中研院的近代史研究所撰寫郭氏傳記。多年後由尹仲容創稿，郭廷以編定，再由陸寶千補輯，於1971年完成《郭嵩燾先生年譜》。因當時不知有郭日記，年譜缺漏甚多。後來寶千兄利用日記再增補年譜，出版續編一厚冊 ，足見這部日記所能提供的材料，是何等的重要。名人日記多矣，但價值參差不齊，罕見如郭日記之翔實完備，他一直記到生命的最後一天。更重要的是，他的日記未於生前或身後披露，百餘年後無意中被發現，可見他原無意公諸於世，完全是他的私密空間，實話實說，真情流露，幾無隱晦，自是深入其内心世界無可取代的珍貴史料。
李評認為拙著「第二個突出之點是對郭氏出仕與歸隱的性情有透徹的描寫」。郭氏的仕途並非快意，他雖得咸豐皇帝、慈禧太后、權臣肅順的賞識，又與曾國藩是姻親、與李鴻章為密友，但他的官位遠不能與當時的咸同將相，相提並論。要因他的耿直性格，不屑鑽營求官。事實上，他所得的職務多半是奉命要他去排難解紛，位置並不顯赫。他的歸隱也與他的個性有關，他狷介固執，做官是為了做事，做不成事，絕不戀棧，斷然求去。出仕往往勉為其難，歸隱則不願屈心抑志，所以並無如國祁兄所說有仕與隱的矛盾。他在官場的挫折事小，國家未能妥善處理洋務，順利走向世界，兹事體大。他與長官與僚屬難以相處，雖與他的固執個性有關，但他是執善固執，並非頑固不化，而且在他身前死後多證明他所執之善，不僅正確，而且具有遠見。
李評認為「汪著的第三個優點是利用郭嵩燾的詩詞韻文來詮釋郭氏的思想與心境」。詩作原是絕佳的史料，傳統中國的讀書人，幾無不能詩，故而留下的作品難以數計。郭嵩燾不僅能詩，而且非常老到，自是高手。他的詩作又極為豐富，當可從詩中深入其內心世界。鴉片戰爭那年，郭正在浙海，森嚴門戶已被摧壞，他的感受見諸於詩。郭於咸豐年的魯東之行，在詩中透露：「浩劫干戈滿，馳驅益自傷」的心情。同治年間，收復天京，太平天國覆滅，郭以「撐起東南一柱天」，肯定曾氏兄弟「重開日月新」的功勳，且在含蓄的詩意中，表達功高不賞的弓藏之懼：「誰似功成身早退，味回好在夢醒時」。郭不諱言，曾國藩一生謹慎，對至親好友如劉蓉與郭自己，從不薦引。郭也於詩中直言：曾公晚年「精意消失，不復進取」。詩也最能觸及靈魂的深處，長子郭剛基，也是曾國藩的女婿，英年早逝，郭嵩燾在詩中透露了極為哀傷的真情：「晨昏已斷門閭望，霜雪何心天地春」。他在譭謗中辭去駐英法公使，即將回國，道出「去住兩隨松竹健」的孤懷。他回到湖南老家，鄉友朱克敬字香蓀，雖勸他「肯容疑謗道才尊」，但他仍難以釋懷，還是要「提防醉語更傳訛」，直到垂死那年，依然「回首人間憂患長」!詩言志、道性情，頗能窺見郭氏的思想與心境，他留下大量的詩作，不僅寄情而且記事記行，足補對他行事的理解，詩確是大可利用的上乘史料。
李評認為「第四項優點是具有很好的英文素養，能將郭著中很多翻譯的英文地名、人名，機關名稱等，予以復原，使讀者有更清楚的了解」。郭氏海行四萬八千里，深入西歐，提到許多人名、地名、府名、學名，無不用他的湘音來拼，未附原文，如將理雅各(James Legge)譯作里格；將牛津魯道夫旅館(Randolph)譯作蘭多甫；將牛津大學的萬靈書院(All Souls College)譯作阿勒蘇爾士；將維特島(the Island of Wight)譯作歪得島，諸如此類，難以辨認。幸虧郭氏的音譯並不過於離譜，仔細揣摩，追尋郭氏行蹤，參照地圖，旁參一些官方資料，幾皆可以復原。
李評認為「第五項優點是將郭嵩燾一生的私生活記敘甚詳，得力於郭氏完整的日記，以及郭氏同時代人的著述」，李評因而認為「參考資料的詳盡亦是汪著的重要突出之處」。郭氏日記不僅完整，而且内容豐富，毫無掩飾，遇此難得内容豐富的日記，得以窺知他的生活面向與感情世界。我不是偶爾引用其日記，而是做地毯式巨細靡遺的「掃描」，鋪陳郭氏生平的脈絡，追蹤他一生的蹤跡。其中有不少驚喜的發現，例如從日記得知，他是如何從湖南旅行到上海的。他多半走水路，自雇一舟，船上有人照顧，有書可讀，猶如「水上旅館(boatel)」，與現代的「汽車旅館(motel)」，相映成趣。我也從日記意外看到郭嵩燾與陳寶箴、三立父子的真摯友誼，以及賞識留英的後輩學子嚴復，正如嚴復後來悼郭輓聯所說：「平生蒙國士之知」，可見他的知人之明。我在書中有專章論述郭大人如何「激賞嚴又陵」。除了日記之外，郭氏留下的大量書信，也極有參考價值。近年湖南岳麓書院出版的《郭嵩燾全集》卷帙龐大，日記收在第八至第十二冊。第十三冊是厚厚的一本書信集，收錄不少前所未見或罕見的信函。上海復旦大學更不惜工本出版了五大冊《郭嵩燾親友手札》，彩色精印，收錄了那個時代許多知名或不知名人士致郭嵩燾的書信。我乘再版的機緣，選用新出書信可以增益之處，使這本郭傳的參考資料更為詳盡。李評見及此五大優點之餘，「再加上汪氏文字的流暢，敘事析理的清晰，遂使其著可讀性甚高，不似甚多學術史著，雖寫作嚴謹，但乾澀枯燥，不具有可讀性」。
李國祁是認真的書評作者，於指出優點之餘，並不諱言有挑剔與可議之處。他認為「汪著的最大可議之處，是對郭嵩燾充滿了同情與敬仰，致而郭嵩燾性格上與人相處的缺點，不能盡顯」。李氏說：
嵩燾性格誠如汪氏所言，固執偏狹，自視甚高，而且猜疑特甚，再加以崇尚理學，注重内省。内省—自我反省原來的立意是檢驗自己的缺失來加以改正，而嵩燾由於上述的原因，其内省的結果，往往形成認為錯在對方，乃加重其責人，因而曾國藩，甚至李鴻章，均認為郭氏的性格不適宜獨當一面，祗宜於從事咨議性的職務。郭氏對沈桂芬的不滿與成為嫌隙，極有可能不少是出於郭氏的猜疑。例如他的出使英國，是否是沈氏的陷害與排斥，實深值得懷疑。蓋此事的決定權不在沈桂芬，而且郭嵩燾是最適當人選，似為當時包括李鴻章在内的各決策大臣的共同看法。郭嵩燾因此事視沈為「居心險惡」，顯然有猜疑過甚之處。
郭嵩燾耿直的個性眾所周知，他也自知，如果過於强調其偏狹的性格為其一生挫折的原因，未免所見太小。他的挫折要因他的見解超越時賢，不容於當世。郭嵩燾與他的上司、同僚，多有齟齬，甚而成仇，固然由於郭氏的固執，不願委屈事人。但曲直是非，未嘗沒有公論。李兄認為郭與毛鴻賓的矛盾錯在郭，與督撫同城無關。按毛於咸豐十一年(1861)撫湘時，與郭已有交往。同治二年(1863)毛任兩廣總督，郭任粵撫，督撫同城，兩人都是曾、李欣賞的人物，但督大撫小，事大不易，事小更難。毛年長於郭，郭以老前輩相稱，書翰往來，敬禮有加，但遇事直言不諱，如督撫具名上奏，郭指其有絕非實情之處，令毛不快，於是強橫自擅，視郭如幕僚，郭只能審閱文書，而毛又不滿郭之條陳，不僅使郭難有作為，且更有辱巡撫尊嚴，而好友曾國藩、李翰章又左袒毛氏，令郭悲憤不已，以郭之個性有所反彈並不意外。督撫同城，如巡撫委曲求全、犯而不校，便不成問題，若碰到郭巡撫不受委屈，便成為問題了。
李氏認為本書論郭左交惡，過於同情郭嵩燾，左宗棠嚴劾郭嵩燾雖冷酷刻薄，但有其道理。按郭左兩人不僅是湘陰同鄉，自小相識，而且舊誼甚深，郭甚佩左之雄心壯志，甚至在面見咸豐皇帝時說：「左才極大，料事明白，無不了之事」，自是真心話。然而同治年間，左宗棠節制閩浙粵三省軍事，對廣東巡撫郭嵩燾，一再陵藉詆毀，再三參劾，更力薦親信蔣益澧奪粵撫之位，更無所掩飾，令郭極為難堪，全是事實，是非曲直顯然。郭聲望地位遠非左比，對左也素無芥蒂，自無挑釁左之可能。然左瞧不起郭，以廣東軍務不振，歸罪於郭，已經不公，郭雖自責，而左譴詞更加嚴厲，甚至怒駡，口出惡聲，令郭大動肝火，不能原諒左，也是事實，豈能不同情郭氏？平心而論，左郭摯友交惡，要因左雄才大略，自視之高，固非郭氏可望項背，即曾國藩也遭左詬，唯曾顧全大局，以德報怨，而郭不能如曾之隱忍。左既不顧舊誼，又為親信蔣益澧覬覦粵撫之位，不惜極力傾郭，辱及郭之人身。郭嵩燾是左之受害者，不同情弱方而同情強者，可乎？
郭與僧格林沁有始無終，是非對錯也甚瞭然。郭僧原無淵源，只因奉咸豐皇帝之命，助僧協防津沽。僧一意主戰，而郭素主「戰無了局」，有謂「處衰弱之世，支持强敵，僥幸一戰之功者，未有能自立者也」 ，以至於觸僧之怒，鄙視郭之怯懦，連曾國藩也有所誤解，曾未明是非曲直，令郭悲憤莫名，不得不離職返鄉，於覆曾函中質疑說：「諭書責鄙人，盛稱僧邸，其堅韌耐苦，固足稱也。今雖敗豈誰敢以恩怨成敗定天下之是非哉？」 。結果是英法聯軍入侵京師，僧軍潰敗，圓明園慘遭英軍焚毀。當他在湖南老家聽到噩耗，記起不久之前的勸僧之言，居然應驗，令他不勝傷感，痛悼無已。所以所謂僧郭交惡，只因郭堅持所見，不容於僧，僧因而闖下大禍，悔不聽老郭良言，悔之晚矣！
至於清廷於光緒二年(1876)決定派遣使節前往英國，郭嵩燾自是不二人選，他之所以心不甘、情不願，主要因為出使引起輿論大嘩，京師士人，鄉里父老，相與咒駡。湘省鄉試諸生，聚集玉泉山，力詆郭氏出使，要搗毀上林寺以及郭家住宅，淩逼百端。而且他此行還要為滇案赴英道歉，為誤國者受過，使他痛感何必擔此羞辱，做吃力不討好的苦差事，所以他才一再請辭。他最後不得不出使，並不是李鴻章等人的決策，更非沈桂芬所能決定，而是在慈禧太后的勸導下，郭才在屈辱中出洋，可稱忍辱負重。郭視沈桂芬等保守派「居心險惡」，主要憾彼輩幸災樂禍。後人若認為他怯於赴任，純屬誤解。他出使英國，證明唯他能獨當一面的艱巨職務，而且是破天荒第一遭的任務。他在英法兩國公使任内，得心應手，得到洋人的信任與贊許，維多利亞女王多次接見郭公使，並曾隨同女王檢閱海軍。郭於1879年1月17日向女王辭行時，女王祝郭一路平安之外，表達期盼兩國交好，並希望郭將英國願意深固邦交之意，轉達給中國皇帝。郭也回答說：「承君主盛意，謹當代陳總理衙門，奏知大皇帝」。當時的英國名相，年逾古稀的畢根斯由冶(Benjamin Disraeli)，他對郭也極為友善，並要郭回國後務必告知朝廷，英國傾心願與中國交好，「絕無他意」。郭回稱見女王辭行時已聞此說，必能「互體此心，可以共信」。英相並贈郭玉照一幀，簽名後起立相贈，並說願郭受此小像後，永念英國有此良友「長勿相忘」，最後握手道別。郭嵩燾對這位英國偉人，也深敬服，更因其情深意摯而感動。英國名相葛雷斯東(William E. Gladstone)也讚美郭氏為「所見東方人中最有教養者」。郭嵩燾初次出使西方，沒有受過現代外交的訓練，也不通外語，於無所取法中，做得相當出色，因他為人明察，善於溝通，又得人緣，頗能在國際舞臺上周旋應對。郭嵩燾辦洋務不僅很有自信，而且自負，亦有不少賞識者，如重臣曾國藩、李鴻章，甚至連咸豐皇帝與慈禧太后，以及恭親王都對他的勇於任事頗有好感。若說「他的性格不適宜獨當一面，祗宜於事咨議性的職務」，顯然認知有誤。
郭出使雖相當成功，但在位又未能持久，要因郭得意於外，受扼於內，朝廷保守派如李鴻藻、沈桂芬等人的掣肘，污蔑其誇大外國，順從夷人，副使劉錫鴻又與之沆瀣一氣，不時打郭的小報告，甚而因天寒，洋人覆大衣於郭肩，劉以郭「披服洋衣，顧盼自得」上報總署，清廷大員聽信讒言而參劾郭，指為「懷私互訐」，使郭悲憤莫名。我在書中有詳細的論述。然則，若謂郭與時人不和，由於他的性格難與人相處；在職不永，由於能力不足，未免皆明察秋毫而不見輿薪，應該看到他走向世界的見解不容於當時的主流。嚴復輓郭嵩燾聯有言：「惟公負獨醒之累」，以中國之大，不可能唯郭獨醒，同儕中如李鴻章、曾國荃、沈葆楨、丁寶楨、丁日昌等都是清醒者，然唯有他敢於讚賞泰西文明之高、製造之精、船砲之堅利，非中國可敵，同時不諱言自家的弊端，因而碰觸時忌，指郭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因而橫遭廷議譴責，指為崇洋媚外，使他的外交工作受挫，力辭求去，回國後失望之餘，不願重返總署，無法傳達英國的善意，誤己誤國。
讀史理當明辨是非，對古人做同情的瞭解。當時最瞭解郭嵩燾的人，不是曾國藩，而是曾國荃，國荃說：「居今日而圖治安，舍洋務無可講者。僅得一賈生，又不能用，此真可以為太息流涕者也」。國荃心目中的賈生，就是郭嵩燾，以郭與受屈於長沙的賈誼相比，說出郭所遭遇的挫折。郭見識超越時代，且直言不諱，很容易被時人視為用夷變夏，甚者視他為奸人。而當國者之中又不乏保守派人士如李鴻藻、沈桂芬之流，時而作梗。一般士大夫又多喜放言高論，邀取時譽，既不切實際，又適足以誤國。郭嵩燾曾譬喻說：「醉臥覆舟之中，身已死而魂不悟」。當時即使略知洋務的人，亦僅知洋人可憎可畏，而不察與洋人周旋之道。洋務派不少領袖僅能考求富強之術，如槍砲船械之類，而昧於本源。郭嵩燾常被視為洋務派，但其視野已超越堅船利砲。他無疑驚羨洋人的武備，但認為那是洋人的末務，其本包括政制、法律，以及學術，尤其是西學，他曾說：「西洋政教、製造，無一不出於學」。學問才是根本。他一到倫敦，就參訪各種學校，探明學制，認為斯乃西洋人才之所以盛。他知道英國大學之中，以牛津與劍橋最佳。他曾於1877年11月28日，應里格之邀，赴牛津大學訪問兩日，印象極為深刻，體認到「此邦術事愈出愈奇，而一以學問思力得之！」於此可見郭獨具慧眼，窺得近代文明背後的學術動力，所以一切莫急於學。相比之下，中國士子習為虛文，所學唯取科名富貴而已。同時他深知，中國要取法西洋的富強，須先整頓人心風俗，政治法令，以修明吏治。內政修明之後，才有基礎取法西洋。類此見解，為時人所不及。郭為了矯虛務實，建議先在通商口岸開設西式學館，「求為征實致用之學」，行之有效，漸次推廣至各省以達縣鄉，期以廣益學校之制。
郭嵩燾辦理外交，知道國門已經洞開，事情日繁，與列強交涉日廣。國際交涉唯憑條約，但條約幾皆由洋人擬定，而地方官不知洋法，遇到事故，每生爭議，予洋人要脅的口實。他認識到法律原是適用雙方的，然而列強卻以法來束縛中國，使郭益知法律的重要性，所以當他在倫敦，見到伍廷芳，就十分欣賞他懂西洋法律，要攬為己用，惜伍氏不肯屈就而前往美國。他也十分留心《萬國公法》，曾與日本公使暢談國際公法。他到法國之後，立刻將法國通律寄往總署備用。他關心在巴黎學習公法的馬建忠，垂詢其學習情況。他力請總署纂成《通商則例》，明定章程，審定之後，頒發各省以及各國駐京公使，共資信守，遇事有所率循，以免滋生事端。足見他深知法律的重要性。但他並不一廂情願認為法律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他警覺到西方霸權的蠻橫，他曾與英使威妥瑪交涉，常受其辱，認識到若不能以其法還諸其身，全無置喙的餘地。郭嵩燾開啟出使外國之端，之後駐日、駐美、駐德、駐俄公使相繼派遣。郭到任英國後，在倫敦聞悉數十萬華民沒有法律保障，乃積極設法在華民較多的外埠，建立中國領事館。不過，華民較多的地方，多是英國的殖民地，設置領事需要殖民地政府的同意，所以郭的構想並不順利。幾經交涉之後，通過當地殷商胡璿澤的協助，僅在新加坡設立了領事館，總理衙門於1877年10月31日同意後生效。即使如此，華民實同英民。中國向世界其他各地派遣領事，異常緩慢，到清朝滅亡時，才逐步完成，這已經是郭氏身後二十年以後的事了。他曾有詩云：「拿舟出海浪翻天，滿載癡頑共一船。無計收帆風更急，那容一枕獨安眠？」出海浪翻，象徵中國面臨三千年的變局；一船癡頑，隱諷昧於中外情勢的朝野保守派；風急而無計收帆，說明他內心的挫折感；不能獨眠，正是他不能默而不言的寫照。他面對「俗蔽民頑，君驕臣諂」，深感孤掌難鳴，有心無力，大有回天乏力的感歎。他的老朋友黃彭年勸他不要再談洋務，以免取辱，但他深知洋務關係重大，臣僚們就因為忌諱洋務，大都相顧不敢言，以致察覺不到洋患之深。他因不能有所作為，而感到挫折。
面對敵強我弱的變局，時賢多只問強弱，不問曲直。郭並不以為然，認為強弱是一時的定勢，曲直必有定論，即使強者雖可罔視曲直，但也不能不據理以直其氣，何況弱者更須講理。所謂理，其實就是以理性處理洋務，憑《論語》所說「言忠信、行篤敬，蠻貊之邦行矣」的古訓，主張心平氣和與洋人說理，說得通便能和平解決問題，如果說不通，再言戰不遲，然後無論勝敗，都無悔憾。然而僧格林沁輩既驕又忿，感情用事，不顧國家大計，逞匹夫之忿怒，結果忿兵必敗，驕兵必滅。郭嵩燾自信頗悉洋情，認為以理處理洋務才是正確的，從事後看也是正確的，只是當時掌權的保守派難以領會，遑論接受？朝廷裡的保守派非不知天朝已今非昔比，無能禦外，遇事避之若浼，只有憤洋人的欺凌，恨郭嵩燾為虎作倀，以郭為出氣筒，極力詆毀。郭雖不憚直言，但被置若罔聞，終不免撫膺一嘆。
郭嵩燾與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都是至親好友，與曾還是親家，但沒有曾、左、李三大將相的功勳。郭曾中進士，成為翰林院編修，在學問上頗有心得，著有《大學章句質疑》、《中庸章句質疑》、《禮記質疑》等書，但也沒有阮元、王闓運、張之洞的學術聲望。然而從歷史長河看，他的「遠見」(vision)，遠非乾嘉學者、咸同將相可及。所謂遠見，指能高瞻遠矚，具有深遠的眼光，超越前人之所思，敢挑戰傳統之權威，能與主流意見相左，指出正確的前程。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曾以「砍樹者」與「爬樹者」作比喻。人們習於在大樹下納涼，不僅討厭「砍樹者」多事，甚且譴責妨礙其納涼。郭嵩燾在他的年代成為具有高度「爭議」的人物，就是因為他是一個「砍樹者」。郭嵩燾的遠見使其深刻體會到三千年變局的到來，並提出應變之道，他認識到西方列強以通商牟利為務，有異於古代的夷狄，並無征服中國的意圖，可有和平共處的餘地。中國只有面對已定的通商局面，更沒有輕啟戰端、自取其辱的必要。所以他才提出「戰無了局」的結論。處理洋務，對他而言，何莫因勢利導，相互往來，師其長技，以求自立自強。然而鴉片戰爭以後，接著英法聯軍之役，中法馬江之役，以及於其身後發生的甲午戰敗，八國聯軍入侵，一再重蹈覆轍，每次戰爭的結果，貽患一次比一次兇惡。他直白指出：「國家辦理洋務，當以了事為義，不當以生釁構兵為名」。戰爭只會使中國割地賠款，屈辱更深。郭嵩燾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本質，並非天真無知，只是看准列強重商，為了商業利益，也不想輕啟戰端，中國正宜維持和局，爭取時間自強，所以郭氏戰無了局之說，絕非虛言。郭頗能在外交戰術上有所掌握，但戰略掌握在朝廷之手，無奈清政府昧於世界大勢，士大夫又多浮囂不實，無可行的戰略。郭有戰術而無戰略依靠，難有作為。他更因與西方接觸的經驗，洞悉西方富強的根源。呼籲必須在新格局中求生存、求自強。
郭嵩燾在當時守舊的中國，因而遭遇到唾駡、譏諷與譴責。他受到極為無理的譭謗，雖感氣憤，但並未動搖他的見解。他走在時代的前面，是寂寞的引路人，要引中國走向世界，卻被拒絕，他的遠見不容於強大的頑固勢力。他個人的挫折，也是晚清中國的挫折。然而他的明見睿識，不僅不被接納，且被視為故意誇大夷情，而遭橫加詆毀，令他感到不可理喻。他的氣憤與委屈，時而可見之於其日記。他得不到當事人的同情，後人於是非對錯已塵埃落定之時，仍不與同情，真不知從何說起？
郭嵩燾絕意仕途後，隱居鄉里，頗與鄉親士紳來往，與年輕一輩的湘陰小同鄉張自牧，過從甚密，意氣相投。自牧字笠臣，以生員籌貴州餉有功，授候選道，加布政使銜。張氏家族「先世以行賈，寄籍宛平」，其父張學尹，字少衡，舉進士，曾以知縣官福建，因事罷官，歸而著書講學三十年。自牧雖僅為諸生，而以才名震動長沙學界，他於咸豐年間得到學政張金鏞的欣賞，可稱高才士子。湘軍之興，自牧積勞至道員。同治六年更以籌辦黔捐，洊保藩司銜，並戴花翎。其為官時備極奢侈，後寓居長沙，退隱林下，憑藉家世、財勢及才學，確立了在長沙上層社會的顯赫地位。湖南政府設局編纂《湖南通志》，志局以郭嵩燾、曾國荃為總纂，張自牧、黃彭年列名提調，其中張自牧掌管資金而地位尤重。粗略撿拾岳麓書社1984年版《郭嵩燾詩文集》，關於張自牧的篇什就有〈送張笠臣赴黔南〉、〈張笠臣邀同海琴諸君小集，海琴有詩，笠臣見示和作，並邀同作〉、〈張笠臣用前韻贈石似梅感賦一首〉、〈張笠臣招同南屏研生笏山友石香蓀史亭上巳日絜園修禊〉、〈題張笠臣〈無知知齋詩〉冊〉、〈九日邀同吳南屏鄒諮山龍皞臣周桂塢石似梅張笠臣黃子壽張子恆及意城登定王臺、天心閣、歸飲養知書屋〉、〈同張笠臣送別彭雪芹宮保中〉、〈秋日王壬秋邀同張笠臣過朱香蓀飲〉、〈張笠臣邀同傅青餘李次青鄧彌之黃子壽黃小麓黃杭生定王臺修禊〉、〈清明日朱禹田邀集萱圃賞牡丹次張笠臣〈龍華嶺〉韻〉。張自牧喜研討外國史地，曾言欲採英、法等國史，用中國史書體例編成一書，未成。郭嵩燾出使英法，嘗疏請他充參贊官，為人所劾而罷。張自牧著有《瀛海論略》、《蠡測卮言》等書。《瀛海論略》主張西學中源，指出泰西格致之學覃精研思，考求真實，皆卓然可觀，自成千年之絕技，高出宋明，無庸諱飾，主張中國採用其所長，於制器利用皆有所益。所見《瀛海論》三卷，清光緒十三年(1887)蒲圻但氏校刊本。從內容看，可以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世界地理，概括敘述了各國的總體情況，如日本、土耳其、瑞士、西班牙、葡萄牙、印度等一些作者認為比較重要的國家的歷史和地理。第二部分為全書的核心內容，強調西方勢力的進人對中國的威脅。第三部分以一問一答的方式，駁斥了當時士大夫中較為流行的八個洋務觀點，再一次闡述了自己的思想與主張，自牧受到郭嵩燾的賞識，自不待言。郭在日記中曾多次記載兩人討論時事與洋務，甚至一些重要的人事任命案，稱讚張「於洋務所知者多，由其精力過人，見聞廣博，予每歎以為不可及」 。任光亮整理的《郭嵩燾致張自牧手劄》計二十一通 。《瀛海論略》、《蠡測卮言》在當時絕對是開風氣之書，頗具影響。嚴復知道郭張為好友，也認識到張自牧的「西學中源論」說法，具有積極開拓西學的意義。張自牧不排斥西學，且認為儒者應以不知西學為恥。嚴復看到張自牧思想的局限，批評張對鐵路與機器持保守態度，以及對海防工作的忽略，郭嵩燾日記裡也提到：「嚴又陵指駁張力臣《瀛海論略》凡四謬：謂鐵路數年為之不足，一夫毀之有餘，非中國所宜造，是一謬；謂機器代人力，日趨淫侈，二謬；謂舟車機器之利，後來必轉薄而更廢，三謬；謂中國有各國互相牽制之勢，海防非所急，四謬。此皆《瀛海論略》中篇語，謂之謬，良然」 。但郭嵩燾也見到張自牧投資「鹽引」獲利，認為「笠臣於經營事理，均能洞悉原委，精微透闢，委曲周至，于時罕見其比」 。張自牧輓曾國藩聯：「三朝老大臣，伯仲之間見伊呂；萬古儒林長，先生有道出羲皇」，知與曾大帥也有交情。張自牧的聲望雖不能與郭嵩燾相提並論，但不能視之為小人物。若以見解而論，已超過當時的許多大人物，似不能以聲望高低而定大小也。
郭嵩燾說：「西洋之入中國，誠為天地一大變」。曾紀澤說：「泰西之輪楫，旁午於中華，五千年來未有之創局」。張自牧則說：「今夫數千年來未經見之事，數萬里不相知之人，一旦盤踞於腹心之地，往來於堂闥之間，此古今運會一大變局也」 。當晚清大變局時，力倡學習西方以自強的主張，在中國社會中並未得到普遍支持，反而時常受到社會歧視。光緒十八年(1892)湖南通省公議攻擊洋務派巡撫吳大澂勾結夷鬼，狼狽為奸，還把具有較先進思想的湖南人郭嵩燾、曾紀澤、朱克敬、張自牧稱為「四鬼」，足見處境之難。筆者並非因敬仰郭嵩燾而寫此書，而是「深入其内心世界後」，始感佩其見識，同情其遭遇。
十餘年前看到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美國學者普拉特(Stephen R. Platt)的《湖南與近代中國》一書 ，其中涉及郭嵩燾，非常離譜說郭在王夫之的基礎上，奠定了湖南的獨立運動，說是「郭的目標是湖南，不是要改善儒教中國」 ，但湖南人卻不領情，痛罵郭嵩燾「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於堯舜之世」。普氏竟將「拔乎其萃」譯作「離開他的親戚」(apart from his kin)，將「不容於堯舜之世」譯作「他不能容忍堯舜那種人」(Yao and Shun''s kind he won''t tolerate) ，顯然連堯舜是何人亦不知。這不是小問題，而且又非孤例，如郭氏的詩句「海外人歸秋色盡」，詩人從英國歸來時秋天已過，但普氏卻譯作「秋色注滿一切」(the colors of autumn infuse everything)；「賈生祠宇疏泉石」，郭氏所見的賈誼的祠堂只有稀疏的泉石之勝，但作者卻譯作「這裡的賈誼廟被石頭溪床疏忽了」(here lies Jia Yi''s Temple, neglected by the stone creek-bed)。普氏將郭嵩燾在湖南建廟宇，視之為建立自屈原、周敦頤、王夫之以來的「湖南崇拜」(a cult of Hunan-Chu identity) ，建學校只是要振興湖南，走湖南人自己的路。罔顧郭嵩燾創辦思賢學舍，明明是要「漢宋並重，行己有恥」以及效法「國初諸老氣象」來改革書院的惡習，豈是普氏所説「湖南的特殊命運」(Hunan''s unique destiny) ？國初諸老如顧炎武、黃梨州，都不是湘人。這位作者居然認為：郭嵩燾會視湖南人「明顯不同於其他的中國人」 。美國名校出版社的出品，居然如此低劣不經，驚駭之餘，表出域外論郭怪論，聊供談助。
汪榮祖
2026年2月於林口大未來居

增訂二版序言
此書於1993年由東大圖書公司出版，列為滄海叢刊之一，至今已三十三年，仍有再版的需要，經久尚有閲讀的價值，作為作者自感幸慰。三民書局計畫重新排版，將舊書以新面貌再現，囑我校閲，我細讀一過後自覺内容與章節無須改動，論點似尚穩妥，偶見前所未見的史料，略微增補之，錯別字糾正之，個別文句略加修飾之。惟陳書新出之際，雖對郭嵩燾(1818-1891)未有進一步的研究，但閲讀所及不無所感，謹於此序中述之。
此書初版問世後，臺灣師範大學前文學院院長亡友李國祁教授曾在《中央日報》發表長篇書評 ，至今猶存感念。李兄舉出拙著...

弁言
第一章湘陰郭家的齡兒
第二章親身體驗鴉片戰爭
第三章與太平軍作戰
第四章咸豐五年的江南之旅
第五章郭翰林在北京
第六章巡訪津沽魯東
第七章黯然南歸驚聞國變
第八章應李鴻章之請赴滬任職
第九章到廣東去當巡撫
第十章粵東攻防與左郭交惡
第十一章荔灣話別前後
第十二章寒波塘山居
第十三章傷逝
第十四章城南書院
第十五章海疆多事奉詔入京
第十六章重遊京師與新任命
第十七章出使前的波折
第十八章郭大人出洋
第十九章首任駐英法公使
第二十章置身西歐文明
第廿一章激賞嚴又陵
第廿二章堅決請辭的底蘊
第廿三章辭行觀光歸程
第廿四章初返春申追訴申報
第廿五章食滬返湘不願北上
第廿六章定居省城長沙
第廿七章不忍不談洋務
第廿八章晚年心境
第廿九章走向世界的挫折
參考書目

弁言
第一章湘陰郭家的齡兒
第二章親身體驗鴉片戰爭
第三章與太平軍作戰
第四章咸豐五年的江南之旅
第五章郭翰林在北京
第六章巡訪津沽魯東
第七章黯然南歸驚聞國變
第八章應李鴻章之請赴滬任職
第九章到廣東去當巡撫
第十章粵東攻防與左郭交惡
第十一章荔灣話別前後
第十二章寒波塘山居
第十三章傷逝
第十四章城南書院
第十五章海疆多事奉詔入京
第十六章重遊京師與新任命
第十七章出使前的波折
第十八章郭大人出洋
第十九章首任駐英法公使
第二十章置身西歐文明
第廿一章激賞嚴又陵
第廿二章堅決請辭的底蘊
第廿三章辭行觀光歸程
第廿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