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李長聲與知日止庵
談起李長聲的文章,一般總要提到「知日」。但怎麼才算知日呢,他不以此自我標榜,筆下向來不大涉及;論家卻也很少為我們解釋清楚。最近讀了李長聲的五卷選集,覺得知日的確可以概括其特色,雖然確切地説那是「李長聲式的知日」。不管怎樣先得搞明白知日一詞的含義,否則只貼個標籤既沒意思,也沒用處。
知日常常與「仇日」、「哈日」相提並論,好像只是程度或火候的問題,是在兩個極端之間執中似的。讀了李長聲的書就知道,知日與仇日並不在同一層次,甚至不在同一領域;知日與哈日同樣不在一個層次。仇日根本不知日;哈日則是局部或膚淺地知日,這樣的知約莫等於不知。好有一比是盲人摸象,摸着腿的就説大象只是條腿,沒摸着腿的便不知道大象有腿。
相對於仇日、哈日,知日要困難得多,麻煩得多。仇日是泛泛的,一概的;哈日不全面,不深入,不客觀冷靜;而知日總是具體的,從細微處入手,卻不淺嘗輒止,以偏概全。知日有賴於積少成多,將一個個具體題目彙總起來,由質而量,再由量而質。這裡又有個因果關係:他不是為了顯示知日而寫那些文章,而是因為那些文章我們才説他知日。所以知日這名目並不能隨便派送。
知日首先是工夫問題,其次是態度問題,最後是理念問題,三者缺一不可。知日總是一手的。哈日雖然也是一手的,但未免隻手遮天;仇日則二手就行,抑或連二手也不需要。有時知與略知或不知的差別就在些微之間,但這起始一步須落到實處,往後的路才走得穩當。且從李長聲的書裡找個例子:「阿城在《常識與通識》中談到吃,説『若到日本,不妨找間餐館(坐下之前切記估計好付款能力),裡面治河豚的廚師一定是要有「上崗證」的。我建議你第一次點的時候,點帶微毒,吃的時候極鮮,吃後身體的感覺有些麻麻的。我再建議你此時趕快作詩,可能你此前沒有作過詩,而且許多著名詩人都還健在,但是,你現在可以作詩了。』如果讓我來建議,那麼,你最好在進店之前估計好付款能力,此事很容易,非常大眾化的『虎河豚亭』門口就擺着菜樣,惟妙惟肖,明碼實價是日本人經商的一大特色。坐下之後再起身走人,不大合乎常識或通識,雖然是老外。」我因想起孔子的「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末了那個「知」説的正是知日的「知」。
知日需要知道得多,但知道得多並不一定知日。知日先得去成見。仇日的成見往往來自別人,哈日的成見則來自一己。知日卻是不預設立場,也不一定有總的結論,至少不匆匆忙忙地下結論。這裡另外舉個例子。前幾天我看報上摘錄某本書的片斷,寫到下關有云:「在日本,很少看到中文標識和説明書,『日清講和紀念館』特别使用中文,可以理解為對中國參觀者的關照,也可以理解為某種剌激。因為這個紀念館,對於中國人有着不同的意義。」我就想李長聲肯定不寫類似的話,他見識得多,所以不至於想多了。知日是止於詮釋,而不過度詮釋。李長聲曾自謙地説:「我已活過周作人撰寫《日本之再認識》(1942)的年齡,在日本生活的年頭也比他長得多,猶不能忝列他所説的少數人,即『中國人原有一種自大心,不很適宜於研究外國的文化,少數的人能夠把它抑制住,略為平心靜氣的觀察,但是到了自尊心受了傷的時候,也就不能再冷靜了』。」不同的人自尊心的閾值有所不同,閾值過低,自尊心就成了自大心,隨處可能把自己傷了。
李長聲説:「這種寫作大概客觀上也算是一種文化交流。或許有助於了解,但關係的好壞未必取决於了解或理解。兄弟鬩於牆,彼此很了解;理解萬歲,並非萬能。文化交流在歷史上也帶來過戰爭,最典型的例子不就是日本與中國麼?」知日如果説有什麼目的,那麼就在獲得了區別於包括仇日、哈日之類不知的知,亦正與「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相合。
然而要説李長聲寫文章純係無為而為,倒也未必。譬如他在書中曾提到我所説的「李長聲寫日本有一種俯視的態度」。我與他相識多年,每每口無遮攔,我的本意是仇日很容易,表示蔑視更是習慣成自然,舉我身邊朋友的例子,有好幾位愛讀書也愛出門旅遊,卻一律略過了日本。正為如此,即便這蔑視是對的,也不如緘口不言,以免隨了大流。現在讀了李長聲的五卷書,打算對自己所説略作訂正。知日與仇日風牛馬不相及,所以他寫文章,於仇日了無牽涉,倒有針對哈日予以匡正之意。曾有記者在採訪李長聲之後寫道:「他把自己定位在哈日與學者之間,也並不總寫ABC。……他表示,哈日族如果想提升一下,由哈進入知,知道日本、了解日本的話,不妨看看他的小文章。」他自己則説:「我行文有一個毛病,那就是通篇好話,得便總提醒一下,事情還有另一面,況且寫的是人們常説具有二重性的日本,點到為止,卻常被讀成了譏諷。」李長聲不贊同本尼迪克特將二重性説成日本人的特性,更不贊同照搬當初本尼迪克特的説法來看當今的日本人,在他看來無論哪個民族都有二重性,但這裡卻是擔心哈日的人輕率地把日本看成一重的。是以我所謂「俯視」,實乃「不仰視」。至於何以能做到不仰視,他自己歸結為兩點:一是「得益於讀書」,「日本人寫的書,寫他們自己,能夠為我們的觀察提供個高度」;二是「把事物置於歷史之中看」。
李長聲很推崇周作人的日本論,有云:「周作人寫的是隨筆,長也不過萬把字,那一條條真見,若到了西洋人手裡,可以洋洋灑灑成一本又一本論著,雖然多是填充料,卻能譲中日兩國人歎為觀止。」李長聲走的也是這個路子。雖然周作人説他的四篇《日本管窺》是「關於日本的比較正式的論文」,其實還是隨筆寫法,而李長聲所作多接近於周氏《日本的小詩》、《談混堂》、《緣日》和《關於日本畫家》那一類題目更具體的文章。李長聲説,自己「只是對日本文化有一些觀感罷了」;還説:「我寫的是隨筆。……又自我規定為知識性與趣味性,也就是有益而有趣。有益而無趣,難以讀下去;有趣而無益,不讀也罷。還需要點淡泊,對於熱血的讀者來説卻近乎潑冷水。」他寫文章不作高大正統的議論,因為別人説得多了;不簡單傳播無見解、無感受的信息,因為網上可以查到,此其獨出心裁處,亦其生命長久處。
李長聲一九九○年起在《讀書》上發表文章,迄今不過四分之一世紀,其間卻已跨越兩個不同的時代,雖然他的寫作是「吾道一以貫之」。如今在互聯網上,信息的更新較之過去迅速得多,信息的查詢也便利得多。對於一位作者來説,寫作到底因此變得容易了,還是困難了;應該多寫,還是少寫;有些內容需要寫,還是不必再寫,都是無法迴避的問題。「信息爆炸」之際,只有真正屬於個人的聲音才有可能不被淘汰。那種僅僅倚仗語言優勢的「編譯」,同樣很容易被替代。
李長聲説:「所寫內容局限於文化,因而逝者如斯,讀來似乎也並無過時之嫌。」歸根到底,信息不是文化,或者説,文化高於信息。也只有在這個層次才可以談知日。
李長聲曾記錄他與作家水上勉的談話:「我問,日本文學為什麼那麼簡素呢?水上先生説,好比白色的碟子,陽光照在上面會映出五光十色,日本的作家往往只寫出白碟子。」這番話也可以用來形容李長聲自己的文章,借用周作人《本色》一文的説法就是:「若本色反是難。為什麼呢?本色可以拿得出去,必須本來的質地形色站得住腳,其次是人情總缺少自信,想依賴修飾,必須洗去前此所塗脂粉,才會露出本色來,此所以為難也。」李長聲寫的也是本色文章,他對自己的本色顯然也有充分自信。由此我想到,作為中國人須得本來文化的底子厚,氣質好,才能真正理解自家之外的別一種文化,譬如日本文化。李長聲説,「沒有三分灑脱和二分嘲諷不能寫隨筆,而且懶人不能寫,只耽於一事也不能寫」,但他實在是寫文章的有心人,灑脱嘲諷不失分寸,一概控制得住,而這是很多作者做不到甚至想不到的。此即如其所云:「我作文好似幼兒園的老師,哪個孩子都必須看在眼裡,文章一長,就覺得滿紙的字照看不過來了,惴惴不安。」關於寫文章,我覺得這句話講得真好。
二○一五年一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