錄音誌：西洋古典音樂錄音與歷史

引言

大概是殖民時代英國教育體制留下來的“問題”吧，“文科”和“理科”分得一清二楚，有着自己獨立的傳統。唸文搞藝的人，身處一個世界；鑽科研工者，則居另一宇宙。前者覺得後者把這個色彩繽紛的世界簡單化、機械化，後者則埋怨前者不當“實務”，所言既虛浮、亦無客觀標準衡量。然而，“文”和“理”是否真的河水不犯井水呢？當然非也。

1722年，法國作曲家勒莫（Jean-Philippe Rameau）劃時代的樂理巨著面世，題為《撮成自然法則之和聲論》（Traité de l'harmonie réduite à ses principes naturels）。顧名思義，勒氏的目的是“以理釋文”，用科學去解釋音樂，從而促進音樂寫作。約一百年後，人稱樂聖的貝多芬到了創作晚期，譜出技巧越來越艱深的“鋼琴”作品。“鋼琴”一詞打了引號，原因是貝多芬的創作人生見證了樂器本身的重大演進：貝氏譜曲和演奏（“搞文藝”嘛），仗賴其時最頂尖的科技發明。換而言之，“文”和“理”之互動一直存在；科技為藝術表達提供物質及理論基礎，藝術表達則為科學家和工程師提出研究議題：二十世紀末、二十一世紀初設計新穎音樂廳的建築師，還要依靠音響工程師提意見；音響工程師的意見基礎，則非音樂家的意見和他們自己對音樂的理解莫屬，而這些意見和理解，大都是“要起碼容納得一隊一百人的後浪漫時期規模的樂團，但音響亦應通透得適合較小的樂團，甚至器樂獨奏家作演出”般的思維。

錄音技術無疑是近一百年來為音樂帶來最大改變的科技。不同於視覺藝術如畫像或雕塑，音樂藝術一瞬即逝，即使發明了譜記，音樂家對同一份樂譜的演繹，每次也會不一樣。錄音之於聲音有如攝影之於景象一樣，捕捉於某一指定時空進行的藝術，抽離出它本來的時空，而把它長期保存下來。故錄音科技除了能保存歷史之外，亦同時通過其將音樂“資訊化”，從而改變音樂發展。不只愛樂者的賞樂口味，連音樂家的演繹風格，也受錄音所影響，因為現代科技佔據了我

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除非閉關自守、不問世事、堅持不用現代電子通訊，否則逃不過錄音這回事。“早”於1991年，芝加哥交響樂團合唱團的始創總監希莉絲（Margaret Hillis）接受訪問時說，自己學習一首新的作品之前不會聽錄音，因為錄音會影響自己的演繹，從總譜學罷作品後才聽錄音確認自己的理解。希氏的心聲，不少音樂家應該有共鳴。現代鋼琴家有時也會提到譬如作曲家本人數十年前的錄音啟發了他自己的演繹。一位音樂家即使不找某一件作品的錄音作參考，也不能不受錄音這媒體的影響：錄音帶來比較，聽眾自然而然會找你跟別人比較。而作為職業音樂家，作錄音與否、甚麼時候錄甚麼，以至如何利用錄音幫助自己的事業發展，都是不可逃避的問題。即使決定不玩錄音這遊戲，這遊戲也會玩你。自三十多歲起拒絕作錄音的羅馬尼亞指揮柴利比達克（Sergiù Celibidache），也不能防止他的現場音樂會被錄音發行。況且柴氏的名聲，亦有部分從“反錄音”而來，他一生還是逃不了錄音這回事！故此本書首節〈音樂卷〉會探討錄音百年來跟西洋古典音樂之關係，以及錄音本身如何見證西洋古典音樂的演變和發展。

錄音把聲音從“實質演奏”抽離，更可容許音樂家翻錄不滿意的段落、編輯瑕疵，為後世留下“理想化”的音樂演繹。但諷刺的是任何奏樂，自身不可能“真空”—即使是最“假”的錄音（這兒“假”的意思是多多剪裁編輯，跟現場奏樂感覺很不同），也必然受到錄音演奏當時當地的文化、社會、氣氛、思維，甚至乎意識形態或者社會情緒等等所影響。就舉柴利比達克最反對的指揮卡拉揚（Herbert von Karajan）為例，他細意打磨，利用最先進的科技去灌錄和製作的錄音，當然十分漂亮和“理想化”，但“理想化”的原因又是甚麼？簡單和概括來說，那時一般奏樂技術水平並不如現在那麼高，故此“理想化”是“有市場”的。再者，亦不要忘記卡拉揚所處的西柏林，其時的政治和文化代表性。柏林愛樂樂團歷史上地位重要，而德國首都柏林戰後分裂成東西柏林；象徵資本主義進步與文明的西柏林，促成甚至“需要”卡拉揚的“理想化”錄音，這是理所當然的事。（別忘記錄音市場的商業價值！）

沒經編輯的現場錄音，當然更能捕捉到錄音的氛圍和背景。有些錄音，目的正正就是要捕捉某一些歷史時刻，如柏林圍牆倒下後不久，盟軍各國和東西德的樂團代表於柏林共奏宣揚和平博愛的貝多芬第九交響曲一樣。但正如相片一樣，往往是最不經意拍攝的，說故事的能力最強。1968年，倫敦人抗議蘇聯坦克車駛進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首都布拉格，當蘇聯音樂家到訪倫敦，登台準備表演前觀眾的叫囂場面，現在聽起來震撼性依然。本書第二節〈歷史卷〉會探討不同的、把歷史時空背景全都紀錄下來的音樂錄音。

本書當然會提到不少具標誌性的錄音。現在“唱片業”正經歷前所未有的改變，電子媒體近十年來的出現，對傳統唱片業帶來極大的威脅，很多錄音都被放在網上免費供人收聽，又或者可以在網上付費（甚至不付費！）下載，故發行舊唱片的利潤低了很多。一張唱片甚麼時候翻印，又或者以甚麼形式翻印，都很難預計。相反，同一個錄音，之前可能已多次發行，要紀錄一個舊錄音的所有發行形式與唱片編號，也幾乎是件做不完的工作。所以筆者引用參考錄音時，只會列出自己手頭上錄音的唱片編號；讀者對錄音有興趣的話，大可先隨編號找找錄音聽聽，找不到的話則可隨曲目和演奏家名稱去找，以及上網找找。海量的錄音，到底令我們的賞樂變得麻木，還是為我們提供了更多堪仔細玩味和發掘的材料？答案只好由讀者諸君自行定奪了。

第一章 最精簡的錄音史

美國指揮安迪‧ 柏雲（André Previn）於八十年代已經說過，自尼基殊（Arthur Nikisch）開始，已經有那麼多的名指揮家灌錄過貝多芬《英雄交響曲》（實應為《命運交響曲》）錄音，他去灌錄又有甚麼意思。於二十一世紀初這資訊爆炸的年代，我們能夠免費聽得到的西洋古典音樂錄音（於網上也好、從圖書館借也好），恐怕總長度比我們人生還要長。

錄音技術於近百年的演進委實驚人，它的發展見證了音樂的發展，亦影響了音樂和賞樂文化。筆者無意在本書有系統地介紹錄音的發明歷史，但希望先粗略介紹一下錄音史上一些重大突破，尤其是它們如何對古典音樂帶來重大的影響。

簡單的願望：留聲

錄音發明的目的清楚不過：把聲音錄下。故錄音技術剛發明時，當然沒有後來出現的“二次目的”，如刻意提高某位音樂家的知名度等；錄音的最基本功用，是令大眾在沒有音樂家作現場演出的情形下，也能欣賞音樂。把音樂錄下，以便日後再播放的意念，其實在美國人愛迪生（Thomas Edison）發明留聲機之前早已出現。德國萊茵河畔的釀酒名城魯道斯海姆（Rüdesheim）有一所“機械音樂藏館”（Siegfried’s Mechanisches Musikkabinett），收藏了大量“儲存資訊的樂器”（Datenspeichen Musikinstrumente），包括簡單的音樂盒，以至複雜至音樂播放時有公仔舞動的巨型音樂箱。但“儲存資訊的樂器”這名詞可圈可點。所謂儲存資訊，資訊指的是程式；而稱機器為樂器，道出音樂機械運作其實是現場奏樂，並不是如我們播放錄音帶或唱片般，把從前奏樂的紀錄搬出來聽，所以不能稱作音樂錄音。

而跟錄音性質最相近的“儲存資訊的樂器”，是一百年前左右流行的鋼琴捲筒（piano rolls）。鋼琴家的彈奏按鍵直接被紀錄在紙捲筒的凹凸坑紋上，而特製的捲筒鋼琴（最有名的是韋特‧免翁（Welte-Mignon）公司生產的）則可通過“讀”捲筒，直接“彈奏”鋼琴。一些偉大的作曲家如馬勒（Gustav Mahler），都製作了捲筒（卻沒有留下錄音），而最有名的捲筒大概是蓋希文（George Gershwin）彈奏自己的《藍色狂想曲》鋼琴部分：現在還有指揮和樂團演奏此曲時，“邀請”蓋希文這位老人家翻生擔任獨奏：伴奏蓋氏捲筒彈琴。（這個異常有趣，因為這錄音可“搭上”不同樂團和指揮的現場伴奏！）

早期的錄音技術是所謂的聲波錄音（acoustic recording），用巨型的拾音筒拾音，並把聲音直接紀錄在蠟製捲筒上。捲筒造價昂貴、不耐用、音質不佳，且只能收錄數分鐘的聲音。最早期的錄音除了紀錄說話之外，以人聲和獨奏器樂音樂居多，錄音的曲目亦理所當然是小品作品。這時期的代表作包括意大利男高音卡羅素（Enrico Caruso）和俄羅斯男低音查理阿平（Feodor Chaliapin）灌錄的詠嘆調、短歌和歌劇選段（卡氏和查氏兩人可能是錄音史上首兩位音樂明星！）；器樂錄音則包括不少上世紀的小提琴巨匠如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的好友姚阿幸（Joseph Joachim；布氏亦把小提琴協奏曲題獻給他）、捷克小提琴家楊‧庫貝歷克（Jan Kubelík；名指揮勒菲爾‧庫貝歷克 Rafael Kubelík之父）、比利時小提琴家、指揮家兼作曲家伊薩伊（Eugène Ysaÿe），甚至馬勒女婿、二戰爆發前為維也納愛樂樂團首席的猶太小提琴家阿奴‧羅西（Arnold Rosé）的錄音。理論上最矚目的應該是布拉姆斯彈奏自己的匈牙利舞曲蠟製捲筒錄音（1889年12月2日於維也納錄音），短短錄音甚至還載有布氏自我介紹的人聲。但不論之後如何加工也好，聲效實在太差了，音樂很難聽出甚麼意思來。

除此之外，當時也有完整的歌劇錄音。捷克女中音迪絲汀（Emmy Destinn）早於1908年已灌錄了比才（Georges Bizet）的《卡門》（該劇指揮是史上第一位靠錄音成名的指揮家，德國人 Bruno Seidler-Winkler）。歌劇錄音比較容易掌握，因為每段只數分鐘，而音樂焦點在歌唱家，而不是音域幅度更廣的管弦樂團。

最早的管弦樂團錄音，約於1906年出現。法國指揮哥倫（Édouard Colonne）跟自己的哥倫音樂會樂團（Orchestre des Concerts Colonne）為百代（Pathé）唱片公司灌錄一系列管弦樂作品錄音，都是短曲。哥倫的錄音，令後人了解到久已式微的法國管弦樂傳統。但現在最有名的早期管弦樂錄音，一定是匈牙利裔指揮、柏林愛樂樂團音樂總監尼基殊（Arthur Nikisch）的1913年整首貝多芬第五交響曲錄音。（錄音全長達31分鐘，可幻想樂團的數十位音樂家擠在小小的錄音室，在大大的收音筒前面奏樂時狼狽的場面！）該錄音有名的原因應該有二：尼基殊的個人名聲（“原來偉大的柏林愛樂樂團音樂總監的指揮風格是這樣那樣的！”），以及柏林愛樂樂團對其自身歷史的重視，幾乎所有的樂團歷史書都提及這次“具突破性”的錄音。尼基殊的貝多芬第五，也許是第一個由頂尖樂團所作的錄音。但它其實並不是該作品的第一個錄音。

第一個貝多芬第五交響曲錄音該早至1910年（當時馬勒尚在人間！），由一位不見經傳、名為卡赫卡（Friedrich Kark）的指揮，領導 Odeon 交響樂團灌錄。Odeon是最早成立的唱片公司之一，之後賣盤再賣盤，最後收於EMI公司旗下。所以Odeon樂團理應是一隊由唱片公司所組成的雜牌軍。同年，富有的英國指揮畢潯（Thomas Beecham）已經跟他自組的畢潯交響樂團灌錄約翰‧史特勞斯（Johann Strauss II）歌劇《蝙蝠》（Die Fledermaus）序曲（總長只四分鐘的刪節版）。

黑膠唱片於二十年代漸漸取代了捲筒，作為最普及的錄音媒體，而錄音也開始成為收藏品。那些一零年代聲音殘破的早期錄音，一方面很快便被聲音質素較高的錄音取代，但另一方面，有誰猜得到這些歷史檔案在數十年後會引起人的興趣，通過它們探討音樂史？（於二十世紀大部分時間，錄音市場是向前看的）我們在二十一世紀聆聽這些錄音，某程度上會覺得很新鮮，即使我們長於歐洲，有很多早期灌錄音樂的音樂家，早於二戰前便已辭世，想現場聽也無緣。“原來像羅西般維也納小提琴家演繹真的自由奔放、善用滑奏！”、“尼基殊真如歷史記載，風格整齊嚴謹！”我們或許會這般讚嘆。限於聲效質素，我們從這些錄音聽得到的東西有限，而管弦樂錄音問題則更大。有誰會真正享受重複聆聽“炒豆聲”的錄音？這現象強調了古典音樂作為一門藝術的獨特性：音樂沒有好演繹的話，一切也是徒然。

引言

大概是殖民時代英國教育體制留下來的“問題”吧，“文科”和“理科”分得一清二楚，有着自己獨立的傳統。唸文搞藝的人，身處一個世界；鑽科研工者，則居另一宇宙。前者覺得後者把這個色彩繽紛的世界簡單化、機械化，後者則埋怨前者不當“實務”，所言既虛浮、亦無客觀標準衡量。然而，“文”和“理”是否真的河水不犯井水呢？當然非也。

1722年，法國作曲家勒莫（Jean-Philippe Rameau）劃時代的樂理巨著面世，題為《撮成自然法則之和聲論》（Traité de l'harmonie réduite à ses principes naturels）。顧名思義，勒氏的目的是“以...

序一：聆聽二十世紀的文化價值

據我觀察，喜歡古典音樂的人大概有三種：第一種（也是大多數）是喜歡看演奏家或歌唱家明星表演的樂迷；第二種是擁有高級音響設備還不斷換機增值的發燒友；第三種才是真正喜歡古典音樂的人，但第三種還可以細分為樂迷和專家。我算是此中的樂迷，我友路德維既是樂迷又是專家—收藏唱片的專家。他的音樂知識的豐富，恐怕連專家學者也不見得比得上，因為他多年來在世界各地聽過無數場音樂會，更收集了大量的唱片和唱碟，而且精通英文和德文，對於西洋古典音樂的歷史和音樂家（特別是指揮家）的身世，如數家珍。多年來積累的知識，成了他寫樂評文章的基礎。然而這些都算不稀奇，最令我佩服的是：他在收集唱片唱碟的同時，連帶也看了與錄音有關的各種書籍。他博聞強記的功夫，在書中展露無遺，其內容極為豐富，尤其是關於音樂指揮、演奏和錄音的故事、人物和各種典故軼聞，多彩多姿，娓娓道來，可以令所有樂迷和發燒友咋舌，嘆為觀止。

除此之外，本書還有一個難得的特色：極有趣味，毫不枯燥。我的這兩句話絕無貶義，而是要提醒讀者：千萬不要以為這是一本談音樂錄音歷史的專門書籍。恰恰相反，作者是借眾多的音樂典故和錄音版本來反映歷史和文化，以及西方古典音樂界酸甜苦辣的人情世故，所以我讀來津津有味，願意在此向所有的音樂愛好者（包括上面提到的三種人）推薦。讀完此書，我不無感嘆。

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視覺掛帥的世界，只懂得看，卻不懂得聽。然而，形象、文字和聲音，是人類生而具備的稟賦，三者皆缺一不可。在此暫不談文字。我認為視覺形象太過發達和普及以後，一般生活在後現代商業社會的人，反而對於聲音的敏感性不足。香港地方狹小，噪音充斥，似乎消費者充耳不聞。這個現象其來有自。視覺性科技是二十世紀初的一大突破，即使是鼎鼎大名的德國文化評論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本書中也提到），在談論〈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名文中，也以視覺藝術（照像和電影）為依歸，沒有提到同樣可以複製的音樂和錄音。其實音樂錄音技術和電影幾乎是同步的，然而我們心目中總覺得電影從默片發展到有聲，視像在先，錄音在後，以為音樂的錄音到上世紀三十年代才興起。其實不然，路德維在書中指出，早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就有第一部古典音樂的錄音了。音響效果當然粗糙，但真正喜歡音樂的人聽的是音樂內涵，而不是錄音的好壞。如今科技當道之後，人文知識和涵養反而倒退了。網上YouTube應有盡有，但有多少人願意在五花八門的節目中“聆聽二十世紀”的文化價值（我時常引用Alex Ross所著的書名）？

我是一個樂迷，收集的唱碟也不少，但往往考慮到音響而不買太老的唱片。然而我發現一個值得深省的現象：幾乎所有真正喜歡音樂的人都喜歡聽老唱片。有的人，譬如路德維，甚至上窮碧落下黃泉，到處──當然包括網上──搜購。有一次我帶路德維到台北的一家唱片行瀏覽，他在店裏一個角落突然發現幾張日本版複製的鋼琴家奈侯斯（Heinrich Neuhaus）的老唱片，大呼一聲：“他是歷赫特（Sviatoslav Richter）的老師，趕快買！”這個名字我從未聽過，路德維是怎麼知道的？這才領悟到一個真正懂得音樂的人的功力。不要以為所有的知識都是從書本得來，有時是聽唱片聽來的。我有一個嗜好，聽唱片時順便也看附帶的說明書，路德維可能更不止此，看了說明書還會找書看。本書列了大量書籍和唱片資料，就是明證。其中不少是德文的，令我自嘆不如。奉勸所有樂迷，為了更上一層樓，最好學一點德文。

我特別喜歡本書的歷史和政治的部分。原來古典音樂在歐洲文化所佔的地位絕對超過電影，音樂是文化傳統的一部分，生活在十九世紀的德國和東歐，不懂音樂，就和“文盲”差不多。到了二十世紀，美國開始稱霸，通俗文化流行，荷里活的電影和電台的流行歌曲，逐漸取代了古典音樂的地位。然而即使二次大戰期間，在美國打開收音機，還時常聽到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指揮NBC交響樂團的定期廣播節目，那幾乎是美國中產階級日常生活的必備儀式。本雅明的老友阿當諾（Theodor Adorno）其時流亡在洛杉磯，雖然對之嗤之以鼻，認為俗不可耐，但古典音樂在美國家庭生活的地位，仍然不可低估。即使現今，美國幾個大城市的交響樂團的演奏水準依然可以和歐洲名團並駕齊驅。我個人的聆樂經驗，大多是在美國生活三十多年得來的。

但歐洲又和美國不同，歐洲音樂家在歷史的關鍵時刻，往往自覺或不自覺地扮演重要的角色，東德的指揮家Kurt Masur，在動盪的解體時刻幾乎被選為民主領袖，就是一個例子。不僅音樂家，還有音樂演奏本身，在不同的關鍵時刻，也起了不同的作用。本書中舉了不少例子，最明顯的柏林圍牆倒塌後，伯恩斯坦指揮演奏貝多芬第九的《快樂頌》，故意把德文的“快樂”改成“自由”，還有捷克指揮和樂團演奏史麥塔納的《我的祖國》，就是和其他國家樂團的味道和節奏不同。雖說音樂無國籍，但在歷史洪流中所流的辛酸淚，卻各國不同。錄音捕捉了某一個生死關頭的時辰，如列寧格勒被德軍圍城近一年之久，城裏的俄國人都快餓死了，然而列寧格勒愛樂樂團的樂師們仍然奮起精神，演奏蕭斯達柯維契獻給他們的《第七交響曲》，同時現場傳播到城外的德軍聽。（當時的指揮伊利亞斯堡後來做了錄音）。這個著名的例子，最能代表俄國人堅韌不拔的抗戰精神。中國抗戰時期也有不少抗戰歌曲，我父母親曾在河南的窮鄉僻壤帶領學生合唱《松花江上》等歌曲，有一次母親精疲力竭而病倒。這種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在諾貝爾文學獎的演講詞中所歌頌的“堅韌不拔”的精神（所謂可以“endure”的“human spirit”），如今在商業消費主義掛帥的全球化時代也一去不復返了。

走筆至此，我才領悟到本書的另一個價值：它為香港人上了一門難得的人文通識教育課。我在音樂會上遇到不少喜歡古典音樂的舊雨新知，也有不少人問我：有甚麼方法可以增進音樂修養？我的答案是：常聆聽音樂會，如果喜歡哪一位作曲家或哪首曲子，也可以聽聽它的唱片；現在還要加一句：也不妨看看可以增進音樂知識但不枯燥的書，本書就是我的首選。它的來源是作者在香港電台第四台製作的一套八集節目《錄音話當年》，因為每集時間所限，講解和音樂片段都嫌短，聽來不過癮。作者也有同感，於是寫了這本書，總算補足了。可惜因為版權和其他問題不能附帶唱碟；即使有唱碟，恐怕也需要十幾張。好在作者在腳註列有詳細唱片資料，並在附錄中介紹〈鐳射唱片歷史品牌錄音一覽〉，一網打盡，有心人（或有錢收藏的人）可以在網上或幾家唱片行購買。

希望路德維繼續為我們多寫幾本關於音樂的書，相信對香港文化的貢獻絕不亞於他的本行──教育。

李歐梵

2015年3月1日於九龍塘

著有《音樂六講：一個樂迷的交響之旅》（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及《音樂札記》（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9年）等。



序二：鮮有之書

路德維這部《錄音誌──西洋古典音樂錄音與歷史》是香港多年來鮮有之書。香港愛樂者眾，亦不乏西方古典音樂樂迷。尤其是中文系及哲學系的老師們，不少是著名的西方古典音樂中頗高“段數”的賞樂者。他們對古典音樂唱片的關注及收集，往往比音樂系的老師更投入。香港的報章雜誌多年來有專門刊登這類音樂的唱片評論專欄。但專門談及古典音樂唱片（包括CD）錄音歷史的書，相信這是第一部。

音樂是人的活動，而交響樂更是涉及眾人的活動。現場聽眾可以成百上千，收聽錄音的聽眾更無可估算。由於其音樂運作主要是，由指揮帶領着六十至百多人不等的樂團演奏一個以名作曲家經典作品為中心的曲目，雖然總譜一致，不同的指揮在同一首作品的演譯（速度、強弱、分句及感情等等）卻可各有千秋。猶如同一首鋼琴、小提琴或其他樂器的獨奏曲，到了不同演奏者的手上可以效果大有出入。於是樂評便有空間去討論各版本的異同及高下。

路德維此書所論，已遠遠超出上述的品評月旦演奏版本了。此書充滿趣味及知識，而這些知識並非一般唱片CD背面或內頁的樂曲介紹、指揮生平的文字所能提供。寫樂評的人、音樂學生及唱片迷從中會得到很多他們平日極想知道卻叩問無門的知識。路德維帶給讀者的並不是錄音的花絮或音樂家的秘辛（當然免不了），而是唱片錄音背後的歷史、政治、文化、經濟及社會狀況。此書把唱片評論放回其文化歷史的脈絡，引領讀者走進唱片錄音、指揮、樂團、電台、唱片公司、政府及有關部門之間的政治及其千絲萬縷的關係。

讀此書的當兒，路德維平日對各類知識追求的熱情、着緊與執着，躍然紙上！他一年幾次到德國的遊歷不是白去的。青春無價，青春而能有此書面世，能不令人羨慕？此書確勾起了余青春年代的種種嚮往，遂欣然為序！

余少華

2015年1月29日

著有《樂猶如此》（香港藝術發展局，2005年）及《樂在顛錯中：香港雅俗音樂文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1年）等。



序三：樂迷情癡

讀路德維兄此書，令我想起一齣老電影──《時光倒流七十年》（Somewhere in Time，1980年）。

這當然不是甚麼偉大作品，而且電影於歐美推出時，口碑和票房都不過了了。當年於香港，只有銅鑼灣的碧麗宮獨家放映。那個年頭，還沒有錄影帶、光碟，更沒有盜版、網上下載，電影就是要到電影院去觀看。香港觀眾卻出奇地受落，電影竟然連續放映了半年以上，對於中年以上的港人，也算是一種集體回憶。

電影由當時因飾演《超人》（Superman，1978年）而紅透半邊天的基斯杜化李夫（Christopher Reeve）領銜主演，帶紅了女主角珍茜摩爾（Jane Seymour），而男配角則是鼎鼎大名的基斯杜化龐馬（Christopher Plummer）。故事說男主角獨自外遊時，於下榻的酒店看見一幅畫像，絕美的容顏似曾相識，令他着迷不已；其後，他利用催眠術把自己回到七十年前，與畫中的女主角相會，譜出戀曲。電影配樂也叫不少人津津樂道，令拉赫曼尼諾夫（Sergei Rachmaninoff）的《帕格尼尼主題狂想曲》（Rhapsody on a Theme of Paganini）之第十八變奏，也如約翰‧ 巴瑞（John Barry）為電影寫的主題曲一樣流行。

家母帶着我去看這部電影時，自己年紀還少。年前特別帶了家母往遊美國密芝根州的麥其諾島（Mackinac Island），為的就是讓她親臨電影中的維多利亞風格的古老酒店The Grand Hotel。電影雖然俗套，卻於30年後仍令我勾起無限緬懷，不禁慨嘆：時光可會倒流？

話題說遠了，那直如路兄給我音樂文字的評語一樣，總喜歡“拉雜談”。但忽然說起這老電影，也不盡是無的放矢。本書中說到樂迷對錄音迷戀，猶如跟相片偷情，那跟《時》片中的主題，便如出一轍。尤其是不少像我這類“冥頑不靈”的頭腦，總愛通過舊唱片一窺幾十年前“黃金時代”一眾大師的風采，那就更與電影故事中的“情癡”無二。時光倒流七十年，七十年前也就是上世紀的四十年代，當年的錄音便包括理查‧史特勞斯（Richard Strauss）指揮自己的多首作品、福特溫格勒（Wilhelm Furtwängler）的不少貝多芬作品的實況錄音、荷洛維茲（Vladimir Horowitz）改編穆索斯基的《圖畫展覽會》（Pictures at an Exhibition）、舒納堡（Artur Schnabel）重錄的兩首貝多芬晚期鋼琴奏鳴曲（Op. 109及Op. 111）；更早的還有卡薩斯（Pablo Casals）和費雪（Edwin Fischer）於三十年代灌錄的巴赫作品等，都是不朽經典，令人沉醉其中。路兄本書卻也一如戲內的那枚銀幣，洞穿錄音世界的虛妄，以及錄音如何改變了我們的賞樂文化，把芸芸“錄音癡”拉回現實。

音樂其實應該於音樂廳現場聆賞的，那種氛圍、那種聲音，以至演出者的魅力和壓場感，都不是任何高級音響系統所能傳達的，正如無論家中的電視與環迴立體聲音響如何高檔，也不能代替電影院中的觀影體驗。錄音只是一種音像紀錄，或是一種聲音“文獻”。路德維本書，即如此正視錄音的本質，從而審視錄音歷史的發展，及伴隨錄音而興起的電台樂團、著名樂團的自家品牌、唱片格式對賞樂的影響等，以至錄音本身如何昇華為“藝術”、這種“藝術”的商業性質和商品化，且還牽涉到政治層面上如何利用錄音作為工具等等，內容豐富多彩，不啻為令古典樂迷愛不釋手的一部“奇書”—說之為“奇”，在於能以如此多維角度深入剖釋古典唱片工業的專著，實在見所未見。同樣是一張唱片，當普羅大眾只懂為之着迷，而路兄則能“眾人皆醉我獨醒”，以縱深的觀察和分析，娓娓從歷史、政治、商業、哲學等不同層面，道出其本質，是則有如禪宗之謂“道在尋常日用中”、“信手拈來處處通”，本身已是一種極具啟發性的智慧。

然而，這也不是刻意貶低錄音作為音像紀錄的重要性。對於任何藝術和研究，“文獻”從來都是不可或缺的。就音樂而言，不論是早期有關莫扎特、貝多芬等演奏風格的文字紀錄，抑或是後來演奏家為我們留下的音像紀錄，其對後世學人的重要性，都毋庸置疑。可是，文字可有誇大不實之處，音響亦可有編輯改動的餘地，這是使用文獻者所需經常警惕自己留心的地方。唱片上無懈可擊的演奏，從來都是錄音工程師的“傑作”。例如普萊亞（Murray Perahia）於2002年推出的蕭邦《練習曲》全集錄音，當中的《冬風練習曲》（Op. 25, No. 11）末段第89小節，竟然缺了其中一半的音符，其後唱片公司大概發現了此誤失，推出了宣稱為“重新混音”（“remastered”）、還“賣大包”多送四首即興曲的新版本，而原來漏掉的音符，卻又天衣無縫地插進原來的錄音中。這正是一份讓我們了解唱片上許多“零瑕疵”演奏虛妄一面的“教材”。

話雖如此，如果我們循着書中脈絡理解錄音的發展，便可意識到這種所謂“編接”（splicing）的技術，正是組成“錄音藝術”本身的重要一環，那就像電影無論如何令觀眾覺得真摯動人，都是無數分鏡悉心剪接而成。錄音與現場演奏的分別，理應猶如電影與舞台劇那樣的不同，而對“錄音藝術”的衡量，亦不宜跟音樂廳內的現場演奏混為一談，更不應因為錄音而影響了我們對現場演奏的聆賞。

這樣的一部錄音導賞文集，參考資料豐富，卻不是任何人肯花時間躲進圖書館翻弄期刊書籍便可寫得出來。從撰作音樂文字的角度來看，書中不少引用的資料，應是路兄日常的“消閒讀物”，而當中不少章節，也是他長年浸淫於古典音樂世界裏而多思多想的一種總結。翻開一本書，埋首幾小時，便能領略到別人半生鑽研的心血，還有比這更划算的事情嗎？

我讀此書，特別感到親切，除了因為路兄跟自己一樣，於大學的“正職”跟古典音樂本來就風馬牛不相及，卻花心機時間整理出如此精彩充實的一部古典錄音“掌故”，非對音樂有其深愛而能成辦。當然，路兄眼界比我為高，非象牙塔所能困囿，而有他更高遠的理想。

此外，他的序文最後，提到本書是送給他的母親，也同樣令我百般感慨，因為自己寫的第一本音樂書，也是致送給家母，還記得她讀得入神的樣子；才不過五年，她的腦筋退化，已難以集中讀我的新著。想路兄也必同意我的感嘆：時光不可倒流，神馳於錄音帶給我們往昔大師輝煌演出的同時，也別忘珍惜眼前人。

邵頌雄

乙未新春於多倫多

著有《樂樂之樂》（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年）及《黑白溢彩》（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9年）等。

序一：聆聽二十世紀的文化價值

據我觀察，喜歡古典音樂的人大概有三種：第一種（也是大多數）是喜歡看演奏家或歌唱家明星表演的樂迷；第二種是擁有高級音響設備還不斷換機增值的發燒友；第三種才是真正喜歡古典音樂的人，但第三種還可以細分為樂迷和專家。我算是此中的樂迷，我友路德維既是樂迷又是專家—收藏唱片的專家。他的音樂知識的豐富，恐怕連專家學者也不見得比得上，因為他多年來在世界各地聽過無數場音樂會，更收集了大量的唱片和唱碟，而且精通英文和德文，對於西洋古典音樂的歷史和音樂家（特別是指揮家）的身世，如數家珍。...

自序

為何寫此書？因為西洋古典音樂錄音聽得越多，便覺得錄音的音符背後太多東西值得我們去想、去了解。有幸為《Hi-Fi音響》雜誌音樂版和香港電台第四台寫過或灌錄過不少唱片評論，即使未能娛人，也至少曾娛己；但慢慢感覺到錄音這回事，值得愛樂者和唱片收藏者如筆者等多加思考。此書也許是筆者於2012年為香港電台第四台製作的特備節目《錄音話當年》之延伸。慨嘆西洋古典音樂雖於華人社會越來越普及，但猶未見一本關於歷史與古典音樂錄音的華文書籍（外文的雖然不多，但倒也不少），故希望盡點綿力！筆者既不是音樂學者，也不是史學家，只是一位“好奇且熱心”的愛樂者；門外漢之談，還望各方面專家賜正。

十分感謝三位撰序者：不用筆名寫樂評的李歐梵教授，音樂學家、前輩與好友余少華教授，以及居多倫多之巴赫《郭德堡變奏曲》專家邵頌雄教授。邵教授更慷慨為本書題字，他的書法造詣比音樂更高，相信從此再無爭議。還有的當然是《Hi-Fi音響》雜誌音樂版主編劉志剛先生對本書的建議和支持，筆者亦不勝感激。筆者珍惜跟一羣朋友的音樂交流：韓拔、劉浩淳、麥華嵩、胡銘堯、周光蓁、Eric Li，亦感謝於香港電台第四台合作過的名嘴們：林家琦、賴建羣、馬盈盈、杜格尊、蕭樹勝。本書某些內容曾於《明報月刊》中〈音樂與神思〉專欄發表，故亦感謝專欄編輯陳芳女士。捷克愛樂樂團Hana Boldišová女士更慷慨代表樂團贈予筆者樂團之一百一十週年紀念史書作參考之用；筆者深深感激。懷念跟不再居港的老友閔福德教授（Prof. John Minford）奏樂，亦不會忘記跟麥敦平醫生（也是樂評和同事）某晚心血來潮，跟巴赫的雙小提琴協奏曲掙扎至凌晨三時，和鋼琴好手張智鈞教授充滿靈性的伴奏。當然還有跟楊若齊、黃健康兩先生弄琴之樂，楊先生教曉了筆者音樂觸覺是何物。亦感謝哲學家關子尹教授向筆者介紹柏林這偉大的城市。

筆者最早的音樂記憶，是某暑假跟爸媽和兩個妹妹到香港文化中心欣賞一隊捷克樂團演出。2013年底媽病重時，筆者答應把下一本書獻給她。想必她現在聽得到的天籟遠比任何塵世的錄音還要美。媽，本書送給您。

路德維謹識

2015年9月26日於大埔滘

自序

為何寫此書？因為西洋古典音樂錄音聽得越多，便覺得錄音的音符背後太多東西值得我們去想、去了解。有幸為《Hi-Fi音響》雜誌音樂版和香港電台第四台寫過或灌錄過不少唱片評論，即使未能娛人，也至少曾娛己；但慢慢感覺到錄音這回事，值得愛樂者和唱片收藏者如筆者等多加思考。此書也許是筆者於2012年為香港電台第四台製作的特備節目《錄音話當年》之延伸。慨嘆西洋古典音樂雖於華人社會越來越普及，但猶未見一本關於歷史與古典音樂錄音的華文書籍（外文的雖然不多，但倒也不少），故希望盡點綿力！筆者既不是音樂學者，也不是史學家，...

序一 聆聽二十世紀的文化價值／李歐梵
序二 鮮有之書／余少華
序三 樂迷情癡／邵頌雄
自序
引言

音樂卷
第一章 最精簡的錄音史
第二章 錄音的藝術價值
第三章 錄音的商業面
第四章 錄音給誰聽？
第五章 錄音門戶自立成藝術
第六章 錄音推動音樂潮流
第七章 古典音樂商品化
第八章 古典音樂與當代文化

歷史卷
第一章 錄音捕捉歷史時刻
第二章 錄音作武器
第三章 音樂作為外交工具
第四章 錄音為時代寫照
第五章 音樂家與政治地理
第六章 “國際化”下的音樂
第七章 “國際化”的前後

後記與“結語”
附錄 鐳射唱片歷史錄音品牌一覽

序一 聆聽二十世紀的文化價值／李歐梵
序二 鮮有之書／余少華
序三 樂迷情癡／邵頌雄
自序
引言

音樂卷
第一章 最精簡的錄音史
第二章 錄音的藝術價值
第三章 錄音的商業面
第四章 錄音給誰聽？
第五章 錄音門戶自立成藝術
第六章 錄音推動音樂潮流
第七章 古典音樂商品化
第八章 古典音樂與當代文化

歷史卷
第一章 錄音捕捉歷史時刻
第二章 錄音作武器
第三章 音樂作為外交工具
第四章 錄音為時代寫照
第五章 音樂家與政治地理
第六章 “國際化”下的音樂
第七章 “國際化”的前後

後記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