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亞當與第二亞當

朋霍費爾為甚麼在自己所屬的民族－國家的歷史動蕩時刻講「第一亞當」和「第二亞當」的事情？從其《倫理學》手稿來看，神學家朋霍費爾當時考慮的絕非單純的神學問題，但他思考民族－國家的倫理和命運問題，又須臾沒有離開基督神學的思路。回想從「五四運動」到今天，敝國教會的諸多神學家同樣在民族－國家的歷史動蕩時刻宣講上帝創世和基督臨世的大義，卻顯得以求適時、甚至穿鑿詭辯。對於漢語學界，《第一亞當與第二亞當》仍不失開枳棘、靖噬毒的思想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