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勵精圖治,繼往開來
王延武、顧志華
本卷中出現的皇帝,都是以親子或親屬關係繼承皇位的,他們中的大多數是以接受「奉天承運,皇帝詔曰」的詔書或「遺詔」,合法地「龍登九五」的,但實際上,都是王朝上層各政治集團在傳統法理框架內爭鬥的結果。當然,由於西周以來確定的「長子繼承」原則影響深遠,有的皇位繼承人因年幼或其他原因沒有親身參與這種爭鬥。這樣,每一個繼承皇位的新天子,雖然大都痛哭流涕,誠惶誠恐,每一個擁戴新君主的大臣,都有一副「重任在肩」的模樣,但那內心深處的感受,可不一樣。至於尚在童年的天子,如果說他們自己的心中是一片童真,環侍在他周圍的母后、國戚、大臣的心,卻是陰晴難定。於是,中國歷史上每一個繼嗣之君的登基,都是一場揭示封建政治倫理和政治運作內幕的戲劇。欲瞭解傳統中國的政治狀態。不能不看看這一幕幕戲劇。
細分中國統系延續較長王朝的繼嗣之君,有繼位於王朝前、中、後期的不同。而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因生產方式、生產關係及思想文化等的影響,呈現出治亂迴圈的現象。所以中國歷史上的每個王朝,從現象上看,都走著由治及亂的路。所謂由治及亂,是以君主和國家機構解決社會問題、安定社會秩序的視點、政策是否合於實際,是否有效為標準。走完這條路所用時間的長短,就與王朝繼嗣之君的政治作為有關。
一般說,王朝前期的繼嗣之君,如果能夠做到依靠開國時期形成的人才群體,妥善調整王朝上層政治集團的關係,將戰爭環境中不得不施行的軍事手段施於政治決策中,把握好與周邊國家或民族的關係,上下一心在解決戰爭遺留問題的同時,多少滿足社會各階級、階層的經濟等要求,整個社會就會安定下來,王朝便會從初步穩固進而走向強盛,王朝就會多幾個繼嗣之君。如果做不到,這個王朝便會是短暫,談不上再有幾個繼嗣之君了。唐朝太宗,北宋仁宗,可說是王朝前期繼嗣之君中的佼佼者。
中期的繼嗣之君則貴在能夠根據社會和國家的現狀,對國家的政策和機構作新的調整,以滿足封建國家長治久安的需要。如果,此種調整與中國社會自身的發展要求相吻合,那麼這位繼嗣之君就不僅延長了王朝的壽命,還會對以後的歷史進程產生巨大的影響。西漢武帝就是「立一朝之規則,開百代之風氣」的繼嗣之主。他可說是王朝中期嗣主中的上上者。
次於漢武帝的,是適時調整了部分政策的帝王。或政治,或外交,或經濟,或軍事,總要有些調整,而最關鍵的是「整頓吏治」。即調整上層的利益關係,強化國家機構的控制能力,加強官僚群體對王朝的向心力,提高政治運作的效能。唐玄宗開元年間的政治作為,宋神宗所推行的變法,是這類帝王施行的較典型的舉措。
再次是循祖宗成法而少更張,自己亦隨事應付的嗣主。這類帝王養癰遺患,但只是使王朝得了慢性病,不會令國家立刻就面臨崩潰。更等而下者,是驕、嬌之氣俱全,不親政務,不知世情的昏昏之主。這類帝王如只滿足於享樂,對國家大局的破壞性也還是慢性毒藥。既要享樂,又欲做一代雄主者,便可能立刻就造成嚴重的社會危機,王朝上層各集團如不能合力更換這類君主,便只能寄希望於皇帝自然死亡,如明世宗,就是很生動的例子。
一個王朝,在中期若間隔性地有一兩位君主稍能解決些社會民生問題,又如果周邊關係無大的變化,如果還有幾個風調雨順之年,這個王朝便可能再延長若干年。於是乃有後期的繼嗣之主。
我們說一個王朝到了後期,就是因這個王朝的君主,及整個國家機構中的絕大多數成員,已經失去了對社會問題的準確判斷力,其內部關係也由此一片混亂。此種狀態使國家的行政決策和措施不斷失誤,國家對社會各階級、階層和不同利益集團的調控作用消失,社會動盪。社會動盪反過來又令君主與官員、官員與官員間的糾葛爭吵增加,社會與國家機構都處在無序狀態。這時的君主即便有心整頓,但面對積重難返的種種問題,已是力不從心。更何況此時的任何整頓,都會侵及某個社會集團的利益,會引發新的矛盾。新老矛盾交織,更令制定、推行的措施難以切中要害,只是徒然增添矛盾。因而,王朝後期君主的困惑和煩惱,常以盡情享樂,放棄責任來消解。整個官僚集團,也隨之進入「末日狂歡」的狀態。這樣,王朝覆滅的日子,就為期不遠了。這不僅是後期繼嗣君主個人的問題,也是整個國家機構已腐爛的結果。進而言之,則是整個社會對解決自身面臨的問題,已缺乏有效的手段了。
本卷中收入的繼嗣之君,是「繼世英主」?是「中興明主」?是「守成中主」?是「肇禍昏主」?作者們在忠實於歷史的基礎上,以生動的筆觸作了介紹。讀者不妨在閱讀這一篇篇饒有趣味的帝王傳時,根據上面提及的線索,再作「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