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土改到文革：中國當代100位知識分子的厄難

「一滴水珠可以見太陽」
讀出毛澤東時代和後集權時代的專制特質
殘酷‧卑劣‧恐懼‧猜忌

　　各種不同社會面向下一百多位知識分子的厄難，
　　敘寫了從土改、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反胡風運動、肅反、
　　反右、大躍進、反右傾機會主義、三年災害、四清及文化大革命

　　本書記述了一九四九年起整整六十多年間的中國歷史，有土改的殘酷、鎮反肅反文革的血腥、反胡風運動涉及面的廣大，但大部分是一九五七、五八兩年被劃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知識分子。他們當年響應共產黨「幫助黨整風」的號召，對現實生活中存在的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進行揭露與批評，滿懷熱情地提出許多建議，期待著中國社會的健康發展，卻不料掉進了毛澤東設下的「陽謀」陷阱，成為社會底層的賤民，受盡迫害凌辱，有的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有的在暗無天日的勞教場所餓死、累死、凍死、被打死，這場針對知識份子的曠古未有的大鎮壓，發揚了同類相殘的獸性，使人性中那些善良的道德傳統蕩然無存。它消除了對毛澤東的獨裁統治的威脅，同時也引起了知識分子的大分裂。屍骸無存。

本書特色

　　本書據相當史料價值，它將毛澤東時代血淋淋的現實赤裸裸地展現給了讀者，讓人們看到了一個真實的中國當代歷史。本書從社會各個不同側面記述了當代一百多個知識分子的厄難。

作者簡介

趙旭

　　甘肅積石山縣人。筆名天亮，火日丹。蘭州電力技術學院中文系副教授，中文學科帶頭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蘭州市書法家協會會員，蘭州市作家協會副主席。1980年開始在全國雜誌報刊發表小說、散文、評論、報告文學、紀實作品四百餘篇，約二百多萬字。
 

序言  山寨史學的勃興和當代知識分子的分裂／杜光

採訪篇
十六歲右派李曰垓從囚徒到中學校長
文革中甘肅師大（現西北師範大學）
  ——最早被打倒的歷史系黨總支書記陳守忠
從北大荒850農場走出的畫家徐琴久
附：北大荒850雲山畜牧場右派餓累死亡名單
史葦湘和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右派們
（訪史葦湘的夫人歐陽琳和女婿金長明，並參考王淵《敦煌軼事》）
李正宇的敦煌之夢
北大學生燕遯符的右派人生
附：燕遯符丈夫戴銘辛的右派人生
教育學專家胡德海和西北師範學院的反右運動
九死一生的王守夫
蘑菇灘農場走出的陳根良
一個不為人知北大小右派渣兒博繩武
一個為信仰而活著的右派分子任眾
為民主自由鼓與呼的著名自然科學史家許良英
右派分子姜萬里的勞教生涯
敢於說真話的著名經濟學家茅于軾
黃埔軍人駱振濱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
為祖國前途不斷思考的紀增善
《星火》的刻板和撰稿人向承鑑及「右派反革命案」
謝成——一個文學赤子的右派人生
右派命運造就的能人蔣綏敏
方正一生的吳正中
空軍頭號右派李凌
一位共產黨自己培養的知識分子李焰平
記漫漫上訪維權路上艱難跋涉的著名畫家陳星
不關心政治的大學生右派呂綏生
實事求是的幹部林永萬
反右運動中被誣陷、迫害、冤獄二十年的程志勤
大難不死的科學強人周電輝
與華夏國土同步患難的馮志軒
甘肅天水蕭氏教育世家的血淚經歷
窮而後工的考古、美術學家李振翼
與遠征軍一同蒙冤的李乾棣
畫家左勇文的一九五七
實事求是的後永年
監獄代號是「七九三」的畜牧專家劉禮義
一個不是右派分子的右派分子張遂卿
老共產黨員鍾沛璋的右派生涯

敘議篇
血寫的歷史——記文革中槍斃教授張師亮
「胡風分子」齊岳和「右派女人」席玉瑚的坎坷愛情
兩位不尋常的女性——記和鳳鳴和鄒世敏
文革中被槍斃的中共縣委副書記杜映華
暴風雨夜裡甘粹與林昭的愛情
為悼念王佩英烈士給張大中先生、張可心女士的一封信
為搶救人命而被殺害的「甘肅第一把刀」外科醫生李樹華
有感《煦園春秋——水梓和他的家世》
街頭賣藝的下崗教師陳平福

附錄篇
附錄一：我的右派苦難經歷/水天長
附錄二：我們這個班級/徐梅芬
附錄三：我在「託派子女」的陰影下成長/張曼青
附：張曼青遺書（經公安局字跡鑑定是其本人書寫）
 

序

山寨史學的勃興和當代知識分子的分裂

　　進入二十一世紀後，中國民間逐漸興起了回顧、反思當代歷史的熱潮，出版各種形式的回憶錄、訪談錄、口述歷史等等，蔚然成風。通過對個人經歷和所見所聞的歷史事件的敘述，撕開了當局蓄意掩蓋、歪曲事實真相的帷幕，為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提供了微觀的素材。趙旭根據大量採訪記錄整理的《從土改到文革：中國當代一百位知識分子的厄難》，就是眾多這樣的時代產物之一。雖然它所記述的，多數是生活在社會底層、名不見經傳的知識分子，但由於他們的生平經歷所具有的歷史意義和社會特徵，更使這部著作獲得了文學以外的豐富涵義。它從一些側面勾勒出那個時代的真相，戳穿了當局小心翼翼地掩蓋著的某些神話，批駁了毛左派散佈的「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是最平等的社會」之類的濫言。因而，就其性質和功能來說，它不失為一部具有深遠意義和史料價值的寶貴著作。

　　山寨史學的勃興

　　我把諸如此類提供歷史細節、足以匡正歷史謬誤而又不為官方所容納的著作，統稱為「山寨史學」。「山寨史學」是「山寨文化」的一部分。我之所以要把這類秉筆直書的著作冠以「山寨」的名稱，是因為在嚴厲的《出版管理條例》的管制下，它們很難在正式的出版機關出版發行，即使被出版社接受，也要按照他們的要求，進行大量的刪削修改，而那些刪改的部分，往往又是最重要、最有價值的內容。因此，許多作者被迫把書稿送到香港出版，或者自費印刷，這就有點被「逼上梁山」的味道，稱之為「山寨文化」、「山寨史學」，就是要突出它們受官方逼迫、同官方對抗、向官方挑戰的特徵。

　　山寨文化和山寨史學是專制主義逼迫之下的無可奈何的產物，我們可以從縱橫兩個不同角度來加以考察。

　　從橫向的空間來說，文化專制主義剝奪了民間的出版自由，凡是超越官方容許範圍的著作，媒體和出版機構一概拒絕提供出版或發表的機會，人們只好另行開闢自由的新天地，或自印，或複製，在中華大地的各個角落，生產出無數「山寨出版物」，各自在雖然有限、然而持續擴大的空間裡流布，為老百姓源源不斷地提供官方媒體不可能提供的健康的精神食糧。這些山寨出版物雖然不斷遭受權力部門的打壓：查抄、收繳、封鎖郵路，甚至判刑罰款，但作為山寨文化和山寨史學的載體，它既然為當代人民的精神生活所必需，受到人們的喜愛，山寨出版物就有著廣闊無垠的原野可供滋生繁育，絕不是專制主義的野火能燒盡的。特別是在香港出版的一些記錄歷史事件、臧否歷史人物的著作，儘管中宣部嚴令禁絕，海關查扣，郵局沒收，但依靠網路和複印、傳真等現代技術，這些資料豐富、內容新穎的書籍，仍然跨越「兩制」的地域限制，在境內廣泛流傳，使人們瞭解官修史書裡的許多謬誤，喚起民眾對瞭解歷史真相、觀察社會現象的興趣，在閱讀和傳播、交流的過程中，建立起或加強了他們關切國家前途的歷史責任感。

　　從縱向的時間來說，八十年代培育起來的民主力量，經過一九八九年的殘酷鎮壓，幾乎被摧殘殆盡。但是在民間，依然潛存著對於民主自由和先進文化的強烈期待。面對專制統治的日益嚴酷，許多逃過浩劫的知識分子不甘寂寞，陸陸續續地開闢新的陣地，探尋著推動政治變革和社會轉型的路徑。有的開書店，有的辦雜誌，更多的人則潛下心來，利用八十年代所開拓的眼界和積累的知識，反思歷史，探討問題。一九九二年出版的《歷史的潮流》和《防「左」備忘錄》，就是支持改革的民主力量投向專制統治的梭鏢和匕首。而影響更為深遠的，是對於當代歷史的探究，在尋覓歷史的本來面目的基礎上，總結經驗教訓，從中發現種種社會弊病的來龍去脈，幫助人們從久被蒙蔽的騙局和神話裡走將出來。如王若水的《新發現的毛澤東—僕人眼中的偉人》，通過對蘇區肅反、延安整風、反右派、廬山會議、文革等歷史真相的陳述和分析，揭示了毛澤東的權術和陰謀詭計，從而突破了不許評毛批毛的禁令，把毛澤東推下神壇。這部書雖然到二○○二年才由香港明報出版社正式出版，但在九十年代就已不脛而走，到處流傳，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進入新世紀後，諸如此類具有史學意義的作品不斷問世，網路的普及，更使山寨文化、山寨史學獲得了寬廣的發展餘地。

　　新世紀的頭十年，是山寨史學勃興的十年。有些書寫歷史關節的事實真相和重評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的史學著作，以其豐富扎實的史料和令人信服的評述，直截了當地推翻了官方的某些為了適應政治需要而編造的偽歷史。例如，何方老在香港出版的《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就根據他自己的親身經歷和所見所聞，批駁了黨史上的所謂「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延安整風是一次偉大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等等傳統結論，對於先後在一九四五年和一九八一年經過共產黨中央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都作了入木三分的分析與批判，把這些歷史問題的本來面目，呈現在全黨黨員和廣大民眾的面前，糾正了長期以來以訛傳訛的偽劣史學傳統。

　　在互聯網上和山寨出版物裡，出現更多的是記錄個人生平遭遇、坎坷經歷的文章和書籍，它們以繁多而詳盡的微觀細節和對社會動態的翔實描述，揭露了幾十年來發生在社會各個角落的事件真相，佐證某些官方史著的虛偽和荒誕，成為補充歷史脈絡的不可缺少的構件。

　　與此同時，這十年間還有大量評述施政得失、探討理論是非的宏文和專著，許多描述現當代的人物、家庭和社會現象的文學作品，甚至不少介紹國外先進理論和成功經驗的譯作，也往往滲透著豐富的歷史元素和濃郁的史學意識。雖然其中很多作品因為涉及所謂的「敏感」話題而被拒斥在官方媒體之外，不得不採取「山寨」的形式，但恰恰是在這些不能見容於官方的「山寨文化」、「山寨出版物」裡，包含著最真實、最可靠的史學內容，構成對官方史學的挑戰。清朝的章學誠在他的《文史通義》一書的「易教」篇裡指出：「六經皆史也。」他甚至認為「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龔自珍在《古史鉤沉論》裡也說：「史之外，無有文字焉。」我們不妨說，所有體現社會脈搏和具有時代色彩的作品，都將成為未來歷史的元素。與在輿論導向束縛下的官方媒體不同，山寨出版物的主要特色是自由、真實、豐富多彩。那些被「導向」的作品，充滿了裝腔作勢的陳詞濫調，死板僵化，千篇一律，既缺乏歷史感，也沒有生命力，轉瞬即逝，成為過眼雲煙。而山寨文化卻由於擺脫了輿論導向的枷鎖，得以自由馳騁，因而萬花齊放，千姿百態，其中自有許多可以進入歷史視野的思想成果。所以，同藉口突出政治而弄虛作假的宮廷史學相比較，山寨史學有著更為強盛的活力。它的勃興，既是文化專制主義掩蓋歷史真相、禁錮自由思想的產物，同時也為歷史的去偽存真、撥亂反正，提供了基礎性的材料。

　　（二）當代知識分子的分裂與彌合的歷史回顧

　　《從土改到文革：中國當代一○○個知識分子的厄難》一書所記述的，從一九四九年起整整六十多個春秋的歷史，這裡有土改的殘酷、鎮反肅反文革的血腥、反胡風運動涉及面的廣大，但大部分是一九五七、五八兩年裡被劃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知識分子。他們當年響應共產黨「幫助黨整風」的號召，對現實生活中存在的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進行揭露與批評，滿懷熱情地提出許多建議，期待著中國社會的健康發展，卻不料掉進了毛澤東設下的「陽謀」陷阱，成為社會底層的賤民，受盡迫害凌辱，有的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有的在暗無天日的勞教場所餓死、累死、凍死、被打死，屍骸無存。

　　這場針對知識分子的曠古未有的大鎮壓，發揚了同類相殘的獸性，使人性中那些善良的道德傳統蕩然無存。它消除了對毛澤東的獨裁統治的威脅，同時也引起了知識分子的大分裂。本來同心同德地為建設自由、民主、富強的新中國而埋頭苦幹的知識分子，由此分裂成為三類處境不同的群體：除了淪為賤民的三百多萬（一說五十餘萬）右派分子和所謂「地富反壞」中的知識分子外，有許多知識分子從反右運動中發現了出人頭地、加官進爵的捷徑，那就是唯上唯左，黨指向哪裡就打到哪裡。他們是共產黨的馴服工具，政治運動的積極分子，被毛澤東稱為「左派」。最為大量的是戰戰兢兢地「夾著尾巴做人」的知識分子，他們接受反右運動的教訓，「對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不知道階級鬥爭的大棒哪一天會打到自己的頭上，整天生活在臨深履薄的恐懼之中。這三類完全由於政治因素而陷於分裂的知識分子，分別處在不同的社會地位，各有自己的精神天地。經歷反右傾、四清、文革，儘管具體人員所屬的類別有所變化，但總的說來，整個知識分子的分野，大體上還是這三類。
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去世了。在胡耀邦的主持下，一場平反冤假錯案的政治解放運動和真理標準討論的思想解放運動交錯展開，開闢了知識分子的新生活。賤民階級的消失和對歷史的全民反思，彌合了知識分子的裂痕，即使是極少數留戀往日「人上人」地位的「極左派」，也不得不隨著改革開放的大潮而進退俯仰，隨聲附和。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血案，撕開了知識分子的舊瘡疤，在政治路線上，民主與專制、改革與倒退的矛盾與鬥爭，逐漸由隱而顯。特別是九十年代後期出現權貴、豪強這兩個新的剝削階級之後，知識分子群體呈現出新的分裂形態。進入新世紀後，隨著山寨史學的勃興和毛左派的飆起，這種分裂形態出現了一個不易察覺的變化，到二○○九年才逐漸明朗化。它不僅表現在政治取向上，而且日益明顯地反映在歷史觀方面：對六十年來以至近百年來的不同歷史評價，和對未來社會發展路徑的不同選擇和期許，把知識分子分裂為四類不同的社會群體。

　　（三）歷史上兩種不同的史學傳統

　　為了更好地瞭解當代知識分子由於歷史觀和選擇社會發展路徑的差異而產生的分裂，我們有必要對我國知識分子在歷史觀和史學傳統方面的特點，作一些簡要的回顧。

　　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知識分子是一個重要而特殊的社會群體。幾千年來，他們承擔著傳承文化傳統和為統治者制禮作樂、安邦治國的雙重任務，維繫著我們這個泱泱大國的道統、政統和學統。而這一切都有賴於歷史的記述，清朝章學誠就有「史學所以經世」的說法。歷代的史學著作，既包括宮廷史官撰述的國史、正史，也包括民間知識分子留下的野史、雜史。正史出自官方，古代有內史、外史、太史的官職，還有「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一類的記載；後有所謂「起居注」，皇帝的一言一行，都有史官記錄下來，史書就是根據這些檔案材料整理而成，當然比較可靠。但也未必盡然。如《論語》就記載子貢的話：「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他認為殷紂王沒有史書上記載的那麼壞。孟子也對《尚書》的「武成」篇裡關於武王伐紂時「血流漂杵」的敍述表示懷疑，他說：「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雖然他的論據有些迂腐，但不相信「血流漂杵」的記載是十分明顯的。我們在古代學者為正史所作的箋注和一些讀書記、筆記裡，可以看到他們對史書所記史實的許多質疑、辨證、考異、訂正，說明史書上的記載，並非完全符合忠於事實的史學精神。

　　可見，官方的史書未必全都可信，這就聯繫到史學傳統問題。

　　我國的歷史學向來有兩種截然相反的傳統：

　　一方面，歷史是已經過去的事件的真實記錄，它的意義在於向後人提供前人得失成敗的經驗教訓；如果歪曲歷史，偽造歷史，就喪失了歷史的意義所在。所以，真實是歷史的靈魂。在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的歷史上，凡是正直的、忠於職守的史官，都把書寫歷史的真實性作為必須堅持的最高原則，甚至不惜為此犧牲自己的身家性命。南宋文天祥的《正氣歌》裡，列舉歷史上一些正氣凜然的人物，首先就是「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佚名的齊太史和董狐，都是春秋時代敢於秉筆直書的史官。西元前548年，齊國的大臣崔抒把國君殺了，負責記錄國家大事的太史在竹簡上寫下了「崔抒弑其君」，崔抒見他把自己的罪行記在史書上，那還了得，一怒便把他殺了。太史的弟弟繼承太史的職責，還是這樣書寫，崔抒又殺了他。下面再一個弟弟照樣記載，崔抒還是殺了他。就這樣，為了記錄真實的歷史，太史一家三兄弟都被崔抒殺了；最小的弟弟毫不畏懼，仍然要這樣書寫。崔抒沒有辦法，不敢再殺。這個故事到這裡還沒有完。有一位住在齊國南部的史官（也不知道姓名，史書上稱他為南史氏），聽說太史三兄弟因書寫真相而被殺，連忙帶著竹簡來到都城，準備在太史最小的弟弟被殺後，繼續把「崔抒弑其君」的真實歷史記錄下來。到了都城後，知道小太史沒有被殺，崔抒的罪行已經記錄在竹簡上，便放心地回南方去了。齊太史和南史的這段佳話，彰顯了求真原則在我國史學傳統中的主導地位。唐代劉知幾在《史通》一書的「載文」一篇裡就指出，「為史而載文」應當「撥浮華，采貞實」。梁啟超也在《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裡說：「史家第一道德，莫過於忠實。」

　　但是，記錄真實的歷史，只是史學傳統的一個側面。另一個側面是，史官不能不屈從於來自宮廷或權貴的壓力，因而「史之不直，代有其書」。劉知機在《史通》的「直書」篇裡說：「語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故寧順從以保吉，不違忤以受害也。」「夫世事如此，而責史臣不能申其強項之風，勵其匪躬之節，蓋亦難矣。」他在「曲筆」篇裡又說：「古來唯聞以直筆見誅，未聞以曲詞獲罪。」所以「史之不直，代有其書。」他自敍擔任史官時，「每握管歎息，遲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實能之而不敢也。」另一方面，史官對是非善惡的道德取向，也影響史實的準確性。劉知幾在「疑古」篇裡指出：有些史籍對於「美者因其美而美之，雖有其惡，不加毀也；惡者因其惡而惡之，雖有其美，不加譽也。故孟子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還有就是抬高自己，貶低他人。《春秋》為魯國諱，已開其端。後來史官相沿，竟成傳統。如鄭樵在《通志》總序裡所說，「曹魏指吳蜀為寇，北朝指東晉為僭。南謂北為索虜，北謂南為島夷。」「晉史黨晉，而不有魏。凡忠於魏者，目為叛臣……齊史黨齊，而不有宋。凡忠於宋者，目為逆黨。」近人張舜徽先生在《文史通義平議》裡更認為：「自唐以來設館修史，欲求徵實不誣甚難」，這是因為，「自設館修史之制立，則因緣請托之風行，而好惡是非之准失，史之離忠實愈遠，復何史德之足云。」

　　這兩方面的史學傳統，直到今天，仍然為我們的史學工作者和歷史研究者所繼承。堅持歷史的真實性，力求還歷史以本來面目者，固然不乏其人，而唯上唯權、仰人鼻息，為個人利益而掩蓋歷史真相、歪曲歷史事實者也大有人在。大體說來，官方的正史、黨史、國史在許多問題上往往以曲筆歪曲歷史，甚至為了某些政治需要而偽造歷史。如《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就是毛澤東為了壓制異己、樹立他的個人權威而炮製的。它的最高成就無非是確立了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和毛澤東思想作為全黨指導思想的崇高地位。又如，所謂「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國民黨政府對抗戰勝利所起的作用，「抗美援朝」的緣起，歷次政治運動所造成的災難，等等，都為了一定的政治需要而篡改史實。至於民間的史著、史料，特別是被官方排斥的山寨史學作品，由於沒有「輿論導向」的束縛，反倒能夠忠於史實，敢於揭示真相，直抒胸臆，有的甚至可以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所以，近當代中國的歷史、黨史要繼承我國史學的直書真實的優良傳統，就必須撲滅文化專制主義，讓山寨史學脫去「山寨」的外衣，登堂入室，以它的巨集富而翔實的資料改寫黨史、國史，才能展現歷史的本來面貌，使歷史上的經驗教訓，成為引領我們前進的指路明燈。

　　（四）當代知識分子的第二次分裂

　　與第一次分裂不同的是，這次分裂雖然有著濃厚而強烈的政治色彩，但在許多情況下是通過對歷史的不同敍述和不同評價的形式呈現出來的，反映著不同的史學傳統，引申出對社會發展路徑的不同選擇，因而，儘管兩次分裂具有內在的質的聯繫，而分裂的形態卻展現出不同的特點。根據知識分子對歷史和未來的不同觀點，大體可以分成四類：

　　第一類堅持直書真實的史學傳統，主張還歷史以本來面目。在這一類知識分子裡，包括了三個有所差異的層次。一、出於傳統的正義感，相當多數的人承認還歷史以本來面目的正當性和必要性，但敢於挺身而出，書寫真實歷史、有根有據地否定官方結論的卻不是很多，因為從事這項工作不但需要一定的學識水平和資料積累，還需要敢冒風險的勇氣和作為知識分子的良知。值得高興的是，在史學界，包括黨史界，這樣的知識分子隊伍正在不斷擴大，並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如趙旭的《夾邊溝慘案訪談錄》、廖亦武的《最後的地主》等。二、最能體現山寨史學的是大量通過回憶、反思，為歷史真相提供細節的文章和著作。特別是許多飽經歷史滄桑的老人的回憶錄、口述史，對他們的採訪錄、訪問記，近年來大量地出現於社會。一些「山寨刊物」如《往事微痕》、「網路刊物」如《網訊參考》、《往事》、《記憶》、《黑五類憶舊》、《耀邦研究》、《趙紫陽生平和思想研究》等等，都為山寨史學的興起發揮了推波助瀾的重要作用，參與撰寫、傳播、推廣此類山寨史作的人也越來越多。三、在網路和山寨出版物上發表的所有文章和論著，或說古道今、旁徵博引，或臧否人物、評騭時政，或縱論是非、指點得失，無不包含著一定的史學原素，即使它們不涉及任何歷史事件、歷史人物，也不能沒有一定的歷史色彩。就我近幾年的流覽所及，那些具有一定思想性、學術性的精神產品，大多數是在對當代歷史具有實質性的理解與評價、並且期望社會健康發展的基礎上生產出來的。也就是說，不論這些作者有意無意，他們都屬於能夠繼承優秀史學傳統的知識分子。就第一類知識分子的總體來說，，他們一般在經濟上贊成完善市場經濟，反對國家壟斷；政治上主張改革政治體制，實現憲政民主；在文化方面鼓吹言論和出版自由，拒絕輿論導向；在社會領域支持維權運動，幫助弱勢群體；在意識形態上認同普世價值，批判故步自封。他們在知識分子群體中不占多數，卻是知識分子的主流，因為他們代表著社會進步的正確方向，是推動國家健康發展的重要動力。

　　第二類知識分子是直接間接地為現政權服務的所謂「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學界精英」。其中既有改革開放的得益者，也有「八九事件」以後的新貴。他們以維護現政權的合法性為己任，為了維繫現政權所承襲的道統，就必須重複前人的謊言，繼續掩蓋某些歷史事件的真相。前面所引劉知幾和鄭樵說的那些惡劣的史學傳統，他們都毫無保留地繼承下來了。雖然當政者為了當時的政治需要和統治集團的利益，修正了前人的一些歷史結論，但在許多根本問題上，卻仍然堅持錯誤的歷史觀點。精英們在報刊和書籍裡不斷宣傳那些已經被歷史拋棄的史達林主義、毛澤東思想以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三個代表」等等陳詞濫調，拒絕社會進步，拒絕實質性的改革，成為權貴集團豢養的幫閒和吹鼓手。因為目前的社會格局最符合於權貴集團的利益，最有利於他們保衛自己的既得利益，所以這些幫閒文人反對恢復歷史真相，以免民眾從真實的歷史事件中吸取經驗教訓，改革現行體制，推動社會進步。他們在知識分子中所占的比例很小，但由於他們依託著強大的政治權力，有著豐厚的財政資源，所以顯得能量很大。可是，他們妄圖拉住歷史車輪的所作所為，畢竟是違反歷史潮流的，如果不及時轉變，有朝一日勢必被歷史拋棄。實際上，其中有些人的心裡是清楚的，一旦條件發生變化，他們就會跨進第一類知識分子的隊伍裡來。

　　第三類知識分子主要是從第一次分裂的「左派」積極分子演化而來的。他們經過八十年代的韜光養晦，九十年代的養精蓄銳，世紀交替前後的小試鋒芒，近幾年終於脫穎而出，成為一支引人矚目的社會力量。他們繼承並且發展了我國史學傳統中最惡劣的成分，全盤接受毛澤東獨裁統治時代掩蓋、歪曲、偽造歷史事件的各種謊言，拒絕承認八十年代對某些歷史謬誤的糾正，甚至編造新的神話，美化毛澤東和他所統治的那個悲慘的時代。他們充分利用當前一些不正常的社會條件，如：貧富不均、兩極分化，民間存在著十分強烈的不滿情緒；許多中年人、青年人不瞭解過去的歷史；執政當局嚴禁反思、評論、分析某些歷史關節的是非得失，特別不允許探討歷次政治運動的經驗教訓等等。這就使這些人有機可乘，他們宣傳「毛澤東時代是歷史上最平等的時代」，「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運動」，「說『大躍進』餓死三千多萬人是右派造謠」，「改革開放是資本主義復辟」等等，宣揚「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以階級鬥爭為綱」，「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明目張膽地主張退回到毛澤東的時代。他們反對改革政治體制，反對普世價值，反對市場經濟，反對全球化，依然認為「美帝國主義是我們的頭號敵人」。這是一些毛澤東時代的遺老遺少，他們之所以能喧囂一時，主要是利用了人們對當代歷史的無知。要戳穿這些人的謊言，把民眾從他們的蠱惑下解放出來，就必須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由於當局禁止評毛批毛，禁止揭露歷史真相，使山寨史學的作用和意義更加突出。山寨史學擔負著為當代中國歷史正本清源、撥亂反正的偉大任務。未來幾年，將是第一類知識分子和第二三兩類知識分子爭奪群眾、爭奪話語權的年代，近期的前景殊難逆料，但從長期的歷史發展來判斷，復辟是沒有前途的。袁世凱稱帝不過三個月，張勳復辟才十四天。這些人要恢復毛氏王朝，恐怕連一天的機會也不會有。我們畢竟生活在科學文明的二十一世紀，歷史是不會倒退的。

　　第四類知識分子是缺乏明確的歷史觀和史學傳統、因而也缺乏自主意識的群體。他們對當代的歷史是非不感興趣，對未來的社會前景也不抱太大的期待；只希望能夠有一個衣食無憂的社會環境，能夠應對醫療、教育、住房三座大山的生活條件。這也是最廣大的芸芸眾生的共同期盼。但由於經濟體制改革進入歧途，弊多利少，政治體制改革有言無行，已成畫餅，官商勾結、魚肉百姓的惡性事件層出不窮，使他們始終無法擺脫生活的煎熬和對專制統治的恐懼。因此，他們傾向於希求一個免於匱乏、免於恐懼的的社會，但現實生活卻總是把他們戲弄於矛盾的夾縫之中：學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和社會的輿論灌輸，使他們不得不對現有的統治當局寄以希望，但又對希望的實現毫無信心；知識分子的良知驅使他們用關切國家發展的情懷去反思歷史，思考未來，但對專制主義的恐懼卻把他們趕回安分守己的樊籬；他們同時接受著輿論導向和山寨文化以及毛式理論的影響，卻不願接受任何傾向性的觀點。總之，這是一個處於困惑、不安之中的社會群體。但是，他們既然是知識分子，在他們的思想深處，就不能沒有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特質——傳承優秀文化的歷史感和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感。在知識分子的分裂不斷擴大、他們之間的矛盾繼續深化、爭論日益激化的形勢下，這個群體必然迅速分化，許多人將在山寨文化、山寨史著的影響下，成為推動改革和發展的積極力量。

　　（五）簡短的結語

　　當代知識分子的分裂，是同整個中國社會的分裂和中國共產黨的分裂同步出現的。它雖然到了近一兩年才明朗化，但它的遠因卻可以追溯到五十年代的「社會主義革命」。這場反進步、反歷史、反民主、反馬克思主義的「革命」，使中國從初具民主雛形的社會，倒退為一黨專政、一人獨裁的專制社會，把整個中國社會和知識分子群體撕裂為不同地位、不同待遇、不同前途、不同命運的個體。八十年代的政治解放和思想解放，曾經使這些裂痕有所彌合，而震撼全世界的八九槍聲卻震出了新的分裂。如果說，當代知識分子的第一次分裂是毛澤東專制獨裁的人為產物的話，那麼，第二次的分裂則完全是由於不同政治理念、不同史學傳統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派別之間，在對六十年來的當代史有著不同理解的基礎上，形成了對中國未來社會前景的完全不同的選擇。不但是知識分子，而且在整個社會，從最高層的黨政領導到最底層的蚩蚩群氓，都因理念、期望和價值觀的差異而分裂為幾個大群體：一是主張按照歷史真相反思過去、改革政治體制、實現普世價值的民主派；二是堅持專制制度、反對深化改革、反對社會轉型的既得利益者，即權貴、豪強及他們豢養的御用精英；三是全盤肯定和美化文革前的當代歷史，崇奉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希圖恢復毛澤東時代的毛左派和他們的盲目追隨者；四是在紛紜複雜的政治形勢和社會現實面前眼花繚亂、無所適從，只好隨波逐流、得過且過的普通民眾。中國未來的前景，從長期發展來看，固然會順應歷史潮流，走上民主自由的康莊大道；但近期的走向卻未可樂觀。它取決於前三種社會力量的進退消長。在這三種力量的矛盾鬥爭的過程裡，山寨文化、山寨史學、山寨出版物將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提倡、推動、促進山寨文化、山寨史學的發展，意義就在這裡。

　　《從土改到文革：中國當代一○○個知識分子的厄難》是一部有相當史料價值的著作，它將那個時代血淋淋的現實赤裸裸地展現給了讀者，讓人們看到了一個真實的中國當代歷史，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它的價值將會越來越顯露出來。這裡的四十多篇文章，從社會各個不同側面記述了當代一百多個知識分子的厄難，敘寫了從土改、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反胡風運動、肅反、反右、大躍進、反右傾機會主義、三年災害、四清，以及文化大革命和文革結束以後知識分子的生存狀況，在眾多的具有史學意義的出版物裡，它給歷史留下了沉重的一筆。「一滴水珠可以見太陽」，從趙旭這本書裡所記述的部分知識分子的人生，我們可以讀出毛澤東時代和後集權時代的專制特質：殘酷、卑劣、恐懼、猜忌……這樣的時代，人們還能讓它再來嗎？

杜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