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復初期臺大校史研究(1945-1950)

　　欲了解臺灣近現代學術史的發展脈絡，從臺北帝國大學轉型為臺灣大學的第一個五年，是不可忽略的關鍵。

　　1945至1950年的光復初期，為臺北帝國大學轉型為臺灣大學的關鍵時期。在這段期間，臺灣大學因其地位特殊，不但內有各股勢力傾軋，外亦有政治勢力掣肘，同時也受到社會文化變遷的種種牽連。

　　本書是李東華教授生前力作，為其臺大校史研究的總結集。全書共收錄十篇文章，包括正文七篇、附錄「傅斯年相關研究」三篇，書中以光復初期的四位臺大校長及臺大文學院為主軸，以人事更迭、政策更張為經緯。

　　臺大首任校長羅宗洛，接收臺北帝大，除居間疏導臺籍生過激的民族情感，並勉力周旋於校內的各股勢力。他堅持學術理想，卻被迫捲入政治角力，屢受陳儀掣肘，終究志業難伸，掛冠求去。在陳儀主導下，陸志鴻、錢歌川分別接任校長、文學院長。陸校長任內，爆發了二二八事件，臺大校園難以置身其外，席捲的政治浪潮汩沒了林茂生教授。第三任校長莊長恭，任期雖短，非無抱負，但內外阻力大，用人亦遭非議，危局中陷於孤立無援，只能算是匆匆過場。傅斯年臨危受命出掌臺大，四六事件是其任內的最大衝擊，然傅氏以維穩為先，在其任職的七百天中建立常規、提振校風，解決師資問題，為臺大的未來發展奠立基礎，惟其驟然辭世，改革未及深化。

　　1945至1950臺灣大學的歷史，非止於一校之歷史。當時臺大經歷的困境與衝突、過渡與轉折、傳承與創新，同時也是臺灣整體學術、教育、文化發展的縮影與精華。本書不但是認識臺大早期校史，也是了解當時臺灣學術史的最佳讀本。

作者簡介

李東華

　　祖籍河南省嵩縣，1951年生於臺灣臺東。1981年獲得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國家文學博士。1982年起留任臺大歷史學系，歷任副教授、教授、系主任、文學院院長等職。2007年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海洋史研究專題中心合聘為研究員。同年自臺大退休，轉任輔仁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李東華教授研究領域大致在中國海洋發展史、中國近現代史學史、臺大校史三方面，先後出版《中國海洋發展關鍵時地個案研究：古代篇》、《方豪先生年譜》、《羅宗洛校長與臺大相關史料集》等書。

編輯凡例

卷頭語：臺大的開放校風與人文精神
一、籌設階段重視人文、社會之精神已然顯現
二、1931年文政學部教授反專斷、爭取教授會權力事件
三、理、農之爭與學部分立
四、學生對臺北帝大學風的體驗

第一章　光復初期的臺大文學院──羅宗洛接收時期（1945.10-1946.5）
前言　臺北帝大及文政學部梗概
第一節　羅宗洛與臺北帝大的接收
第二節　羅宗洛在臺大與長官公署的交涉
第三節　接收時期的臺大文學院
餘論

第二章　光復初期臺大文學院的轉折與奠基──陸志鴻校長時期（1946.8-1948.5）
序言
第一節　陸志鴻接掌臺大
第二節　二二八事變前的臺大文學院
第三節　二二八事變與林茂生遇害
第四節　錢歌川到任與文學院之轉折
第五節　文學院之「初建」
第六節　許壽裳來校任教及其被害
第七節　陸志鴻去職：兼論其功過得失

第三章　光復初期臺大文學院的轉折與奠基──莊長恭校長時期（1948.6-1948.12）
前言
第一節　莊長恭校長之挫折──臺大教授解聘事件
第二節　莊長恭校長之挫折──總務長任用及續招轉學生事件
結語

第四章　光復初期臺大文學院的轉折與奠基──傅斯年校長時期（1949.1-1950.12）
前言
第一節　傅斯年校長的上任
第二節　傅斯年對高等教育的著論與看法
第三節　傅斯年出長臺大的理念與實際
第四節　傅斯年與文學院陣容之重整
結語

第五章　臺灣專業史學的傳承與轉折──從帝大到臺大
前言
第一節　日據時代臺灣專業史學的初建與發展
第二節　光復初期日本史學的延續（1945-1948）
第三節　光復初期中國史學的引入、轉折與茁壯
第四節　日本史學傳承的消散
餘論：臺灣史學日本淵源延續與消退的原因

第六章　光復初期的民族情感與省籍衝突──從臺灣大學的接收改制做觀察
前言
第一節　主要人物簡介
第二節　光復初期民族情感之澎湃──以羅宗洛接收時期為例
第三節　文化衝突例一──臺大醫院罷診事件（1946.3.22-4.11）
第四節　文化衝突例二──二二八事變前後，林茂生所扮演的角色
第五節　杜聰明、莊長恭與傅斯年
結論

附錄：傅斯年相關研究

傅孟真先生臺大七百日史料抄
一、楔子
二、傅孟真臺大校長任內大事紀要
三、布告文章等原始文獻摘錄

傅斯年與史料學派──實際運作之研究
前言
一、史語所成立時期的人事──傅斯年與顧頡剛的合與分
二、傅斯年與陳寅恪之合作

從往來書信看傅斯年與夏鼐的關係──兩代學術領袖的相知與傳承
前言
一、傅斯年對夏鼐治學途徑的指導與影響
二、夏鼐入史語所後與傅斯年之互動──西北考察團期間
三、抗戰勝利後夏鼐與傅斯年的互動
四、夏鼐代理史語所所長期間的表現
結語

徵引書目
索引
編後語

卷頭語

臺大的開放校風與人文精神（摘錄）

　　臺大的歷史，包含日據時代創立的臺北帝國大學（1928-1945）和光復後改制的國立臺灣大學（1945年迄今）兩部分，其傳統校風與精神自應兼及兩校合計八十餘年的歷史。

　　臺北帝國大學是日本殖民統治臺灣時期所創立的大學，受到帝國及總督的管轄，有為殖民地服務的功能性目的。但另一方面，她既是帝國大學，因而也和日本本土的帝國大學一樣，享有學術研究機構（非一般教育機關）得天獨厚的特殊性質，具有一定程度的學術獨立性與開放性。正如臺北帝大首任總長幣原坦（1870-1953，1928-1937在任）在帝大籌備期間所宣示的：「總督府設置臺北帝大的目的，在於利用臺灣地理人文條件，發展以臺灣為中心的華南及南洋研究。」其功能性目的與研究掛帥之雙重指標躍然紙上。

　　隨著時局的發展，臺北帝大由最初的文政、理農二學部，1936年增設醫學部，1943年理、農二部分立，並增設工學部。戰時更曾增設熱帶醫學（1939）、南方人文及南方資源科學（1943）三研究所，其功能與實用性格不斷增強。在短短十七年的校史中，已有可供後人緬懷效法之處，爰舉數例於後。

　　一、籌設階段重視人文、社會之精神已然顯現

　　日本殖民政府在臺創設大學雖起意於1922年田健治郎（1855-1930，1919 年10月至1923年9月在任）總督任內，但日本國內意見或認為臺灣設立大學尚非其時，或認為設立大學與統治臺灣之根本方針有違。縱使要設立大學，臺灣也只需設立以醫學部與農學部為主的實業大學即可。這些看法與見解，均因其後擔任總督的伊澤多喜男（1869-1949，1924年9月至1926年7月在任）之堅持而有重大轉變。伊澤就任後，先揭櫫他的治臺理念：「臺灣的政治並非為了日本內地人民的政治，而是為了臺灣人的政治。」因此在前幾任總督懸而未決的教育問題上，伊澤認為以籌設臺北帝大最為重要，決心不顧國內人士之意見，傾注心血以求其實現。伊澤總督委任其好友日本史專家、文學博士幣原坦負責籌備，先後在1925、1926兩年編列「帝國大學創設籌備費」及「大學新營費」，並派遣預聘之教授以總督府「在外研究員」名義赴國外預作相關之留學、研究，積極籌辦新大學。在未來大學的規模與內涵上，伊澤總督也有一己之抱負與理想。他反對僅以發展實業大學為已足，力主在實業大學之外，同時發展臺灣相關文化，並以此為大學創設目標，故未來的臺北帝大必須包括人文學科在內。

　　1925年10月9日至11日，大學創立會議於總督辦公室舉行，伊澤總督首先說明文科與理科為學問之基本，故應從建立文、理學部著手。與會者不敢忤逆總督之言，均表示以本質而論總督所言固屬正確，但觀察臺灣現狀，若僅設文理學部，學生畢業後社會需求極少，建立大學的效果相對薄弱。後經全體與會人士反覆討論，最終確立臺北帝大文科以外加法科，理科以外加農科的綜合大學基礎結構。伊澤總督並特別強調設置法科非以「法律屋」（靠法律吃飯者）為目的，而是為培養有儒學道義為基礎之政治人物，因而臺北帝大政學科在法律科目外，需要與文科學生一樣必修東洋倫理學，同時兼選修其他文科科目，這與當時已成立之大學法科殊異其趣。

　　伊澤總督以其超人之識見、迥異常人的人文關懷，前瞻性地樹立早期臺北帝大之基調。在幣原坦籌備執行下，使原本口徑一致、偏向於實業大學導向的臺北帝大，扭轉成為不偏廢人文、社會科學，並重視基礎科學的大學理想精神。緬懷前賢，不勝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