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人活著不是為了拖動鎖鏈，而是為了張開雙翼
在我動身的時光，祝我一路福星罷，我的朋友！天空裡晨光輝煌，我的前途是美麗的……雖然間關險阻，我心裡也沒有懼怕。旅途盡頭，星辰降至。──泰戈爾
我將美國視為彼岸，抵達美國十年之後，寫了《此心安處：美國十年》一書，記述了在美國開啟人生下半場、重新確認身分和願景的過程。
與此同時，中國乃至世界範圍內的移民潮愈演愈烈──敘利亞內戰和烏克蘭戰爭引發數百萬難民在國境內和國境外逃亡。中國人的逃亡，則迅速演變完成「偷渡」、「潤學」（「跑」的英文RUN，音譯為「潤」，習近平暴政下，關於如何逃出中國的討論被稱為「潤學」，「潤學」是當代中國無與倫比的顯學）和「走線」三部曲。
巴拿馬移民機關統計顯示，二○二三年一月間通過「達連隘口」的中國移民有九百一十三人，到了九月間人數增至兩千五百八十八人，從一月至九月的累計人數則有一萬五千五百六十七人。 相較之下，二○二二年全年只有兩千零五名中國移民通過「達連隘口」，從二○一○年到二○二一年之間累計則只有三百七十六人。這一增長速度極為驚人。過去，「偷渡」是祕而不宣的；如今，「潤學」和「走線」在社群媒體上堂而皇之地討論，網上很容易找到事無巨細的「攻略」和「寶典」，參與者公開接受美國之音、自由亞洲電臺等媒體訪問。《華爾街日報》在一篇報導中指出，這一現象與習近平的統治有關係，該報基於對十幾位正在「長途跋涉之中」或「近期剛剛抵達美國」的中國人的採訪分析說：「在中國各個收入階層，都有大量的人在外流，這些不顧危險經由拉丁美洲進入美國的中國移民是其中一部分。習近平上臺後，民營部門受到擠壓，被迫裁員，這促使企業家外逃。還有人擔心，隨着習近平開始第三個執政任期，政治高壓只會變得更讓人窒息。」其中，最普及的一條「走線」線路是：第一站到土耳其，再飛厄瓜多，經祕魯，沿着南美洲海岸線向北走，抵達委內瑞拉。接下來，穿越安地斯山脈，前往加勒比海，坐船或坐飛機前往巴拿馬、尼加拉瓜等。在中美洲地區繼續向北走，穿過瓜地馬拉、貝里斯等國家，最終抵達墨西哥與美國的邊界，然後輕而易舉地跨越川普尚未完成的邊境牆，就大功告成了。
我不能認同非法越境行為，但我對這些放棄安土重遷的文化傳統、孤注一擲挺進異國他鄉的中國人又心存憐憫，畢竟紐約港的自由女神像下鐫刻著詩人艾瑪．拉撒路的詩句：「那些窮苦的人，那些疲憊的人，那些蜷縮在一起渴望自由呼吸的人，那些被你們富饒的彼岸拋棄的，無家可歸、顛簸流離的人，把他們交給我，我在這金門之側，舉燈相迎。」當年，一位來自希臘的移民回憶道：「我看到了自由女神像。我對自己說：『女士，你可真美！你張開雙臂，讓所有的外國人都來到這裡。給予我機會在美國證明自己的價值，成就事業、成就自我。』那座塑像將永遠留在我心裡。」
我就想，僅僅講述我自己的故事是不夠的，更多逃離故土、追求民主、自由和安全的流亡者的故事需要被講述。於是，有了這本《活著就要RUN ：流亡者讚歌》。這本書描述了多姿多彩、千奇百怪的流亡。加拿大作家梅維斯．迦蘭寫過一篇名為《多彩的流放》的小說，寫二戰期間逃亡到加拿大蒙特婁的難民的故事，「這是個無邊的奇蹟，我簡直看不夠他們，他們自己從我閱讀和嚮往的文學園地的曙光裡走出來。我把他們視為是值得期待的社會秩序的先知，這個秩序由公正、平等、藝術、人際關係、勇氣和慷慨組成。他們中的每個人──比利時人、法國人、德國天主教徒、德國社會主義者、德國猶太人、捷克人──都是一本我想從頭讀到尾的書。」文學史家勃蘭兌斯指出，流亡文學是一種表現深刻不安的文學。流亡者也是一群深刻不安的群體，他們將黑暗拋到身後，但前方能否找到光明，他們並不確認。他們能將深刻的不安轉化成源源不斷的想像力與創造力，讓自己的生命在由陌生而熟悉的土地上如深夜的星辰般閃耀嗎？或退而求其次，至少「此心安處是吾鄉」，克服鄉愁，戰勝悲苦，免於恐懼，獲得心靈的充盈、安寧、快樂與幸福？
上部「中土乃惡土」講述華語文化圈的流亡故事。
以時間而論，當代史上大規模的流亡潮有四個時間節點：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席捲中國，「不從中共者」逃往香港、臺灣以及更遠的地方；一九七六年，毛澤東死去，文革暫告結束，中國緩緩打開國門，被關在鐵幕後將近三十年的人們，終於有了飛越瘋人院、走向自由世界的希望；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屠殺，數以千計的學生和知識分子逃離中國，已在美國和歐洲的數十萬中國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因禍得福獲得「六四綠卡」；二○一二年，習近平上臺後中國走向全面法西斯化，人類歷史上史無前例的封控防疫讓人窒息（時間節點更早可追溯到二○○八年北京奧運會，「大國崛起」元年），不願做「韭菜」和「人礦」的中國各階層人士，紛紛用不同方式離開愈來愈像地獄的祖國。在這些時間節點上，更有藏人、維吾爾人、南蒙古人等諸多受到中國殖民暴政壓迫的少數族裔走上流亡路。
以地點而論，作為流亡之島的臺灣和作為流亡之城的香港，以及兩地「風水輪流轉」的「雙城記」，尤其值得關注。李登輝執政後，發動寧靜革命，臺灣告別白色恐怖、走向民主化，由流亡者的中轉站和淒風苦雨中的「亞細亞的孤兒」，鳳凰涅槃般成為美麗島福爾摩沙，成為亞洲乃至全球民主自由燈塔及良善力量，大部分第二代、第三代「外省人」實現「在地化」，成為認同臺灣的臺灣人，願意「同島一命」，用生命捍衛土地和自由。反之，一九九七年，中共接管香港後，二十多年時間，香港一步步淪為一座被惡魔攻破的「逃城」。香港再也無法接納和庇護流亡者（如一九八九年「黃雀行動」拯救被通緝的天安門民主運動參與者），香港已然自身難保：香港的監獄中塞滿數以萬計抗爭者，更多抗爭者被迫踏上漫漫流亡路。
更有數萬流亡藏人在印度北部建起一座新的聖城──達蘭薩拉。這座小城的居民全都是流亡者，其精神領袖達賴喇嘛本人也是流亡者，小城雖小，卻成為圖博民族保存其文化、宗教和民族精神的樞紐。
流亡者逃離的路線錯綜複雜，逃離的方式驚心動魄。他們看似被故國和故人唾棄，卻昂首挺胸、在風雨中擁抱自由。流亡者的是非成敗，不會轉頭即空。流亡不是結束，而是新的開始。在流亡路上，他們看過更圓的月亮和更壯闊的風景，遇到過更貼心的同伴和更美妙的故事。高行健說：「這是一段流浪，一種自我解脫。最好獲取自由的方法就是找到一條通向自由的新道路，為我的創作尋找新的主題。」哈金說：「應該接受自己的邊緣性，正是這個邊緣性使流亡作家區別於本土作家，成就自身獨特的抱負。」
下部「世界是我家」講述全球範圍內的流亡故事。
以時間而論，從古希臘到古猶太，放逐與自我放逐一直是英雄和先知的宿命，以及某些民族的宿命（猶太人）。近代，大航海和全球化時代來臨，陸上和海上交通更容易，但民族國家成形，國境上建起圍牆和鐵絲網，政府變成權力無邊的利維坦，公民出國和進入別國需要護照等旅行證件，流亡反倒變得更不易。一戰、二戰及冷戰三個重要時間節點，帶來前所未有的移民潮，有時是整個種族和整個階層被連根拔起，拜「現代性」所賜，「大屠殺」和「集中營」成為籠罩在移民（難民）頭上的烏雲與雷電。
以地點而論，我特別選擇蘇俄、納粹德國及東德、「血色大地」中東歐、南美等極權肆虐、流亡者前仆後繼的地方加以書寫。暴政肆虐的國家必然盛產流亡者。有些不幸的流亡者，經歷過多重流亡生涯：先逃離蘇俄的暴政，然後還要逃離納粹的暴政。流亡者的多產之地還有拉美、亞洲及非洲的獨裁諸國。德裔羅馬尼亞作家赫塔．米勒寫道：「這裡不是我的家／哪裡有西奧塞古／哪裡就是異鄉。」在獨裁國家，唯有獨裁者一個人活得滋潤快樂，其他人（包括其身邊的打手）都是卑賤的奴才，「如果一位獨裁者在頭腦中需要一個家鄉的話，那麼它只能是：蔑視人……為了他自己作為統治者能夠病態地自尊，獨裁者狂熱而不顧一切地蹂躪著國家和人們」。毫無疑問，對自由人而言，「哪裡有西奧塞古／哪裡就是異鄉」，亦可置換為「哪裡有暴政，哪裡就是異鄉」、「哪裡有暴君，哪裡就是異鄉」。暴政和暴君張牙舞爪的地方，就是必須逃離的「垃圾場」。
很多流亡者在移居地取得了在出生地無法想像的成功。他們不再是千夫所指的「寄生蟲」、「流氓」、「賣國賊」、「人民公敵」、「帝國主義的走狗」，而是萬眾矚目的諾貝爾獎得主、藝術大師、學術巨匠。流亡者在更加廣袤的天地中漂泊或定居，穿梭於多種迥異的語言、文化和宗教之間，用一種積極樂觀的態度經歷無法避免的流亡生涯，巴拉圭流亡作家奧古斯托．羅亞．巴斯托斯說：「我不能去抱怨……流亡生活帶給我的除了對暴力和人類價值失落的憎惡，還有對普遍人性的理解。流亡給予我一種視角，以這種視角我可以以他者的觀點來看待我的國家，並因為那裡發生的巨大不幸而活下去。」或許，唯有身在別處，才能對原來隸屬的土地、族群和文化作出最徹底的反省與批判。
對於我熱愛的別爾嘉耶夫、艾茵．蘭德、納博科夫、布羅茨基、米沃什、馬尼亞，我用最大的篇幅向他們致敬。納博科夫說：「在美國，我比任何別的國家都感到快樂。正是在美國，我擁有最好的讀者，他們的心靈與我相遇。在美國，我心智上有回家的感覺，美國是我真正意義上的第二故鄉。」布羅茨基說，「我在冰山之上眺望過大半個世界，測量地球的寬度」，而「流亡是詩人終其一生的命運」。米沃什說：「在困境中，一個作家的質量便取決於他騰空跳躍的能力，取決於跳板給他的反彈力量。」他將自己視為一個在「荒原」上尋找出口的人，即便其努力失敗、被人視為「怪胎」，此種努力「不僅是最為理所當然的，還是可敬的」。同樣也是流亡者的我，從他們那裡得到了安慰、鼓勵和愛。
很多人被厄運套牢，未能「潤」出牢籠。
一九四○年九月二十六日，班雅明因為西班牙拒絕他入境，在法國邊境那一側的一個小旅館房間裡吞下大量嗎啡，並於次日上午去世。
年輕的歷史學者沈元是天縱奇才，在現實生活層面卻是不諳世事的書呆子，裝扮成黑人闖入非洲某國駐北京使館，導致他被捕並被槍殺。
殷海光從中共得勢的中國逃亡到臺灣，但臺灣不是「自由中國」，他的特務環伺的家是「孤島中的孤島」，他憂憤成疾，英年早逝。
此前多次放棄流亡機會的劉曉波，在癌症的最後時刻，期望攜帶妻子出國治療，卻在全世界媒體的關注下，在病床上骨瘦如柴地死去。
他們未能逃出生天，不是他們不夠努力，而是現實太殘酷。
我質疑和批判的對象，是另一種意義上「失敗的流亡者」──他們的肉體已「潤」出中國，精神卻從未離開，就如同哈金的比喻：就像天上的風箏，看上去飛得很高很高，線卻仍掌控在放風箏的人（共產黨）手中。他們沒有張開雙翼，身後依舊拖著沉重的鎖鏈。
一九八○年代在中國洛陽紙貴的報導文學作家劉賓雁的創作和思想，自流亡之後就停止了。他被「中國的良心」這個宏大敘事壓垮──他以為中共政權在「六四」之後兩三年就會垮臺，他能載譽歸來，但中共迅速站穩腳跟並讓經濟高速發展，此一事實給他沉重打擊。實際上，沒有人能充當「中國的良心」，每個人只能是自己的良心。劉賓雁與被譽為「俄國的良心」的索忍尼辛一樣，終身都在此一「神光圈」中打轉，未能善用流亡的命運開創一段嶄新人生。同為流亡作家的蘇曉康在一篇紀念文章中指出：「對賓雁，無論歐陸古典、英美氣象，仍不過是西洋鏡，他卻只惦念江東父老。與其說中國的百姓不能沒有這顆『中國的良心』，倒不如說劉賓雁更不能沒有中國老百姓，於是放逐他，便是把他從中國的胸膛裡摘除出來。」
詩人顧城「潤」到紐西蘭激流島，他在島上幹了很多事情──從原始的採摘，採野菜、海菜吃，到種菜、養雞，算「農業」；還養過羊、兔子，賣雞蛋、賣雞肉春捲，進入「畜牧業」、「商業」；再回到藝術創作，進入本行「文藝事業」，寫作，給人畫像。他似乎可自食其力。他卻因為「女兒國」烏托邦破滅，悍然殺死妻子，再殺死自己，留下孩子孤苦伶仃在人間。在人心深處，有不忍和殘忍，也有悲哀和狂喜。如傅雷給傅聰的家書中所說，先做一個人，再做一個音樂家；詩人也當如此──先是人，再是詩人。可惜，顧城將此一秩序顛倒過來，以為詩人就有殺人的特權。哈金在詩歌〈流亡的選擇〉中寫道，即便在一座安靜美麗得快讓人窒息的島上，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地生活，「他最終選擇自殺／甚至對妻子也下了毒手／因為他覺得實在無路可走／完全被瘋狂和恐懼壓垮」。哈金提出的正確出路是，「一開始他就應該明白／選擇了流亡／就不會再有自己的土地／──他心裡將湧起／不斷出發的欲望／他的家園只能在路上」。
鄉愁是很多流亡者不能順利開始一段新人生的關鍵障礙，歌德認為鄉愁是病態，毫無用處。哈金指出：「漢文化中流亡的概念與西方不同，中國古代的流亡者無論飄落到多遠，也走不出漢文化圈。最多是蘇武牧羊北海，但那裡仍是漢文化的邊緣，是匈奴等部落繁衍的地方。如今流亡意味著去國離鄉，不得不在異國生活──學習外語，學會謀生，接受人類共有的價值，甚至生根。在中國人的基因裡，這種異化的生存狀態很難承受，所以許多海外流亡人士常談起將來能『回家吃餃子』，好像餃子只有故鄉的香。」是的，如果不能在精神上刮骨去毒、跟出生地「斷奶」，空間上的流亡仍然無法帶來精神上的自由。
詩人宋琳說過，真正的流亡，一個人就是一個種族。以此與所有勇敢的流亡者共勉，讓我們都用生命來寫流亡的故事，這個主題無窮無盡。
二○二三年一月初稿
二○二三年十月二稿
二○二四年一月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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