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梁任公先生(代序三)
梁任公先生晚年,嘗自比於梨洲。黃梨洲先生年登八秩,神明未衰,白頭著述,矻矻不休。梁任公先生亦自稱元氣淋漓、不讓後生,乃享壽未滿六旬。其生平志業,多未成稿;棲依西山,想有遺恨。自梁先生之歿,輿論界似甚為冷淡。先生遺體將於今日在北平香山臥佛寺之東坡安葬。余昔年遊學金陵,嘗侍先生,追懷良師,不能無一言。梁先生在中國近世史上各方面之貢獻,現代史家必有作詳盡之研究者;本篇所述,僅余之雜感而已。
世界大戰,其影響至深且遠,當時我國思想家亦受其影響,議論紛紜,其重要者約可分為三派。總理之民族主義,主張發揚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所謂集中外之精華,防一切之流弊。其他二派,則各有所偏激。梁任公先生鑒於歐洲戰後殘破荒涼之狀,思以中國古代聖哲之人生觀,挽救西洋文化末流所得之沉屙。《新青年》派則另趨一極端,以為中國文化已將破產,欲藉重西洋文化根本改造之。吾人細讀總理遺著,於梁先生之學說,似少貶辭,但於《新青年》派則甚致不滿,謂其傾向於世界主義,失去中華民族自信之心,實為民族之致命傷。
例如《新青年》派欲廢除文言,總理則以文字為民族精神之一要素,中國文字雖仍古昔,其使用之技術,則日見精研,富麗殊絕云云(見《建國方略‧心理建設》第三章)。即此一端,總理已不能予以贊同。至最近數年來,後述二派,已如冰消雪解,風流雲散。平情論之,彼等亦皆中國之志士仁人,吾人不能不加以相當崇敬。且其持論所以偏宕之故,吾人以為與其加罪於個人,不如加罪於近代留學制度。在梁先生於國學造詣特深,服膺於先哲之古訓,雖於戰後親至倫敦、巴黎實地考察,究屬走馬看花,其所窺見之歐洲,殆屬皮相之見,其輕視西洋文明,與《新青年》派之輕視中國文明,誠所謂過猶不及。若《新青年》派,多屬留學生,出國之時,程度甚淺,於本國文化既無真知灼見,及回國之後,自以為一蹴而致青雲,不肯虛心研究;而於總理閱歷世界老成謀國之深意,復不肯虛心領教;遂專事攻擊,不負責任。
昔王荊公有云:「命之重大,而承以輕眇,茲榮也,只所以為愧也歟。」此係荊公謙遜之辭,若移作現代外國留學生之評語,其真能無愧否耶。是以今後中國之留學政策,應從速變更,實行精兵主義。梁先生嘗鑒於近代留學運動成績之少,於六朝三唐留學印度之歷史,詳哉其言之,而以玄奘法師為理想中之學者。玄奘出遊,在唐太宗貞觀二年秋,時年二十有九,在國外凡十七年,居印度那(「那」原誤作「邦」,據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史學雜誌》一卷五期轉載之文校改。下文凡此,不再注出)爛陀寺凡五年,親受業於戒賢大師。
學成之時,印度戒日王為奘開辯學大會,奘立真唯識量,懸諸國門,經月無人致詰難者。歸國後十九年間,譯事未嘗一日輟,譯經凡七十五部,共一千三百餘卷。意譯直譯,圓滿調和,斯道之極軌也。其絕筆之時,距圓寂僅一月耳,其間猶隨時為弟子演講,無一日暇逸。其所著《大唐西域記》,為世界地理學之寶典。玄奘卒時,在高宗麟德元年,壽六十三。帝廢朝三日,四方會葬者數萬人,前後無比。梁先生稱玄奘法師為千古學者之模範,先生所作論文,亦以此為最有精采之一篇。
當十七世紀初葉,英國大哲學家培根,著有《理想國》一書(即New Atlantis),亦主張派遣專門名家,常駐文明各國,學習異國之語言,研究異國之科學,調查異國之生計狀況,採集異國之文學作品,以十二年為期,期滿回國,報告心得。如此繼續不息,可將世界各國之文物精華,囊括無遺云云。培根所定之留學年限似甚長,然我國果能矯正從前漫無限制之留學政策,集中精力,每年只選派少數清修苦節、篤學有道之士,分赴海外各國求學;國家審慎從事,優加愛護,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從容暇逸,孜孜不捨,又令其有嚴密之組織,分功合作,對於世界文明各國風俗人情、典章制度之真相,謀為有計畫、有系統之輸入;而復以餘力,將中國數千年來光明燦爛之文獻,譯為各國文字,以宣傳於世界。所謂「以建民國,以進大同」,此乃國民革命最大之目的;梁先生之政治理想亦不外乎此。然如何方能勇猛精進,以達到此目的,則不能不講求至善之方法,秉國政者,幸留意焉。
昔義大利第一次國會開幕之時,瑪志尼大呼曰:「吾人已造義大利國,今則須造義大利人矣。」自國民政府定都金陵以來,已歷二年,時事艱虞,於教育一端,亦尚在草創規模。吾人近年廁身於教育界,深感其精神渙散,意氣消沉,幾無學風之可言;長此蹉跎,實堪危懼。最近立法院曾討論大學之組織,於大學必須設立自然科學院,曾引起院內外之激烈辯論,其極力注重科學根柢,自應博得有識者之同情。但唐人詩云:「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吾人以為基礎確立之後,尚有更高貴之一事,即文化訓練是也。現在大學學生,入學之初,即須認定某一學系,畢業之時,又自以為屬於某一學系;其視學問,若先施公司百貨商店,某部某部各守範圍也者。我國古代聖賢論大學之道,曰「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總理稱此段理論,逐漸發展,乃全世界最完備之理論。
現代科學昌明,遠邁前古,致知格物,當為大學教育之基本,自無待言。但自然科學之性質,乃超於時間空間之外,如何灌輸學生以民族之精神與高尚之理想,免致成為閉關自守之專家,則文化上之公共訓練,亦必不可少。
古人有言曰:「文勝質則史,質勝文則野,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大學教育之宗旨,非僅欲養成專門學者,尤欲養成君子之道。昔梁任公先生在金陵講學,見一般學生,只知埋頭伏案,研究科學上之原理原則,而於精神上之修養,並不感其重要,故毅然欲在天津創辦文化學院,以補救現代機械式教育之缺憾。後文化學院以私人資力有限,未曾實現。但吾人以為當代教育家,對於文化訓練一事,仍不能不採納梁先生之主張。
梁先生所宣導者,為自由講學之風,與現代大學制度,本可併行不悖。其要旨即在普通大學教授之外,設立若干特別講座,延聘德高望重之大師,予以充分之閒暇,一聽其好學深思,縱覽萬事萬物,融會而貫通之。此種講座,並不屬於任何大學,而在國內大學輪流演講。每週雖亦規定上課時間,但無需上課證,亦不給學分。各院各系之學生,可在一堂聽講。其演講題目,則任其自由選擇,任其興到神來,發為獨立不羈之評論;能令人肅然起敬,穆然神往。大學學生,常受此種公共訓練,對於人格修養,以至於國家大事世界大勢,漸有共同之態度、共同之理想,而足以補平時專科教授之所不及。國人所期望之中心人物與中心思想,當在此等空無依傍自由講學之學者求得之。
昔梁先生在金陵講學,不及三月,而教澤在人,令人念及,輒興高山大澤之思,豈非其成效歟。南高、東大,已成為歷史上之名詞矣,其在現代教育史上之地位,茲不遑置論。惟有數事,頗有紀念之價值,即如聘請梁先生南下講學,並賃定成賢學舍,敬候起居,梁先生亦常於暇時,邀集學生,悠然敘談,有欣欣向榮之氣象;此則古代尊師重道之意,流風未沫者也。
梁先生學問興趣極廣,自言對於文哲史地諸學,均所愛好,而於史學興味尤濃,其用力最勤,著作亦最為宏富。昔孔子論作史方法,分為其文、其事、其義三種。唐代史家劉子玄遂倡史家三長之說,即才學識三長,誠為千古不磨之論。由今日言之,凡欲成為偉大之史家,必須兼具文學之情操、科學之知識、哲學之思想。而一般史學,大都得此失彼,若兼具此三長,真曠世而一遇,難能而可貴者,此劉子玄所以有「史學之難,其難甚矣」之歎也。梁先生以卓絕一世之天才,膺此一席,必能勝任而愉快,固為眾望之所歸矣。
夫歷史為各種學問之綜合,歷史家之責任,非僅在覽時事之變遷,於各種科學之發達,亦不能不略知甘苦。數年前,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成立時,曾請梁先生公開演講,其講題有關於生物學,當時在座之科學家,均加讚賞,稱其善於辭令,梁先生實近代最富於修養之一通人也。若其風發泉湧、透澈晶瑩之文章,與其鑒微探本、疏通知遠之思考力,則既聲望所歸,萬流仰鏡,不必更贊一辭矣。
梁先生晚年息影津門,優遊林下,嘗有志於《中國通史》之草創,使壽之以年,當不讓司馬溫公專美於前。或有疑其烈士暮年,壯心未已;但吾人誦其「竊自比於梨洲」一語,應鑒諒其心跡,在於著書立言,教育英才。或又慮梁先生與國民黨政見不同,恐於近代歷史不能為公平之紀載;惟梁先生近年獨倡史家四長之說,取章實齋先生《史德》一篇,津津樂道,此可見其廓然大公之心。今先生往矣,先生所欲結撰之《中國通史》,不得不有待於後起者之努力矣。雲重積而復散,雨垂落而復收,此情此慨,良無以喻。
梁先生為玄奘法師所作讚頌有云:「武士當死於戰場,學者當死於講壇。」梁先生之文字,感人至深,大抵類是。嗚呼,王靜安先生不死於講壇,而死於清流;梁任公先生不死於講壇,而死於醫士之手;哀老成之凋謝,慨文獻之寥落;北望西山,不禁為之泫然者矣。
張其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