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去吧,去吧,去吧,鳥兒說:人類
不大能承受得了事實。
心理學家金巴多(Philip Zimbardo)五歲的時候,因為雙肺炎及百日咳進了紐約的維拉派克醫院。
他提到:「醫院裡滿滿的都是病危的小孩,早上起床時,我們會問『查理呢?』護士總是回答『他回家了』,然後我們會說『太棒了,查理回家了!』但是每個人都知道,『回家』的孩子其實都死了。」重點是,只有否定事實,才能保有希望。
金巴多跟他的病友們都選擇視而不見,否定太過殘酷、令人無法接受的事實。大家都如此,長大後也一樣,當我們一再否定讓人不悅但卻必須被承認、討論、解決和改變的事實,問題就來了。大部分的犯罪都不是發生在看不見的暗處,而是在眾目睽睽之下,只是很多人都選擇視而不見,在天主教堂、證券交易委員會、納粹德國、馬多夫基金、英國石油公司的煉油廠、伊拉克的軍隊、狗咬狗的次級房貸,最大的問題不在於看得見的傷害,而是許多人選擇忽視所造成的傷害。
我在看安隆弊案的執行長史基林(Jeffrey Skilling)和董事長雷伊(Kenneth Lay)的審理記錄時,首次發現所謂的「視而不見」,法官雷克(Simeon Lake)在他的總結中指示陪審團:
你們應當了解,當被告刻意忽視明顯的事實,代表被告知悉事實的存在,因此可以推斷,被告是刻意隱瞞事實。
雷克法官引用了視而不見刻意隱瞞這個法律觀念:你必須對於自己應該知道、必須知道但是刻意忽視的事負責。在安隆案中,史基林和雷伊都應該、也有機會知道公司腐敗的程度,兩人表示不知情並不能讓他們脫罪,因為他們應該要知道,而且要對此負責。
在我發現視而不見這個想法之後,我便開始注意到它其實無所不在。在婚姻中:她為什麼從來不過問出差的事?在醫院裡:為什麼他沒有回診?為什麼她開始抽菸?在會議室中更是司空見慣:為什麼沒有人質疑那椿註定失敗的交易?
當我跟各行各業的朋友和同事提起故意視而不見時,每個人都眼睛發亮:他們完全了解。政客回憶起他們明知沒有用卻強行通過的法案;醫生訴說他們依病患要求提供不必要的治療;律師講述他們盡力迴避客戶不應該提供的資訊;產品設計師為了公司明顯錯估形勢而發怒。當我跟會計師或稽核員談到視而不見,他們會用最高機密的口吻,提起客戶的道德灰色地帶,而公司的高層,無論是多小的公司,則都異口同聲地告訴我,他們真的很難掌握公司實際的狀況。此外,幾乎每個人都會提到伊拉克戰爭和全球暖化:由於不願面對讓人不安的真相,而造成或擴大的問題。
故意視而不見誕生於十九世紀的法律界,根據Regina v. Sleep的一項判決,被告不能被控侵佔公有財產,除非陪審團確信被告知道貨物是來自政府機關,或是「故意忽視這個事實」。之後,英國法院將這種「故意忽視事實」稱之為「不作為」或「推定知悉」,漸漸地,又發展出許多名詞,如刻意或故意忽略、刻意隱瞞、故意漠視,然而這些說法的共通點就是規避知悉的機會以及告知的責任。時至今日,這條法律大多是用在洗錢以及運毒:有人付一大筆錢要你運送一只行李箱,如果你不檢查裡面是什麼,就是故意視而不見。
法律上的視而不見最受到爭議的一點就是,不需要是刻意隱瞞事實,法律不在乎你為什麼忽視,只在乎你是否忽視。而我有興趣的則是為什麼我們選擇視而不見,是什麼原因讓我們無視於近在眼前的風險?為什麼我們看不見忽視風險只會更危險、造成更大的損害?為什麼在遭遇過重大的挫敗或災難後,我們總是會發現早有人預見危險,而且已提出過警告,只是無人理會這些警告?無論是個人、公司或國家,為什麼會不斷地對著鏡子咆哮:我們竟然沒看到?
於是我深入探討故意視而不見的原因和模式,從日常生活到全球性大企業中,都不乏題材,我原本打算只侷限在企業界,結果我很訝異地發現,硬要將工作和個人生活劃清界線是導致在工作上視而不見的一個原因。員工是由一群個體所組成,這些個體在被雇用之前便已經形成了各自的行為及習慣,無論是身為一個個體或身處在群體中,都很容易視而不見,對公司或組織而言,差別只在於造成的損失可能更大。
無論是個人或群體,視而不見是很多因素造成的,而非單一原因。人類的天性使然,我們都會因為小事也會因為大事而屈服,我們不可能全知全能,大腦的認知功能有其先天的限制,因此,我們必須過濾及篩選進入大腦的資訊,所以,什麼被留下來、什麼被過濾掉了,便是關鍵。大部分時候,我們會接受讓人自我感覺良好的資訊,會傷害到我們脆弱自尊與重要信念的,則可以不假思索地過濾掉。大家都知道愛情是盲目的,只是我們通常不是那麼清楚在愛情中我們究竟對多少事實視而不見,堅強的思想和意識型態讓相信的人對於最明顯、危險和荒謬的事視而不見,甚至影響了我們的生活方式與方向,害怕衝突和改變讓我們無力跳脫,無意識地(更多是不願承認)順從保護我們免於面對衝突,群體為我們的惰性提供了便利的藉口,金錢可以讓人盲目,包括我們良善的一面也可能無法免疫。
當然,視而不見也不全然只有壞處,它也可以是人際關係的潤滑油,像是故意忽略別人領帶上的污漬、女朋友臉上的青春痘,或是鄰居的髒亂;忽略政治立場的不同可以換得辦公室的安寧;在很多國際危機當中,視而不見也能發揮正面的效用,在倫敦,二次大戰遭受德國大轟炸期間,舞會和派對比憂心未來更能提振民心士氣,就像維拉派克醫院的小孩一樣,對於每天都在眼前發生的死亡視而不見,才能繼續保持樂觀與活力。
也許是太多時候都需要視而不見派上用場而讓我們養成了這種習慣,看似無害又方便,但是,這種視而不見的機制也會置我們於險境。在家暴陰影下的小孩,因為長期被否定,長大後會感到混亂和焦慮;思想家若拒絕接受與自己的理論相悖的資料和情況,終將遭到淘汰;騙子因為我們被慾望蒙蔽而得逞;員工滿意度低落的公司繼續一意孤行,終將無力回天。因為一直沒有人願意正視這些風險,於是它們才有機會茁壯,變得愈來愈危險。
視而不見雖然無所不在,但不代表無可避免,本書中提及的那些最能啟發人心的人,都是有勇氣面對、有決心正視的人,他們並非特別博學、有權有勢或天賦異秉,他們不是英雄,只是凡人,但他們和視而不見正面對決的勇氣讓我們了解了很重要的事實:我們以為視而不見是一種保護,實則是讓自己曝露在危險當中而無力反擊,反之,當我們正視事實和恐懼,將獲得足以促成改變的力量。
──《四個四重奏》(Four Quartets),艾略特(T.S. Eli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