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神宗﹞
神宗登基,第一件事是安葬他的父親宋英宗趙曙。作為歷史上最富裕的宋朝皇帝,出殯的規格是低不了的。
神宗找來了三司長官,查賬看看有多少錢可以辦事。
以剛剛過去的治平二年(公元一○六五年)為例,一年的支出是當年收入的兩倍。
宋朝以錢財立國,萬事萬物都離不開一個「錢」字,赤字如此,幾近覆國!年輕的神宗捧著腦袋在龍書案上臥倒,攪盡腦汁想辦法。
在處理國政之前,先得把他老爹的安葬費,他自己恩賞錢找出來。
能想到的辦法只能是節約。英宗的治喪費和神宗自己登基的恩賞錢都大幅度縮水,只有以前仁宗的三分之一。勉強咬牙把這些錢花出去,剩下的神宗緊緊捂住,他發布了兩條
命令。
第一,從現在起請大家把褲帶勒緊了,國家沒那麼多錢亂賞亂花;第二,官員們做些最愛做,最擅長做的事──進言。
每當宋朝有些風吹草動時,進言就會發生。有由皇帝提出的,有臣子們自動發言的,內容很寬泛,從對外戰爭、民間暴動、皇帝休老婆、天上閃流星等等等等,有事就可以爭論。這一次神宗要求的是,「論仁宗、英宗兩朝積弊。」
張方平是實力派,他主管過三司,治理過地方,說財政,他是從仁宗朝開始就穩居前三名的人物。他的奏章裡開篇詞就石破天驚,提出了錢是國家最重要的東西,沒有錢就沒有一切。這和儒家的傳統思想徹底對立,接著他又提出怎樣省錢。
就是他設計了英宗的葬禮花費,給神宗大大地省了一筆錢。這讓神宗很欣賞,只是接下來就熄火了。
﹝臉譜﹞
‧臉譜──韓琦
天聖年間是章獻太后劉娥主政的時期,在她當政的十年期間,政治成績暫且不論,她開科取士考上來的人材,是宋朝有史以來最璀璨奪目的,像井噴一樣的突然到來。
這就是享譽宋史三百餘年的名號──天聖進士集團。
韓琦側身其間,在排名上是佼佼者,在過程上也讓人瞠目結舌
考試中臨近交卷時,悲劇突然間發生,韓琦的卷子污了,一大片墨水把卷子變成了廢紙!文章不是單純的文字,是凝聚精神,融會知識,調整情緒才能寫出來的東西,尤其關乎一生的考卷,是四五天的時間裡全力以赴才完成的。
馬上要交卷了,除非過目不忘,不然沒法重來!
二十歲的韓琦鎮定自若,他申請了一份新的紙筆墨硯,立即重寫。他刷刷點點,臨危不亂,居然搶在交卷之前,把時文論政以及詩詞歌賦同時寫完。至於效果怎樣,一甲進士第二名!
強悍的韓琦從最開始時就顯露了自己的天性,他堅忍不拔,無比自信,堅定地掌握了自己的命運。
韓琦真正進入人們視線,有了自己的官場標籤是在北宋景祐三年,公元一○三六年,那一屆的北宋宰執班子是兩宋三百餘年間絕無僅有的,看一下統計數字。
宰相王隨、陳堯佐,參知政事韓億、程琳、石中立,樞密使盛度。王隨六十五歲、陳堯佐七十五歲、韓億六十六歲、石中立六十六歲、程琳五十歲,盛度很吉祥,剛過七十大壽。宋朝宰執年齡相加,這一屆竟然接近了四百歲!
這是個空前絕後的紀錄,更絕的是這些人的特色和做派。
這些宰執的共同特點是平庸,沒有一個人有過特殊貢獻,都是熬資勱熬到了這一地步,上台之後不約而同地謀私利。
人老子孫多,都得在死之前安排好後路才行。具體表現,王隨不僅提拔自己的子孫,還把親朋好友也塞進肥缺部門,並且還留意起了自己的來生。他「延納僧道,信奉巫祝。」把天上地下的各路神仙都崇敬個遍。
韓億更絕,他先是向皇上請命,我是參知政事了,可以蔭補自己的兒子了,請把我的兒子韓綜蔭為群牧判官。趙禎准奏,可是詔書都發下去了,韓億卻突然間反悔。陛下,韓綜的事先放一放,我想讓另一個兒子韓綱當這個官,行不?
……仁宗只覺得頭暈目眩,可真正嘔吐的事馬上就來了。
仁宗陛下心特軟,他登基之後看到常年考試、屢試不中的舉子就心疼,於是特下詔書,凡是考進士科過五次,年過五十的,其它諸科考過六次,年過
六十的,進士科經過殿試三次、諸科經過五次,外加真宗朝御試沒合格的舉子,都可以免試,直接當官。
多麼優厚,真是萬民稱頌,可事情過了頭就都是壞事。皇帝心軟,舉子們突然間海量增加,一窩蜂地衝進學堂混出身,再一窩蜂地衝進京城考試,他們認清形勢了,考試就像做官一樣,別管成績如何,只要不斷地考,就一定能出頭!
景祐四年這一科,逼著仁宗小下了一次狠手,非常例外地嚴格了些,落榜者相應地變多,但怨氣卻來自不平。這一科京試的解元居然是陳堯佐的兒子陳博古,韓億的四個子孫一齊應試,居然全部命中,無一落榜!
京師嘩然,天下嘩然!
一片彈劾聲中,最著名、最有力度的是知諫院右司諫韓琦。韓琦鄭重發問:「陛下,以祖宗八十年太平之業坐付庸臣,恣其壞乎?」太祖、太宗辛苦創業,就是為了讓他們隨便亂搞的?
仁宗很認真地思考了一下,然後問他,都罷免?
是,都罷免。
好,那麼你說說,換誰呢?
味道突然間變了,向右司諫咨詢中書省整體官員的任免,這是咨詢還是笑話,是憤怒還是恐嚇?但韓琦毫不含糊,你問了我就有回答。
您要正臣,可以選擇杜衍、孔道輔、胥偃、宋祁、范仲淹。您想要能臣,那麼請任用王曾、呂夷簡、蔡齊、宋綬,無論是誰,都比現在的人強!
毫不含糊,絕不膽怯。
事件的結果是仁宗聽從了韓琦一半的主張,他把四百年功力的宰執們全體罷免,換上了新一屆領導班子人選則自己做主。
韓琦之名聲振天下。
‧臉譜──司馬光
司馬光堪稱早發,二十歲考中進士,國家非常重視他,留在京城裡做奉禮郎。這是殊榮,可他沒接受,主動要求到邊遠南方去,理由很動人,他的父親司馬池當時在杭州做官。
這才是真正的榮耀,中國以孝治國,司馬光起步時就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他一直在蘇州做判官直到父親去世。守孝結束,他回到了京城任職。接著很快就又出去了,他展現了為人的另一面。
絕對、完全、毫無保留地忠於領導。注意,這個領導,並不是孔夫子教導我們的那位獨一無二的皇帝。而是當時的獨相龐籍。
最動人的是龐籍死後,他穿上最正規的衣服,請龐夫人到大堂上,像母親一樣接受他的跪拜,對龐籍的兒子就像自己的親弟弟(籍沒,光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
這在當時獲得了所有人的稱贊,以及後世的敬仰。
只是很奇怪,龐籍之死,官方派專人治喪,贈司空、加侍中,謚號莊敏。每一樣都是生榮死哀,人家生前是正牌子宰相,為何弄得好像家人無依無靠,如果沒有司馬光的照顧,就會流落街頭,慘不忍睹的樣子?
當然,這只是第一印象,我們可以往好處講,就是領導死了,家裡雖然安康,但是他對領導的愛,絕不會人走茶涼,作人要厚道,永遠追隨領導!
嘉祐六年閏八月,司馬光被調回京城,擔任了一個非常絕妙的職務,修起居注。這是比館閣學士們更能接近皇帝的差使,每天的工作就是給皇帝寫日記,他可以最大限度地瞭解皇帝的每一個舉動。這樣的後果,就是他能第一時間地掌握到皇帝的心理動態。
比如說,在什麼時候跟皇帝說什麼話。
閏八月二十六日,是仁宗的悲傷日。出生僅僅六十一天的皇十三女死了。仁宗難過得很多天不說話,司馬光就挑在這個他心靈極其薄脆的時刻,寫了一道新的奏章。
他沒像范鎮、包拯、唐介那樣簡單粗暴地要求立皇太子。
當天司馬光站在一邊,靜靜地看著皇帝。只見仁宗拿著奏章,看了好久,仍然面無表情,很像是和往常一樣,繼續沈默,躲進自己悲哀的心情裡,誰也不理。但是突然他說話了。
「難道非得選宗室子弟入嗣嗎?」沒等司馬光回答,他又喃喃自語,「這是忠臣之言啊!一般人是不敢提的。」
半個多月之後,真相大白了,人們從此才真正地認識了這個人。
九月的某一天,司馬光在寫皇帝日記之餘,再次抓到了一個好機會。仁宗那天心情
好,很適合聊天。這一次司馬光引用了唐朝的例子,唐文宗一直不立太子,死之後被親近的太監們做手腳,從此隨意擁立唐朝的皇帝,宋朝難道要重蹈襲覆轍嗎?
仁宗再沒有猶豫,下令司馬光立即把文件送交中書省,把這件事確定下來。這一次司馬光也沒再推辭,火候到了。
再次來到中書省,他的神情動態再不是一個下屬,而是位充滿著神聖感的天使。他莊嚴地對韓琦等宰執大臣們說:「陛下決意立宗室為皇子,今天諸公如果不能及時議定,他日夜半,禁中出寸紙以某人為嗣,那時天下誰也不能違背了!」
韓琦等全體宰執大臣一齊躬身施禮,同聲回答:「敢不盡力!」
從這時起,司馬光退出了立太子事件,從程序上、官銜上,他都再沒有參與的權力。那麼轉身就走,決不遲延,他留下的是倡議階段起決定性作用的名聲,以及讓全體朝臣都又驚又佩的印象。就比如說大宰相韓琦。
歷代史書都說韓琦先生是仁宗、乃至英宗朝的兩朝傳承居功至偉的大臣,沒有他的努力,沒有他近於霸道、專權一樣的決策,宋朝就不會是歷史裡的樣子。
其實哪兒跟哪兒,上面都己經說了,司馬光把什麼事都辦完,直接把立太子的決定書交到了他手上,他所需要做的就是按令實施,走那些官面上的過場。
司馬光給神宗的奏章簡明扼要,只說了三點。
一,官人;二,信賞;三,必罰。
他鄭重地說,歷經仁、英、神三朝,每個時代,他都用這六個字報效國家。字數雖少,卻是他平生所學的全部。
神宗有點發呆,建於司馬光的鼎鼎大名,和以往種種的神奇表現,無論如何也不能小看了這六個字,但要從這個六個字裡找出來生錢救國的辦法,好像還需要個嚮導。實在撓頭,皇帝私下裡找到司馬光,你來點實在的行不?
行,司馬光才說出了心裡真正的話。他指出國家不是沒錢,按年度總收入來算,己經是華夏民族有史以來最高峰的時候了,之所以出現赤字,問題在於亂花。司馬光提議,要全面核查國家的各項支出,定出來節省的具體部門具體數字。
神宗的眼睛亮了,這和他的想法是一樣的,司馬光準確地找到了帝國衰敗的焦點。接下來的事更讓人興奮,司馬光立即投入了工作,他和滕元發配合,把現在的財政與仁宗時慶曆二年相對比,迅速找出了這些年奢靡浪費的地方。
接下來做什麼呢,二十歲的皇帝摩拳擦掌,司馬愛卿,明天朕就下令成立設置裁減局,由你任長官,為朕把國家的局面扭轉過來吧!卻不料如火的熱情迎頭就被澆了一盆冷水。
司馬光安靜地說,陛下,我沒空。
啊?為什麼?請想像神宗驚愕的表情。
司馬光回復以一臉的聖潔光輝。臣有本書要寫,先帝曾經看過的,名叫《通志》。它詳細記錄了從古至今所有朝代的興亡之事,用來指導皇帝怎樣治理天下。
它是這樣的神聖,又是那樣的偉大,無論如何我都要完成它……所以,您還是另找別人吧。
神宗凝視了他很久,終於還是放他走了。
這片刻之間,這一對君臣對對方都有了些許的瞭解。司馬光是滑頭也是智慧的,他一眼就看出了神宗要幹甚麼,這太冒險了,很像漢武帝早期時召天下儒生進京議事,結果儒生們一擁而上,大放厥辭,把武帝的奶奶竇太后
惹火,為首的武帝的兩位老師被殘酷虐殺的往事。
宋朝雖然不至於砍頭,可活罪也難免。在這種時刻,他只想「不問蒼生問鬼神」,至少也要站在一個超然的位置上,可以咨詢,可以交談,卻絕不做第一隻飛上枝頭的出頭鳥。
‧臉譜──三蘇
三蘇是蘇洵和他的兩個兒子蘇軾、蘇轍。他們在北宋嘉祐二年(公元一○五七年)一月的那一屆科考揚名。宋朝科考無數,中國歷史上的科考無數,但論地位,這一屆無與倫比,甚至比天聖進士集團還要高。
四川在當時是地道的老少邊窮地區,財富是這樣,文化上更是。數遍整個四川,在這次科考之前,只出過兩個進士。
一個在真宗天禧年間(公元一○一七-一○二一年),是位姓孫的學子中舉。另一位出在仁宗的天聖二年,他姓蘇,叫蘇煥,眉山人氏。就是在這一年,眉山當地歡慶新舉人產生的時候,有一個十七歲的少年變得沈默。他就是蘇煥的三弟,蘇洵。
蘇洵被二哥的榮耀,父親的笑臉震撼了,讓他的一些東西覺醒。三年之後,下一屆科考開始,他順利通過了鄉試,在省試中落榜。
二十歲的年紀,讓他迅速拋開煩惱,重新回到了天地自然之間。他輕裝返回家鄉,回程的路上,順便飽覽了大地山川,湖海汪洋。他的眼界開闊了,胸襟變得寬廣。
悲哀也在這時悄悄地降臨。
二十歲的青年可以深信書本,去死記硬背,為了功名不顧一切。如果在這一屆考中,他會沿著富貴之路順利往下走。可他沒考中,這就不好說了,他的心靈在成長,學識在按著他的天性,在選擇性的積累。
再不是別人怎樣教他,他就怎樣學了。
每一個非凡人物的成長,都有他自我覺醒,自我完善的過程。沒有任何偉人,是教室課堂裡批量生產的。
在儒家學說的統治下,解決的辦法不在現實中研究,而是在古人的書籍裡找註解,找答案。這就是大家看中國的各種古代文獻時,動不動開頭就是「古人云」的出現原因。什麼事都要看古人老神宗是怎麼解決的,然後我們大家照搬就是。
這就是中國近代落後的根本原因所在,瞭解到這一點,就會清楚,作為時代進步的要求,大儒早就是廢物了。不光是進入二十一世紀,就算在千餘年前的北宋時期,蘇洵都碰到了死對頭,那就是後來以「天變不足畏、神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著稱的三不足大臣王安石。
王安石這時奉旨回京,做群牧判官,負責全國各地養馬的事情。他們在歐陽修的家裡見過,初見面就互相看著不順眼,兩人都是一樣的倔脾氣,一樣的持材傲物,碰巧更是一樣的自學成材。這樣理想的冤家對頭你說還能去哪裡再找呢?
老蘇和王安石成仇,連帶著大蘇和小蘇後來也和王相公長久不和。
蘇軾之才,嚴格地說在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中排名第三,僅在屈原、李白之下,而他非常的厚道,在談到天份時,能給出正確答案。
他說:「書到今生讀已遲。」
智慧有時不是努力積累就有的,那是上天的恩賜。這絕對是實話,不像別有用心的父母、老師總拿李白說事:「只要功夫深,鐵杵磨成針。」
李白自己承認嗎?
這一屆科考三蘇與歐陽修互相成全了對方。沒有歐陽修,就沒有三蘇名揚天下;而三蘇不來,歐陽修也沒法妝點起文學盛世的門面,他要改變天下學子的文風,就更是一句笑談了。公元一○五七年的正月,蘇軾、蘇轍都順利通過了禮部試,他們不是前三甲成員,但光輝的前景已在不遠處等待著他們。
到熙寧二年,變法開始起步時,老蘇己經去世了,二蘇再次守孝服喪。
老蘇留在世間的不是詩詞,而是文章,比如著名的《六國論》。這篇政論古文提出並論證了六國滅亡「弊在賂秦」的精辟論點。借古諷今抨擊宋王朝對遼、西夏的歲幣政策,告誡北宋君臣要吸取六國滅亡的教訓,以免重蹈覆轍。
誠然好文,然則更著名的是《辨奸論》。
這篇古文只針對一個人──王安石,蘇洵在變法還沒有開始時就斷定了王安石是禍國殃民的奸邪,這讓所有反對派集體膜拜,老蘇真知灼見!
變法即將展開,這時蘇軾在史館上班,有自己的變法主張。注意,他是主張變法的,只是怎樣變,有他的一套理論,和王安石截然不同。這時發生了另外一件事,它對北宋的歷史進程無關,對中華詩詞史有一定的影響。
蘇軾的原配夫人王弗故去了,他娶了王弗的妹妹王閏之為妻。王閏之很賢惠,無才之女天性仁厚,對他很好。只是王弗的影子陪伴了蘇軾的一生,是他哪怕天天談笑度日也沒法在夜深時抹去的隱痛。十年之後,終於凝聚成了一首傳唱千古,痛入心髓的悼亡妻《江城子》。
小蘇是個奇特的人,說實話,他的文採在唐宋八大家之中可能要退居末席,更有說法,三蘇中只有東坡才名符其實,其餘兩位都只是因東坡而顯。但要是論到政治才能,小蘇才是最強的一位。他清寧安靜,不浮不燥,具備非常高的政治素養,尤其心性極其堅忍,平靜到能讓人忽視他。
這一點讓小蘇的官場成就遠遠高於老蘇、大蘇。熙寧二年,蘇轍的官場生涯,就從進入制置三司條例司,成為王安石的親信手下開始。
﹝印象‧王安石﹞
王安石的父親名叫王益,是宋朝中下層官員,終生輾轉南北,沒有做到京官。這樣就終定了這個人早年的生活。
一;一飄忽不定;二,學業自成。
因飄忽不定,他可以大開眼界,從小就看盡了北宋王朝的利弊興衰。因其幼年流走天下,父親早亡,他必須自己研讀詩書,這決定了他一生的學術根基,處世性格。
他的心靈從來沒有羈絆,孔夫子的儒家學說對他沒有貌似神聖感的那種約束。甚至於他赴京趕考的目的都不那麼「崇高」。他後來明白地告訴世人,是家裡太窮了,得有功名,有工資,才能養活媽媽和眾多的弟弟妹妹。
他就是北宋史上最有名,也最有爭議的一代名相王安石。
王安石在慶歷二年考中了進士,之後的官場之路走得極其獨特,終北宋一朝堪稱絕無僅有。如果要有個參照物的話,比如司馬光,這兩人的仕途截然相反,正是各自人生命運的寫照。
司馬光中正博大,中進士、盡孝道、被舉薦做京官、歷經仁宗、英宗兩朝最敏感的大事,如立皇太子、濮議等,處處站在道義的角度,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與宰相爭,與皇帝爭,樹立起自己的模範形象,從此被視為君子的代表,正義的化身。
王安石正相反,他謝絕了所有的進京機會,視功名如糞土,在舉國爭名奪利的世道中孤傲不群,寧可在鄉下偏遠的小地方當官。這其間他放棄了館閣筆試,這是地方官做過一任之後的正常權力,只要進京考試,就有可能成為天子近臣。
以他唐宋八大家的文筆功力,相信唾手可得,不廢吹灰之力。可他就是不。
他還放棄了舉薦。這非常特殊,三蘇中的老蘇(蘇洵)的求職之路可以證明,得到名臣的舉薦有多難。而文彥博、歐陽修這樣舉國一二人的舉薦居然被王安石白白浪費了。
嘉祐三年時,他終於進入京城,成為三司省的度支判官,之後進入館閣,做到兩制官中的知制誥。於嘉祐八年時因母親去世,離開了京城。
這六年期間,他留下了一封奏章,一件殺人案件的審理分歧,除此以外默默無聞。從那時起直到英宗去世,神宗登基,他都在江南悠遊閑逛。
這就非常奇妙了,裡面包含著王安石的本性到底如何的大問題。他是個百分之百純潔無瑕,不使奸詐,甚至不懂奸詐的偉人嗎?
這是歷代贊揚王安石的人的立論根基。
或者還是個大奸似直,大惡似善,一肚子歪門邪道的偽君子?這是歷代打壓王安石的最終目的。這兩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的評價,都要從他平生一點一滴的作為上分析。
神宗早就知道王安石,是他當王子時的親信,前面說過的韓維的功勞。韓維此人嚴正立身,是個讓人肅然起敬的人,至少經常讓神宗肅然一次。
比如神宗和他聊功名,韓維拒口不談,從一開始就掐斷了談話──聖人不談功名,只說做事。事情成了功名自在,總抱著功名心去做,遲早成奸邪。
神宗冷汗。
某天年青的王子穿了一雙式樣新穎的鞋,沒辦法,開封就是當年最時尚的地區,人不時尚枉少年,奈神宗何?韓維看見了,冷冷地說了一句:「王安用舞靴?」
神宗立即脫掉扔了。
總而言之,韓維對神宗的影響很大,屬於嚴侍益友那種。尤其難得的是,他經常對國事發表些獨特見解,每次都讓神宗目瞪口呆豁然開朗,這時韓維總會說。
「這不是我說的,是我朋友王安石的看法。」
時間長了,王安石的名字深深地神宗心裡扎了根。
王安石在後來被召進京城,當上了翰林學士。與他一起進翰林院的,是他前半生的好朋友,後半生的死敵司馬光。
有三件事可以參照。
第一,在長官面前。王安石第一次進京當官時,曾經和司馬光同在包拯手下工作。某一天京城內牡丹花盛開,包拯一時高興,請全衙員工喝酒。
席間兩位未來的大佬都聲稱生平從不喝酒。包拯正在興頭上,哪肯放過,親自過來勸酒。幾番堅持之後,司馬光投降了,他舉起了杯子。而王安石不管領導怎麼說,不喝就是不喝。
第二,在官司面前。
司馬光的表現在濮議中己經很清楚,此人絕不會硬挺到底。王安石不一樣,這是個死硬派。第一次進京時,他當知制誥,兼責京城刑獄,當時發生了這樣一個案子。兩個少年是好朋友,一個養了只非常好的鵪鶉,另一個想要。
自然是不給,想要的這個仗著是好朋友,居然抱起就跑。結果事大了,他朋友一時情急,追上去一刀就把他剁了。出人命了,開封府判兇手死刑,王安石不同意。他說,按照宋朝法律,注意,是有明文規定的,公然搶奪和偷盜都是賊,兇手的鵪鶉被搶了才去追,才殺人,明顯是捕盜,是合法行為,怎麼能判刑呢?
更何況是死刑?
理由非常充分,可開封府不服。這件事被上報到審刑院和大理寺,最後的結論是……
王安石是錯的。按規定他得道歉,但王安石給出的只是三個字:「我無罪。」不管對面是什麼大佬什麼勢力,我不想低頭,誰也別想勉強!
第三,在皇帝面前。
這點最重要,在皇帝面前怎樣,才能真正體現出一個大臣的風骨。同樣一件事,看王安石和司馬光有什麼不同。剛剛說過司馬光當上了翰林學士,這個過程非常鬧。
神宗讓他當,他就是不。問為什麼,司馬光說,臣寫不出「四六」文。所謂四六文,指的是魏晉以來流行的拼五驪六的賦體,對仗公整內容空洞。神宗一聽就樂了,愛卿說夢話嗎?你不懂四六文,當年的進士是怎麼考中的?
司馬光不回答,反正就是不當。神宗只好放他走,在出皇宮之前,有個太監追了上來,把任命詔書強塞在司馬光的懷裡,他也就當了。
還是那句老話,司馬光為人凡事必堅持,只是不超過百分之八十的力度;再看王安石。王安石第一次進京時曾被授予修起居住,給皇帝寫日記的美差。別人求之不得,他推得汗流浹背。為了不升職,他一連寫了一四道奏章,可任命的詔書還是送過來了。
王安石一概不收,直到把送詔書的小吏難為得跪下磕頭,求求您,收了吧,不然沒法交差……王安石仍然無動於衷,他轉身躲進廁所,連求饒的機會都不給了。
【內文摘錄之三】
﹝均輸法與青苗法﹞
這是一個在歷代史書裡都被忽視了的問題,誰也沒有注意到為什麼變法的順序是這樣的,而不是別樣的。為什麼王安石要從均輸法開始動手,那與北宋的國情有關,與官場的安穩有關,與那個變法幕後的大秘密大宗旨有關。
說官場,在熙寧二年七月份之前,王安石在官場的支持率不見得就比司馬光低。他在變法競選中,請回憶前面兩人所說的天下財物怎樣運作的不同意見裡,司馬光說的是節約,必須節約才能有錢。那是要全體官場勒緊褲腰帶,讓過慣了舒適奢靡的官員們受罪。
而王安石說的是不加賦而國用足,那意味著連民間再官場,大家都可以保持現有的生活。錢,會由他超凡脫俗,充滿了魔力的腦子變出來。這是多麼的誘人啊,全天下都等著他怎樣變戲法。
第一項法令就在這種氛圍裡出台,它完全滿足了官場的需要,沒損害他們半分的官場收入,同時又讓國家的稅收成十倍的翻番增漲。可鬱悶的是,仍舊有人跳出來聲色俱厲地反對,這到底是為了什麼呢?
宋熙寧二年(公元一○六九年)七月,經制置三司條例司議定,均輸法出台。它迅速地讓京城裡的達官貴人,乃至皇帝看到新法的效果,又巧妙的躲開了以農業為根基的中國古代國家最大的命脈。
王安石推出的「青苗法」,它在史書裡大大有名,甚至於成了王安石變法的代名詞。
說它,必須得跟另一個名詞聯繫起來,那就是盛行於隋唐兩代的「常平倉法」。這個法令可以說是一項百分之百為黎民百姓造福的仁政,從哪一點上說,都沒有半點的害處。
它是秤國家特設的天平,當豐收時,國家出錢穩定市價收購,防止穀賤傷農;當災年出現時,國家以低廉的價格賣出,讓人民能吃上飯。
請注意它的性質,完全是不盈利型的,是一種國辦的公益事業。那麼問題出現,既然這樣好,為什麼王安石還要變法呢?
這再次驗證了一條真理──世上沒有壞事,只有壞人。無論多好的政策,都要看是由誰去實施。歷朝歷代,國家都由儒家學說統治,雖然有一些獎懲條例,可遠遠達不到監督的力度。常平倉法再好,也被底下的官員們給敗壞了。
這幫人裡比較有良知的是私吞了倉裡糧,比較有經濟頭腦的是把倉裡的糧拿出來,和奸商們勾結,在災年時以屯積、提價等手段賣出,發的不是國難財,是人命財!
同時作為農民來說,他們口糧都成了問題,種子糧怎麼會剩下。於是開春之後,只能去借貸。向誰借,怎麼貸呢?
向富戶借,借高利貸。
高利貸是個可怕的名詞,從古至今從來沒消失過。針對這些問題,王安石想出了青苗法。首先,這個法令也和錢掛鈎,朝廷要拿出本錢來,本錢從何而來呢?就是全國各地的常平倉、廣惠倉裡的糧。你們這幫貪官不是拿這個生財嗎?現在朝廷收回來,給皇帝生財。
具體作法是把這些糧食兌換成現錢,在河北、京東、淮南三路,分夏、秋兩個季節,夏指每年正月三日以前,秋指五月三十日以前,把錢貸款給青黃不接的農民。
不白貸,兩季莊稼收成以後,加兩成的利錢,即百分之二十歸還。考慮到是分兩季操作,實際上,每年收回的是百分之四十的利息。
只有一點需要注意,那就是規定了,不許硬攤派。
好了,我們現在可以把青苗法和常平倉法作一個比較,答案很清楚,青苗法不是去救農民,因為百分之四十的利息非常高了,俗話說利過三分就是賊,四分是什麼我就不說了。可是只有比較才會出真知,當時宋朝民間的高利貸高到了什麼程度呢?
不要震驚,請淡定地看下面的數字,那不是五分,或者翻番,而是月息六分,即年息七十二分!這是什麼概念,我實在沒法形容……不相信嗎?那麼請參考現在,信不信就在我們的身邊,民間的高利貸高到了什麼程度?比宋朝的只高不低。
當然,是指某些地方。
回到宋朝,青苗法的本質出現。它不是救農民,而是殺富戶。出錢是最重要的,奪利是當前最重要的!利率的對比,國庫的空虛,都讓宋神宗和王安石拿定了主意,要實行這個法令。可是別忙,農業對當時實在是太重要了,一個不小心,就會弄出沒法收拾的大亂子。
為此,王安石真正做到了虛心的,向有關人士請教,誰有不同意見都可以提出來,而且絕對認真思考。具體的人,以蘇轍為例。他是制置三司條例司裡的人,變法派當時的內部人員。青苗法剛一出爐,他立即提出了反對意見。
經過上面的解釋,我們應該很清楚就看得出他說的話站在了哪一邊。
他說,要知道跟老百姓是不能講信用的,見了錢誰都眼開,都會借,還的時候就難了,就算繩捆牽綁拿鞭子抽,都很難摳得出來。那時天下大亂,怎麼收場?
可以說他根本就不懂當時的國情,不知道變法的終極目的──那個大秘密大宗旨。現在還提常平倉,國家都沒錢給皇帝送葬了,居然還要白白拿出錢來給農民救急度命,白救,當國家是無底洞嗎?!
真正知情的當務之急就是抓錢,能在抓錢的同時,把從宋朝初年就開始的兼併之風煞住,把富戶財主們的不義之財掐死,都變成國家的收入,何樂而不為?
道理都通,可王安石仍然不敢輕舉妄動。他對蘇轍說,你說得有道理,我會從長考慮。之後近一個多月的時間再沒過青苗法三個字。
只是變化永遠都比計劃快,改革的車輪相當於歷史的車輪,一但轉動起來,連最初推動它的人都沒法控制。就在王安石還在猶豫不決的時候,一件偶然的事突然發生了。
河北轉運司有一個幹部,具體職務是幹當公事,名叫王廣廉。他上了一封奏章,建議在河北方面賣幾千個「度僧牒」。以這個為本錢,在陝西轉運司實行青苗法。
仔細想了想,這個提議至少包含了以下兩個內幕。第一,青苗法己經廣為人知了。不管在制置三司條例司內部存在著怎樣的爭議,王安石本人的意向怎樣,這條法令和它的內容己經走漏出去了。
說實話,這有點失職。用富弼的話講,就是當權者的好惡讓下邊人知道了,難免會有迎合。
第二,「度僧牒」這個辦法想得妙。這三個字代表著巨大的瞬間收入和超級的無窮後患。
度僧牒就是和尚們的合法營業執照。說來奇妙,自古以來,無論是盛世還是亂世,佛教總能遍地開花,繁榮昌盛,一點都不受時局的影響。比如說這時百年無事的宋朝,以及五代十一國時的後周。當年柴榮為了備戰,一舉裁撤消毀了多少佛寺,可見人家的發展。
它為什麼會這麼多呢?求來世、求心安、求解脫等等都比較虛幻,重要的是有實利,和尚們經營免稅。一但能得到度僧牒,不管您從前是什麼人,從此就日進金、兩袖金風了。長此以往,請想像國家的稅收是什麼局面。所以在這裡,我們要承認宋史裡對這件事評價。
第一,錢的來路不正。未來的聖人程顥說,這不是王道之正,沒有持久性。對此王安石不屑一顧,他說所謂的王道有正也有「權」,權,就是變化。幾千道度僧牒,能買四、五萬石米,在荒年時,能救活十五萬人,這樣的事還要反對,根本就是拘泥不化!
對此,很想對偉大的王相公說,您似乎也該買張邏輯卡去充值。這個例子舉得跟現實沒關係,荒年時為了救人可以不顧一切,賣度僧牒真的沒什麼。
就算發兵到國外去打劫,也沒人把你當暴君。只是請注意,現在是荒年嗎?是在談救人嗎?至於王道長什麼樣之類的爭辯更是瞎扯淡,這世界上有沒有這種動物都一直在爭議中。
第二,王廣廉是怎麼知道有青苗法這回事的,並且迎合得這樣及時。處身在這樣紛亂複雜的局勢裡,只要稍微有點鬥爭概念的人都會冒出來個問號──王廣廉和王安石什麼關係,是不是王安石在上層建築裡吃不開,發動下面的群眾造勢,把法令推上去?
說到這裡,似乎我在說王安石的不是。他的法令不正,作法不對,概念不清。但是我得否認,我沒這麼想。改革的本質是一場利益的重新分配,涉及到這個概念,就和戰爭同級別。所以採取一些所謂「不正」、「不清」之類的手段根本就無可厚非。
想反駁嗎?那麼請問,這世上有沒有不流血而成功的變法?有沒有不死人造就的新世界?例子我不再舉了,我深深地信任當年教導我們的歷史老師,他們說過的我就不重復了。所以,王廣廉就算是被王安石暗中鼓動的,也沒什麼大不了,就算用的是賣度僧牒的錢,也沒什麼不對。至少沒動用常平倉裡的糧食儲備。
只是在真正實施時,變法派犯了新法裡一貫的、最嚴重的錯誤──言行不一致。說是只在陝西試行,結果擴大到了河北、京東、淮南三路;說是用度僧牒的錢,結果動用了一五百萬石的常平倉、廣惠倉的糧食;說是「青苗法」,立足於農業,結果城鎮居民也可以借貸;說是不許硬攤派,結果為了政績、升官、本人發財、搞垮王安石等等正反兩方面原因,攤派的硬度比金剛石不差太多……
言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作人尚且不能無信,何況要取信於天下的法令。在歷史遺留下來的史料裡,沒法分得清這是王安石的主張,還是神宗本人的決定。但是,它既然以宋朝皇帝的名義發布了,以上的兩個人就都脫不開干系。
為何這樣急於求成,在青苗法到底有沒有漏洞,官場上的理念還沒有理清的情況下,就這樣大張旗鼓地乾了起來。這實在讓人沒法理解,畢竟王安石此前不久才剛剛說過「變法易緩不易急」的話。
他到底是充滿了自信,只要青苗法實行就可迅速見利,堵住保守黨的嘴。還是預先判斷到和司馬光等人永遠水火不相融,根本就不存在理順理念的機會,才強行通過,讓青苗法成為現實,讓變法大面積鋪開?
不得而知。能作出結論的是,隨著青苗法的出台,變法本身、變法與守舊的對抗,都驟然上升到水深火熱你死我活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