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歷史新視角

給歐亞大陸板塊一個新的歷史解釋

記者馮永芳問：

孟老，您歷時14年，完成了120萬字的巨著《草原文化與人類歷史》，開創了人類草原文化學系統理論後，經過10年的研究，推出四十多萬字的巨著 《中國歷史新視角》上、下卷，以全新的視角重新審視中國歷史。最近，您撰寫的《歐洲歷史新視角》初稿已完成，一個完整的草原文化體系將呈現給世界。在《歐洲歷史新視角》中，您對歐亞大陸板塊進行了連通性的思考，歐亞大陸板塊是一塊極其重要的板塊，幾乎所有重要的歷史事件、足以改變人類進程的事件都發生在這裡，為什麼這裡對人類歷史有那麼大的影響？

作者孟馳北答：

中亞是歐亞板塊的分水嶺，也是歐亞大陸古代文化資訊傳播的主要發源地，從前我一直沒想明白，中亞為何對世界有如此重要的影響？新疆社科院研究員王冶來先生提出一個觀點：在遠古時期，喜馬拉雅山的抬升還沒有完全屏絕印度洋暖濕氣流的進入，在當時的人類生存方式下，中亞是人類生存的「相對好環境」。水草豐茂，氣候溫和，極宜放牧。後來由於喜馬拉雅山的繼續抬升，這片土地接受的暖濕氣流越來越少，土地漸漸沙化，使亞歐大陸北部的草場退化，引發了游牧民族對草場的爭奪，加劇了游牧民族的流動性。

問：

從氣候學的角度來解釋文化現象，也頗有道理。

答：

是呀，這就可以解答我的疑惑了，中亞的七河流域，額爾濟斯河、伊黎河、錫爾河、阿姆河、烏拉爾河、卡拉庫姆運河等，那裡水草豐美，是游牧民族的天堂。繁盛的絲綢之路上，商人的駝隊、馬隊在這裡輾轉，如果沿途都是沙漠，僅僅靠相隔遙遠的驛站，如何能給這些龐大的畜群和商人隊伍保障後勤供給？中亞應該是水土條件相對較好的地區，也只有這樣，才能孕育出世界三大游牧民族中的兩支──中亞的雅利安游牧民族（日爾曼游牧民族屬於這一支）、新疆一帶的阿勒泰語系游牧民族。另一支閃米特游牧民族（閃族）是在兩河流域孕育而出的。

問：

　　游牧民族的特性就是「動」，歐亞大陸所有民族幾乎都是游牧民族和農業土著民族的混合體。您在這方面做了長期的研究，想聽聽您的看法。

答：

　　雅利安游牧民族四處遷徙，有一支進入印度，和印度當地農業土著達羅毗荼人混合，後來又有白匈奴和蒙古人混進，這就構成了今天的印度人。雅利安游牧民族和波斯的土著混合的結果，成了今天的伊朗人。中國最早有歷史記載的，是雅利安游牧民族的一支「塞種人」進入金城（今蘭州），但游牧民族不習慣定居，他們靜不下來，一直在不斷遷徙，塞種人從蘭州進入隴南，再到漢中平原、江漢平原，這個線路是完全可能的。

　　為什麼說是這條線路？歷史依據在哪裡？我們可以比較一下楚文化和中原文化，這兩種文化有很大的差異性，為什麼？就因為楚文化中有雅利安文化的成分。古代黃河流域的學者孔子、孟子很少提到崑崙山，但在楚國的屈原卻多次提到，《屈原．九歌．山鬼》說：「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屈原．天問》說：「崑崙懸圃，其居安在？」黃河流域的思想家不提崑崙，江漢一帶的學者文人卻多提，這就可以猜測，雅利安文明到了楚國，《九歌》就是草原民族的民歌、文學的再造。

雅利安游牧民族進入希臘，在邁錫尼文明的基礎上創造了希臘文明；雅利安游牧民族進入羅馬，創造了古羅馬文明。世界上幾個古文明，除了埃及文明，中國、印度、波斯文明都和雅利安游牧民族有關。雅利安民族帶到歐洲去的是草原文化。到歐洲時，歐洲已有原始農業，但他們的原始農業沒有發展起來，為什麼？因為游牧民族勇敢而不勤勞，把在戰爭中掠奪和俘虜來的奴隸當勞動力，讓他們從事農業勞動。農業勞動在歐洲一直被認為是低賤的事情，奴隸制結束，中歐又出現了較長時期的農奴制度，農業勞動一直是被歧視的。

4世紀時，由於漢武帝打敗了匈奴，匈奴開始西遷，西元300年到800年，受匈奴西遷的影響，日爾曼游牧民族整部落、整部落地向歐洲縱深推進，建立了許許多多王國，出現了人類歷史上最為壯觀的牧業民族與農業民族大融合，時間延續了500年，形成了今天的法國人、英國人、德國人、義大利人。日爾曼民族的草原習氣很重，他們更加強化了歐洲的草原文化。歐洲的草原文化傳統能繼承下來，和貴族有直接關係，草原文化的傳承者和捍衛者是貴族，引領西歐文化的是貴族。

西歐的貴族和中國貴族大不相同，歐洲貴族是軍功貴族，在戰爭中立功的人被授予貴族身分，以後代代世襲。他們有兩個主要特徵，一是高貴的血統，二是維護草原文化傳統。中國貴族是權貴，一批人掌握了朝政，子女家人都成為貴族，這種身分隨朝代的滅亡而消失。雅利安民族進入印度、波斯後，都成為主流民族，但進入中國的雅利安民族則被同化了，中國的農耕文化太強盛，草原文化一直沒有占到上風。

問：　

　　東西方文化差別的根源在哪裡？

答：

　　歐亞板塊分成兩個明顯不同的文化圈，一個是草原文化傳統圈，一個是農耕文化圈。在東方，因為農業人口眾多，農業文化縝密完善，具有極強的同化力，游牧民族可以在軍事上取得勝利，甚至奪取政權建立帝國，但在文化上卻是徹底的失敗者。再強大的游牧民族進入東方農業文化網路後，就意味著把游牧民族從原始初民身上承傳下來的、人類在數百年時間錘鍊出來的、能保證和大自然抗爭的心理層次的文化含量化為烏有，而用農業民族心理層次的文化含量去代替。

　　而在歐洲，農業人口稀少，農業文化底子本來就稀薄，又受到游牧民族的頻頻破壞，一直建不起像中國那樣包羅萬象的農業文化體系，所以同化力非常差，牧業文化就不至於受到粉碎性的摧殘。那份從原始初民傳承下來的寶貴精神遺產就得以保存，它就使歐洲的歷史保持了創造的活力。

問：

　　您還撰寫了一本《佔有論》，對東西方人的財富觀念做出了嶄新的解讀，並由此衍生出了一系列的文化比較。

答：

　　歐洲和亞洲文化有一個重要的不同，是財富佔有方式的不同。我在《佔有論》中詳細論述過這個觀點。人的生存就是要佔有，能佔有到需要的生活資料就能生存；反之就會被消滅。歐洲人繼承了原始人佔有財富的方法，即通過戰爭掠奪他人的財富。中國以及其他地區的農業民族從原始社會起，就對人類做出一個巨大的貢獻，即依靠勞動創造財富，向土地要財富，這就改變了原始人對財富的佔有方式。創造出了新的財富佔有方式，對這一貢獻怎麼評價都不為過。

　　從此，人類不再用生命和鮮血來換取財富了，而是靠辛勤勞動來換取生存。因為對財富佔有方式的不同，也引出一系列的不同。

　　從體制上來說，中國是管理型社會，西方是契約式社會。中國人從事農業生產，是分散勞動，但有很多事情需要集體完成，要種地就需要灌溉，要灌溉就要興修水利，還要修建道路、橋樑等，都需要很多人來合作，所以就得靠管理、靠組織，這樣，中國就出現了金字塔式的官僚階層，金字塔頂端的是皇帝。這種管理結構完全是由生產需要決定的，如果沒有管理制度，農業社會就會是一盤散沙。管理最怕七嘴八舌，最好的方式就是專制，「天無二日，國無二主」，政令最好出自一人之口。當然，國王一人不可能實行對全國的管理，他需要一支完備的官僚隊伍。

歐洲繼承了原始民主制，在部落內訂幾條法規，讓大家遵守，有重大事件時，就在部落大會或長老會上討論決定。古希臘和古羅馬都有自己的公民大會，討論、決定部落各項重大問題，不能一人說了算，沒有總攬執行權力的最高官員，在這種文化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是契約型社會。在契約型的基礎上就發展出後來的法制型社會。

在契約型社會中，人的活性心理元素得到高揚，人的生命爆發力就越來越強大；而管理型社會，要求百姓順從，百姓的整齊劃一是最方便管理的，而個性化和冒尖的人則要耗費較高的管理成本，所以管理層要把百姓變成統計平均數，把人消化在集體中，變成集體的一分子。要做到這樣，就必須貶低人的活性心理元素，宣導人的惰性心理元素。

西方文化是鬥爭文化，必須找對立面，形成的是二元對立思維，古希臘時各城邦都出去發展擴張主義，發展殖民地，古羅馬的擴張發展到極端，建立起了地跨歐、亞、非三洲的大帝國，直到西羅馬帝國滅亡，都沒有放棄擴張政策，英、法、德等國也都長期實行擴張主義路線。

中國人尚文、尚禮、尚情，中國長期以來推行「和」文化，和為貴，追求共生共存的「和」思維，說中國人愛好和平，確實有歷史淵源，因為中國人是靠勞動向土地要財富的，幾千年的歷史中，很少向四鄰發動侵略戰爭。隋唐時期侵略過朝鮮，就是因為那時深受草原文化的影響。

農耕文化是生生文化，草原文化是殺生文化。中國農民種糧、種樹、種菜、種花，是為了求生。中國人對「生」有著高度的評價，中國最早的經書《易經》中稱「易」為：「生生之謂易」。中國人重視生命，害怕流血。草原文化是殺生文化，要維持生計就要殺生，殺牛羊，殺野獸，沒有殺，就沒有生。他們看慣了流血和死亡，不懼怕死亡，也不懼怕殺戮。

問：

　　任何社會都有教化人的問題，宗教和儒家文化在這方面都起了很大作用，他們有什麼相似和不同之處？

答：

　　人類經歷了幾百萬年的原始社會，身上存在著原始野性，一旦發作，就會產生破壞性。為了求得社會穩定，必須消除人的原始野性，中國最早開始意識到這一點，對人進行教化。最早出現的教化活動是宗教儀式，周朝強調「禮」，禮就是行為規範，後來儒家強調倫理道德教育，廣泛宣傳仁、義、禮、智、信，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儒家成為中國國學，成為農業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

在希臘，柏拉圖提出倫理學，蘇格拉底、亞里斯多德、斯多葛學派都提到倫理道德，但未能像中國這樣得到如此廣泛的推廣。羅馬時期，人的欲望，如色欲、血欲、物欲等急劇膨脹，社會道德淪喪，社會生活中充滿了陰謀、凶殺、仇恨，社會秩序極其混亂。就在這個時候，基督教的價值被看中了，它對歐洲人進行一次大的思想教育。《聖經》有《舊約》和《新約》之分，《舊約》中充滿草原文化氣息，《新約》中則有著厚重的農耕文化元素。

基督教和儒家文化有很多相似之處。它們都貶低人，基督教認為人生來就是有罪的，所謂原罪說，必須通過此生的努力來獲得救贖。儒家文化把人分成君子和小人。依照儒家理論，只要不是官吏和士人，就都是小人。「小」和「人」連在一起，是對人的嚴重貶低。後來，歷代統治者都在「小」字上做文章，庶民、賤民、草民等，這些¬「民」前的字「庶、賤、草」都是由「小」字引申出來的。

更為可悲的是，這個稱呼，不是他稱，而是自稱，自己對自己的作踐，自己對自己劃定精神牢獄。這是儒家思想在塑造人方面的巨大成就，儒家理論成功地幫助封建統治階級完成了對人民的改造，使人民成為統治階級所需要的順民。

基督教和儒家文化都是仇富愛貧，中國人認為富人都是「為富不仁」的，基督教也認為「富人進天堂，比駱駝穿過針眼還難。」

基督教和儒家文化都是宣導宿命論的。基督教認為人的命運是由上帝決定的，儒家文化認為人命天定，但比基督教積極點的是，儒家不反對人的作為，所謂「盡人事，聽天命」。基督教提倡禁欲主義，儒家提倡清心寡欲，稍開明些，認為「食色性也」。基督教宣揚忍讓，儒家也一樣。基督教認為天下皆兄弟，儒家是四海之內皆兄弟。另外還可以找出兩者更多的相似之處來，這些同，都反映了農耕文化的同一性。

　　儒家在中國唯我獨尊，幾乎沒有競爭對手，雖然有道、佛兩家抗爭，但都沒有它的影響大。儒家對人的塑造大大消解了人身上曾有過的不馴服性，保證了農業社會的長期穩定，這個功勞是巨大的，但也有它的反面。儒家思想改造了中國人的原始野性，中國人被改造成了不怨、不怒、不抗、不爭的老實人。中國的儒家文化沒有對手，就可以盡情對人民按照儒家的標準塑造，被改造的人沒有一點抗爭能力，魯迅筆下的阿Q就是典型代表，「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生活在苦難中不知苦，生活在屈辱中不知辱，這就是儒家文化帶來的負面影響。

儒家文化的根本之點是要保持社會的穩定態，因此，它就要千方百計扼制人的生命中的活性精神元素，發揚人生命中的惰性精神元素。它尚德而不尚力。所謂尚德，就是對人的生命本性進行特殊的文化塑造，實際是一種扭曲。人變得老實、馴服、忍耐、屈從，生命失去爆發力，像被閹割了一樣，大大強化了人的奴性。農業文化就成了終極文化，再沒有向新的文化形態轉型。一些學者們在探討東方，特別是中國何以未能進入資本主義工業社會這個問題時，都未抓住問題的根本。

西方基督教則遇到了強大的對手。當時的歐洲分為兩個王國，教皇王國和世俗王國，教皇王國代表農業文化，世俗王國代表草原文化，皇權和教權的爭奪實際上就是農業文化和草原文化的較量。基督教要把人改造成虔誠的教徒，為抵消這種影響，歐洲貴族推出了「騎士」形象，雖然騎士也信奉基督教，但這只是幌子，實際上騎士形象是對宗教徒的完全否定，尤其當時出現的騎士文學，宣傳騎士道德、騎士風采，如勇敢、冒險等都是在宗教中找不到的，宗教的虔誠對象是上帝，而騎士則要對領主、貴婦和騎士精神保持忠誠。

基督教貶低婦女，而騎士卻必須忠於一個貴婦，為其效力，甚至要為其犧牲，這顯然是對基督教的挑戰甚至是褻瀆。當時的歐洲，集中力量塑造騎士，把騎士榮譽當作最高的榮耀。歐洲用騎士形象有效地抵消了基督教的影響，維護了草原文化傳統，使其沒有被宗教改造，這是歐洲貴族的偉大發明。

問：

　　歐洲文化一直處在發展中，表現為不斷有質變的動勢，亞洲為何會在農業文化中，對發展劃上了句號？

答：

　　基督教也給西方帶來積極的正面影響，基督教聲譽的下降是從十字軍東征開始的。在西元1096年到1291年間，由西歐基督教國家對地中海東岸國家發動的6次宗教性戰爭中，只有一次佔領了耶路撒冷，其它都以失敗告終。十字軍東征其實是日爾曼民族和閃米特民族之間的較量，是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之間的較量，日爾曼民族失敗了，閃米特民族勝利了；基督教失敗了，伊斯蘭教勝利了。

這個問題不能不引起思考，為何伊斯蘭教的真主能保佑他們勝利，而萬能的上帝卻不能？這讓歐洲人對上帝產生懷疑，他們信奉的上帝看來並不是萬能的，那他就不一定能救贖大家，帶人進入天堂。歐洲人對基督教產生了懷疑，沒有這種懷疑，文藝復興就不可能產生。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都在呼喚重新認識人，文藝復興運動認為，人是獨立的，是有價值的、有尊嚴的，不是神的奴僕。啟蒙運動則高揚人的理性、歌頌人的偉大。

基督教自身也在總結原因，基督教教徒隨著十字軍東征到了東方，看到了東方文化，驚訝地發現，伊斯蘭帝國非常重視文化，他們大量翻譯希臘、羅馬的書籍，甚至以翻譯書籍的重量，獎勵譯者同樣重量的黃金。在伊斯蘭世界，不僅崇尚武力，還崇尚文化，出了很多文化名人，例如阿維森納、法拉比、陰鏗等哲學家、文學家、天文學家、醫學家，真是燦若星辰。而歐洲千年中，受到基督教的影響，沒有出多少人才，被稱為「黑暗的中世紀」。歐洲人生活在自己的地域中時，沒有發現自己的落後，到了東方，在對比之下，才發現問題所在，落後的原因就是不重視文化。

深刻的反省後，基督教開辦大學，大學裡不僅有神學，還開設修辭學、數學、邏輯學等很多學科，並在課堂上進行討論和辯論，以打開人的思路。原來尚武、尚力的世俗貴族中，有許多連字都不認識，這以後，尚文成為新的風尚，這是十字軍東征帶來的重要收穫。

還有一個收穫，就是產生了對金錢和財富的嚮往。基督教徒們從富庶的東方看到了華麗的建築、服飾，這些都是靠金錢打造的。原來貴族們只重視刀劍，十字軍東征後才猛然意識到財富比刀劍重要，金錢可以帶來的東西，刀劍帶不來，金錢可以建設，而刀劍只能破壞，他們開始從刀劍向金錢轉型。

如何得到金錢？經商！本來歐洲的土地上商業就比較發達，十字軍東征之前，就出現了很多集市，如法國香檳集市等，但規模不大。十字軍東征後，不安於農業勞動的人大批走向經商之路，有了洲際貿易、跨海貿易，商業紅火起來。這個階段，歐洲出現了兩個轉型，一是商人成了歷史的重要角色，農業社會向商業社會過渡；二是歐洲貴族由尚武、尚力、尚勇「三尚」，向尚武、尚力、尚勇、尚文、尚智」的「五尚」轉型。

反過來看中國，西方文藝復興之時，中國已有高度的文明，但以農耕文明為主導思想的中國人一直固守著自己的土地，沒有爆發過大的歷史事件，沒有找到觀照自我的參照物，所以一直自我滿足，安安穩穩、平平靜靜地過著。

社會的靜態給人類帶來過巨大的貢獻，但當靜態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就會走向反面，會成為人類歷史發展的重大障礙。維持靜態要扼殺創新，這樣就會形成頑固的保守心理。當保守觀念滲入到人的骨髓時，就會形成一種強烈的排異心理，對異質文化採取排斥態度，把自己牢牢封閉起來。

在動勢中，人的固定關係不容易形成，今天形成的關係在流動中很容易破散。農業社會的穩定狀態使宗法血親制度得到枝蔓糾結的發展，使封建社會有了牢靠的根基；靜態意味著權力行使系統不會停止和中輟，這樣就會使權力不斷膨脹起來，使庶民百姓承受越來越大的權力重壓；靜態也使權力和財富的分配定型化，富貴的總是富貴，貧賤的總是貧賤；靜態也能使一個民族變得愚昧起來。

　　歐洲從農業社會向商業社會轉型時，中國沒有轉型，當歐洲從商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時，中國還是沒有變化，直到鴉片戰爭，中國人從血的教訓中，看到自己的不足，才開始考慮如何彌補不足。

問：

　　在您的著作中，有哪些基本觀點是和別的史學家不同的？

答：

　　我和歷史決定論者不同，人是有意志的生物，擁有意志構成人的基本特點，別的動物不具備這個特點。其它物質都可以被固有的規律支配，唯獨人的意志是不受規律約束的，它具有隨機性、變異性、創新性、自主性等，是僅屬於人的特徵。

　　歷史是人創造的，在歷史發展中不能不顯示出人的烙印──多發性、偶然性、變異性。馬克思按照他發現的人類歷史發展規律，做出的多個預測都沒有實現，譬如社會主義革命首先應該在工業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產生，這一條就成了空想，就此推導出他設定的規律本身就屬於虛假。唯其沒有規律規範人的意識，束縛人的自由意志，人就可在發展歷史過程中釋放他的創造潛質，人類歷史才變得五光十色、萬紫千紅，如果把歷史和其它物質一樣框架在一個規律中，就會黯然失色。

問：

　　歷史不受規律支配，那不就處於無序混亂狀態中了嗎？

答：

　　你這個問題提出的正是史學界的一個理論空白。歷史不受規律支配，在一個短期的階段內，是有過無序混亂狀態的，但從歷史發展整體看，大體是有序的。原因就是人類社會都有文化引領，每個社會、每種制度、每個時期都有它的文化「照明燈」。

問：

　　誰來承擔社會的文化引領責任？

答：

　　不是任何社會階層都能承擔這個重要歷史職責的，它必須是受社會敬重而具有權威性的階層，在中國是官僚階層。因為在古代中國，官僚隊伍基本都是由地主知識份子組成，他們有文化、有知識、有權威，他們又精通最能代表農民利益的儒學，他們能以儒學實行文化引領，幾千年不斷。

在西方，最受社會敬重的階層是貴族，他們有豐厚的軍功，有高貴的血統，又是草原文化傳統的傳承者和捍衛者，西方社會唯他們馬首是瞻。在希臘、羅馬，以至中世紀，歐洲貴族以「三尚」（尚武、尚力、尚勇）引領社會，軍事擴張主義和社會上戰亂不已，就是這種文化引領的結果。

當歐洲由農業社會向商業社會轉型時，歐洲貴族掀起了文藝復興運動，這是一次極為重要的引領，這個時期，商人登上了歷史舞臺，成了社會的重要角色，但他們畢竟還沒有引領社會的文化根基，他們還得借貴族的聲望來表達自己的主張，一些大商人紛紛擠進貴族的行列，許多貴族也拋棄鄙視商業的傳統，一個個涉足商業領域，成為跨洲、跨海貿易的大商人，貴族在草原文化的基礎上漸漸發展出商業文化。

在貴族的引領下，文藝復興完成了幾樁有巨大歷史意義的事件。一是歐洲社會完成了由尚武、尚力、尚勇「三尚」，向尚武、尚力、尚勇、尚文、尚智等「五尚」的轉型。貴族改變了只認刀劍、鄙視文化的傳統，成為社會上有文化的階層。二是完成了由軍事競爭向經濟競爭的轉型，貴族不僅在戰場上，而且在商場上大顯身手。亦即完成了通過戰爭掠奪財富，向通過商業活動獲得金錢的轉型。三是開闢出了城市這個新的生存空間，開始進行政治管理的探索。

問：

　　史書上關於文藝復興，常提到的是人文主義的興起，很少看到您說的這些觀點。

答：

　　有關人文主義，史書上說的也不全面，人文主義是因十字軍東征後，大批人轉向商場發展，他們跨洲、跨海、跨洋開闢市場，開闢原料基地，充分展現金錢的魔力，人的形象被塑造得熠熠生輝，這個事實粉碎了基督教的「原罪說」，人不再是力求上帝救贖的可憐蟲，而再次成為古代「英雄時代」的英雄，面對這個事實，貴族才有了人文主義的主張。

問：

這和當年商業社會形成時一樣？

答：

　　是這樣，在文藝復興時期，歐洲形成許多民族主義國家，為了結束領土分割的局面、建立統一的國家，有些國王逐漸發展出專制主義，除了權力貴族外，在野的貴族都因自由被剝奪，產生了反對專制主義的傾向，這種傾向和工業家的心願正好吻合，於是在工業化貴族的引領下，圍繞應建立什麼樣的政治制度，展開了政治思想大討論，格勞修斯、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鳩、伏爾泰、盧梭都是這場討論的領軍人物，正是這場討論，為建立現代民主制度奠定了理論基礎，並設計出了基本框架。

當時處在由商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過渡的歷史新起點上，工業社會是個嶄新的社會，舊的社會意識、社會機制、社會制度中的許多部分，已經成為新的社會生產力的羈絆，需要接受一次全面的理性審視和理性梳理。新生產力需要把大自然的種種物質轉化成原料，而且需要利用自然界的種種規律來改變物性、物態，創造新的商品。

在新形勢面前，貴族意識到不能再迷戀於情緒化的自我欣賞，而要開發自身的理性，於是法國貴族率先引領了釋放理性的運動，這是對人類一次深刻的啟蒙，人身上折射出理性之光，從此人類和愚昧、落後、情緒化、宗教、迷信劃清界線。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學、藝術是時代顯學，而在啟蒙運動中，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成了時代顯學。

問：

　　在您的新作中，您對有產者和無產者的歷史作用也做出了新的解釋，能概括介紹一下嗎？

答：

　　草原文化傳統中沒有仇富心理，在草原民族的眼裡，富是他們依靠卓越軍功而獲得超眾的戰利品，富是貴族用英勇殺敵換來的，這種富正顯示出貴族的價值，能贏得別人的敬仰，而不會引起別人的仇視。但基督教為了爭取下層群眾的支持，傳播了仇富心理，這正好反映了小生產者的嫉妒心理。小生產者的理想狀態是平均主義，你半斤，我八兩，你一碗豆腐，我豆腐一碗，處在這種無差別狀態，小生產者彼此就可相安無事，一旦有誰打破了這個等高線，出現了差異，小生產者馬上就會不平衡，百般中傷，詆毀富人，基督教的仇富反映出的就是這種心理。

　　這種心理在貧富差異不大的農耕社會還不顯得突出，一旦到了商業社會，特別是到了工業社會，因為貧富差異拉大，小生產者的仇富心理常會惡性發作，並且會在社會上蔓延開來。人們都有同情弱者的心理，就會用道德尺度來評價社會歷史現象，聽起來合情合理，很有說服力，但歷史的發展常有它自己的邏輯，譬如競爭是貫穿人類歷史的一條粗粗的紅線，最早人和別的動物競爭，後來人和人競爭，再後來由軍事競爭發展為商業競爭，再往後出現商品競爭。

　　競爭是殘酷的，甚至是血淋淋的，從道德角度看競爭，沒有什麼可取之處，但從歷史角度看，恰恰是競爭才克服了人們生命中的惰性，釋放出人自身的潛能。競爭必然會產生貧富差距，從道德角度看，差異是非道德現象，是違背公平原則的。但從歷史角度看，唯其有差異，才對後進者產生壓力和吸引力，在無形中鞭策後進者奮發圖強。歷史上經常有這種現象，好的手段得到的是壞的效果，壞的手段得到的卻是好的效果，用道德尺度評價歷史，歷史自會停滯不前。

「殺富濟貧」在中國不僅是道義行為，而且是英雄行為。早在戰國時代，孟子就提出了他的「恆產說」，這表現出中國人有很高的政治智慧。《孟子》﹤滕文公章句上﹥說，「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恒心，無恆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也。」孟子還說：「無恆產者而有恒心者，唯士為能。」所謂有恆產者就是有產者，有產者為了保護自己的財產，就會對社會有高度的善心。無恆產者就是無產者，無恆產者對社會就缺乏善心。孟子對有恆產者和無恆產者的區分，是符合歷史真實的。

有產者因為有產，總希望有一個包括政治制度在內的正常合理的社會秩序，這個秩序總有它不盡如人意的地方，於是貴族總是補充它、改進它、豐富它，努力使這個秩序能保障現有財產，並保證增產的需要。從這個意義上看，有產者是社會的建設力量，貴族引領的文藝復興是一場大建設，啟蒙運動又是一場大建設，商人和工業家進行的物質建設更使歐洲的世界變得絢麗斑斕。

而在無產者眼裡，現有社會秩序，包括政治制度不能給他帶來什麼好處，他總想破壞它，總想把現有的這個世界打個稀巴爛，他要製造混亂，在混亂中，才能剝奪他人的財產，改變自己無產者的身分。他們不僅破壞上層建築，破壞生產關係，破壞生產力，他們還破壞物質世界。項羽打進咸陽，在阿房宮點燃一把火，大火整整燒了三個月。不論是物質層面、精神層面、制度層面的建設成果，都是前人創造和積累起來的，一朝化為灰燼，變為烏有，是對人類智力與體力的巨大浪費，這種破壞的次數越多，歷史的發展就越慢。從這個意義上看，無產者是破壞者，是歷史的破壞力量。

有產者把無產者變為有產者，而無產者把有產者變為無產者。把無產者變為有產者是歷史發展的方向。資本家對歷史的重要貢獻，就是把無產者一步步變為有產者。

問：

　　您就是用這個觀點來分析英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

答：

　　英國歷史一直是由貴族引領，平民一度也參與進來，但他們沒有形成對形勢的控制權，政治改革就一直沿著和平發展的道路進行。而法國大革命前期是由貴族引領的，由於一次一次的武裝起義，代表平民的雅各賓派掌握了領導權，形勢急轉直下，借用斷頭臺保障和發展革命成果，革命就帶上了悲劇色彩。

馮永芳：

讀了這本書，感覺書中傳達了很多新觀點、新見解，重要的是提供了看待歷史問題的新視角，順著這個視角觀察歐洲歷史，就可以看清許多歷史真相，許多糾纏不休的歷史問題也豁然開朗了。

孟馳北：

感謝您這樣評價，這本書是提供了一些新視角，但人類的認識是不斷發展前進的，我是站在他人的肩膀上，才會有這些新的認識，我相信以後還會有人對歷史有新認識、新發展。其實認識歷史的過程就是認識人的過程，這個過程是不會終止的。



　　　　　　　　　　　 記者馮永芳專訪　　　　　　　　　　　　　　　　　　　

給歐亞大陸板塊一個新的歷史解釋

記者馮永芳問：

孟老，您歷時14年，完成了120萬字的巨著《草原文化與人類歷史》，開創了人類草原文化學系統理論後，經過10年的研究，推出四十多萬字的巨著 《中國歷史新視角》上、下卷，以全新的視角重新審視中國歷史。最近，您撰寫的《歐洲歷史新視角》初稿已完成，一個完整的草原文化體系將呈現給世界。在《歐洲歷史新視角》中，您對歐亞大陸板塊進行了連通性的思考，歐亞大陸板塊是一塊極其重要的板塊，幾乎所有重要的歷史事件、足以改變人類進程的事件都發生在這裡，為什麼這裡對人類歷史有那麼...

代序及導讀 給歐亞大陸板塊一個新的歷史解釋 　　　　　　 馮永芳專訪
　　　　　
第一篇 歐洲貴族和草原文化
1、貴族在歐洲歷史中的作用
2、高揚活性心理元素
3、歐洲的個人本位
4、二元對立思維
5、愛情在貴族生活中的地位

第二篇 希臘神話和英雄主義時代
6、英雄主義時代 貴族出場
7、英雄主義時代的情緒支配
8、神話中的人神關係
9、英雄主義時代的兩性關係

第三篇 希臘文明和貴族文化
10、希臘文明和貴族文化

第四篇 羅馬與貴族文化
11、羅馬的軍事擴張主義
12、貴族失去文化引領權

第五篇 歐洲的宗教文化
13、結束了沒有信仰的時代
14、歐洲人經受了一次思想培訓
15、修道院的引領作用
16、王權與教權的衝突
17、基督教的自我暴露
18、血腥的宗教戰爭
19、宗教改革
20、基督教從東方得到的啟示
附錄：中國何以是非宗教國家？

第六篇 中世紀騎士和貴族文化
21、中世紀的騎士和貴族文化

七篇 文藝復興
22、從歷史記憶中溫習傳統
23、商人創建了新城市
24、審美文化的復興
25、城市的政治試驗
26、巴洛克和洛可可
27、重建情感世界
28、神本變人本
29、從虛假世界走向真實世界
30、美第奇家族與文藝復興
31、從鄉下人到城裡人
32、貴族的思維變革
33、跳出基督教的反智牢籠
34、財富觀改變　減少貴族的破壞性
35、文藝復興和民族主義國家

第八篇 宮廷的兩種引領
36、宮廷的兩種引領

第九篇 啟蒙運動
37、歷史新角色需要理性
38、《百科全書》改變人的觀念世界
39、對帝制的批判
40、進入外宇宙和內宇宙
41、總結歐洲人的政治智慧
42、沙龍成了社會文化源
43、貴族是啟蒙運動的中堅

第十篇 英國的歷史
44、有王冠憲章作先例
45、保持三角形政治結構
46、光榮革命

第十一篇 法國大革命
47、法國大革命剖析
48、法國大革命生成

第十二篇 德國歷史與德國貴族
49、德國歷史與德國貴族

後記 揭示歷史研究的新空間 孟馳北

代序及導讀 給歐亞大陸板塊一個新的歷史解釋 　　　　　　 馮永芳專訪
　　　　　
第一篇 歐洲貴族和草原文化
1、貴族在歐洲歷史中的作用
2、高揚活性心理元素
3、歐洲的個人本位
4、二元對立思維
5、愛情在貴族生活中的地位

第二篇 希臘神話和英雄主義時代
6、英雄主義時代 貴族出場
7、英雄主義時代的情緒支配
8、神話中的人神關係
9、英雄主義時代的兩性關係

第三篇 希臘文明和貴族文化
10、希臘文明和貴族文化

第四篇 羅馬與貴族文化
11、羅馬的軍事擴張主義
12、貴族失去文化引領權

第五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