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識
本書所述亞歷山大在公開場合的事蹟都以史料為依據，最戲劇化的事件，最為真實。亞歷山大經歷豐富，不可能將所有大事寫進來，也無法展示他全部的天才。此書只嘗試從一個斜角的視點來寫，突出某些部分。
史料一致稱讚他「節制」性生活，並沒有說他禁欲。如果他禁欲，當時的人一定會認為他性無能—基督教追求貞潔的理想那時還沒有。大致說來，他的性生活是相對較低的肉體欲望（他把無限精力放在其他事務上，所以不足為奇），結合強烈的感情需要。我們對他的韻事所知甚少，一來因為本來就不多，二來他擇人慎重，愛人都沒有使他捲入醜聞。
赫菲斯提昂是他的愛人，這一點從證據看來疑問不大，幾乎可以斷定，但是史料裡並沒有道明。據普魯塔克記載，大馬士革城破之後，邁農的遺孀為亞歷山大生了一個孩子。對這個故事，現代歷史學家持有理由充足的質疑。其他記載沒提到亞歷山大有情婦。巴勾鄂斯是史料裡唯一明確指出的亞歷山大的eromenos。
他最早的露面是在庫爾提烏斯的書中：納巴贊內斯得到安全保證後，攜厚禮覲見亞歷山大，禮物中有美貌過人的閹者巴勾鄂斯，他正值青春年少，曾為大流士所寵，將來又為亞歷山大所愛。亞歷山大赦免納巴贊內斯，主要是這個少年說情的緣故。末句是典型的庫爾提烏斯筆法，添油加醋。亞歷山大的安全保證說明他願意聽納巴贊內斯自辯，無疑這才是問題解決的關鍵。大流士被脅持以後，僕從被禁止跟隨，其後納巴贊內斯只帶著六百騎兵逃走，為什麼巴勾鄂斯會落到他手裡？ 書中沒有解釋。
現代人普遍誤以為閹人肯定會發福鬆弛。匡正這個誤解不必遠溯，只需回顧十八世紀著名的歌劇閹人歌手，他們迷人的風采引起時髦淑女競相追逐。最傑出的閹人歌手法里內利（Farinelli）有一幅中青年時期的肖像，畫中人面貌英俊，神情敏銳，其身材也會使許多現代男高音羡慕。又過了些年，本尼博士在日記裡這樣描寫法里內利：「他又高又瘦，但是跟同齡人相比樣子非常健康，性情活潑，舉止高貴。」只有庫爾提烏斯記載了大流士最後的日子。故事生動細膩，沒有庫爾提烏斯慣有的偏見，很可能是史實。倘若這樣，最後那幾幕只可能是大流士的其中一個宦官向某位早期記史者提供的—他們是唯一的見證人。這人估計就是巴勾鄂斯。以他在朝廷裡受寵的地位，亞歷山大時代的史家一定都認識他。
大約六年後，歷史再次與巴勾鄂斯打了照面。普魯塔克和阿特納奧斯（Athenaeus）都記載了劇場之吻的故事。發生地卡曼尼亞非常重要：當時亞歷山大仍只帶著跟他走過印度和沙漠的人。歷盡變故，巴勾鄂斯不但保有亞歷山大的濃情，而且顯然深受馬其頓將士喜愛，在仇外的馬其頓軍隊可謂驚人。對於個人的奉獻，亞歷山大總是用畢生的忠誠來報答，他對巴勾鄂斯不減眷戀似乎也最應當這樣解釋。
這位年輕宦官的身世不為人知。我推斷他生於士族之家，並不是胡亂揣測。這種少年有條件保養，沒有因為營養不良或生活艱辛而毀容，一旦淪為奴隸，轉賣為娼的概率永遠是最高的。蘇格拉底的弟子斐多就是最著名的一例。
巴勾鄂斯最後一次露面被庫爾提烏斯歪曲了，真相無法復原，我只能儘量彌補。幸好，為亞歷山大修復居魯士陵的建築師阿瑞斯托布拉斯留下了第一等級的證據，有助於挽回巴勾鄂斯的聲譽。據阿瑞斯托布拉斯說，亞歷山大第一次到達波斯波利斯就瞻仰過居魯士陵，親自察看了貴重的陪葬品，並且讓他列出清單。阿里安書中除了記載陵墓遭褻瀆的情況，還保存著清單的描述。庫爾提烏斯則寫道，亞歷山大是從印度歸來才去謁陵的，因為居魯士只以簡樸的武器隨葬，他覺得裡面空空蕩蕩—薄葬之說無疑迎合了羅馬人的觀念，但不能使考古學家信服—巴勾鄂斯因為奧克西涅斯沒有賄賂他而懷恨，謊稱墓室原本有財寶，指控奧克西涅斯行竊。至於奧克西涅斯以哪些罪名受罰，庫爾提烏斯隻字不提，把他當成無辜的受害者。
剔除荒唐的成分以後，這故事所剩無幾。我在書裡假定巴勾鄂斯確實參預此事，他對這位總督有怨憤，得到亞歷山大的同情。在奧克西涅斯的行兇史方面，我構想出古代世界最常見的仇怨──血債血償的家仇。
混雜不清的渲染是庫爾提烏斯的典型作風，這個愚蠢不堪的人能接觸現已亡佚的珍貴史料，卻為了宣傳關於幸運女神的喋喋不休的文學觀，展現羅馬人青睞的修辭技巧，而糟蹋資源。（亞歷山大懇請朋友們把卡在他肺部的箭取出時，竟然說了一番流利動人的話。）由於幸運女神的眷顧導向僭妄和報應，亞歷山大的故事便朝著這個方向失去平衡，雅典的反馬其頓宣傳被大量襲用—這些謗書的作者從來沒有親眼見過他，其內容的客觀程度，就好比由阿道夫．希特勒委託撰寫一部《猶太人史》那樣遠離事實。這一條路子，在奧古斯都時代的特羅古斯（Trogus）和狄奧多羅斯（Diodorus）筆下再度復興，兩位作者發現鞭撻一個死去三百年的國王是安全的，藉以諷喻當世統治者自我神化的做作。對於故事與不爭的事實之間的鴻溝，作者絲毫不事填補。假如亞歷山大真是腐化的暴君，在歐皮斯激憤鼓噪的士卒面前，他一走下講臺就會被眾人殺死（這是不止一個羅馬皇帝的命運）。他們完全可以這樣做而免罪，隨後行使他們固有的權利，選舉一位新國王。然而他們向亞歷山大抱怨的卻是不能親吻他—這並非小說，而是歷史。
就古代世界而論，這些企圖表現亞歷山大被成功所腐化的缺乏說服力的嘗試，其政治動機都相當清楚。較費解的是當今一股可以稱為抹黑的潮流，因為它遠遠超出對事實的片面解釋，而達到強詞奪理的地步。最近有一本通俗傳記談到菲洛塔斯被處死，只說那是「根據偽造的指控」，雖然他隱瞞刺殺陰謀這一點是史料公認的。（現代安保人員接到王室專機上有炸彈的報告卻按下不表，會陷於什麼處境？ ）赫菲斯提昂「根本上是愚蠢的」，雖然他多次獨立執行必須擔負高度責任的軍事和外交任務，無一不成功。亞歷山大被惡劣地指控為行刺他父親的主謀，雖然不但證據全無，而且腓力甚至沒有另一位合格的繼嗣來構成弒父的動機。書中說「嚴重的酗酒」加快了亞歷山大的死亡，任何行醫的人都能解釋嚴重酗酒者的工作能力怎樣，以及這種人經歷肺部穿孔、不施麻醉的戰地手術和沙漠行軍以後，存活概率有多大。敍述完歷史上獨一無二的事件—士兵們怎樣來到將死的亞歷山大床前與他永訣，作者竟說哀悼他的人很少，讀來令人詫異。景仰和貶斥難免會交替流行，但是總不該為了達到目的而犧牲真實。
受同樣的精神驅使，有人尋求最歹毒的動機來解釋他的種族融合政策，其實亞歷山大自己曾經對此有毫不掩飾的反感。顯而易見，他一旦與波斯人相處下來，就發現自己喜歡他們。在我們的時代，當然只有頗為狹隘的心靈才會認為這一點不光彩或是奇怪。
雖然認為亞歷山大日漸墮落的敍述站不住腳，但是他在赫菲斯提昂死後精神受到某種嚴重的困擾，似乎沒有疑問。無從知道這場精神崩潰有沒有復發的可能。亞歷山大的本性有如自動縮緊的彈簧（selfwinding spring），他童年的張力要求用成就來補償；成就累積起責任，同時呼喚進一步的成就；螺旋不可逆轉地上升，假如他壽滿天年，這個過程發展下去會否造成災難，沒有人能確定。也許卡蘭納斯的訣別之詞是承諾多於警告。
巴瑞（Bury）等歷史學者已經指出水源不潔與軍隊加重飲酒的關聯。亞歷山大統治時始終在朝廷的阿瑞斯托布拉斯說，他習慣對酒談到夜深，但並不喝醉。根據普魯塔克記載，宴飲之末他會接近狂喜；這現象也見於不濫飲的當代人。偶爾鬥酒確是典型的馬其頓作風，然而亞歷山大即位前已經是那樣了。
他身後千百年來盛行的謠傳說他是被毒死的，這與他最後的疾病的詳盡記載並不相符。他的失聲指向發明抗生素以前最普通的致命併發症—肺炎。他在馬利亞受傷的後果之一，肯定是引發了肋膜炎。阿瑞斯托布拉斯說他在高燒時喝了酒，變得神志不清。記載沒有顯示他當時要求飲酒。假如酒是有人惡意傳遞給他的，那麼從道德意義上說，他確實是被毒死的，而且不應該忽視他的宿敵卡桑德羅斯就在左近。
庫爾提烏斯書裡有這麼一段故事：亞歷山大死後的混亂延誤了召來防腐工的時間，雖然正值高溫的夏季，遺體卻沒有腐爛。所謂六天的延誤期當然不可信，但是有可能他在醫學意義上的死亡前的許多小時陷入深度昏迷，守候病榻的人誤認為他已經去世。防腐工技藝高超，三百年後，奧古斯都•凱撒到亞力山卓謁陵，對其五官之美仍讚歎不已。
關於赫菲斯提昂臨終的記載顯示他可能有傷寒症。患此病的人經常在腸胃裡的損傷痊癒之前恢復食欲，這時進食固體卻會造成穿孔，並迅速虛脫。在我們的世紀，不少傷寒病人由於無知的親戚私送食物而死在醫院裡。赫菲斯提昂的燉雉大小相當於一隻現代矮腳雞，已經超過致命的份量了。
我按照阿里安的記載寫了侍從的合謀叛變，僅有一點是我自己的猜測：亞里斯多德的來信從卡利斯提尼的文件裡被發現。亞歷山大和導師的友好通信自此中斷。
在塑造浪漫化的人物羅克薩妮時，我沒有加上無端的懷疑。不必把那段情緣貶低為政治婚姻：她的地位只是中等，而她的美貌是有名的。但是大約兩個月後，侍從們已經摸清亞歷山大不與她同床的規律。我們也知道他去世時她做了什麼。她完全不浪費時間舉哀，而僭用他的名義，搶在死訊送達前給他的正妻斯塔苔拉寫信，召她立即來巴比倫，剛一抵達就殺了她。
波斯太后西西岡比斯聽說亞歷山大的死訊後，告別家人，閉門絕食，五天後去世。
此書容納不下的或是巴勾鄂斯不會知道的事件，在構思亞歷山大的形象時都有兼顧。今天我們應該記得，要到亞歷山大死後一百多年，才有幾位哲學家開始質疑戰爭的道德性。在他的時代，問題不在於戰爭與否，而在於如何打仗。值得注意的是最同情他的史家—托勒密和阿瑞斯托布拉斯，都是親身認識他的人。他們在他死後撰書，沒有別的動機，只是想對他公平。
當考量過他的缺點（他的時代不視為美德的那些）以後，我們應該面對以下的事實：沒有其他人在有生之年曾經吸引這麼多人，來這麼熱烈地奉獻。值得研究其中的緣故。
瑪麗‧瑞瑙特
普通讀者可參考的史料
阿里安的書最好。他根據托勒密和阿瑞斯托布拉斯佚失的回憶錄，以極其負責的態度撰寫成書，其《亞歷山大遠征記》（ Life of Alexander）是企鵝古典叢書之一；亦見於洛布（Loeb）古典叢書，以希臘文和譯文對照，有注釋。人人（Everyman）出版社刊行的普魯塔克《希臘羅馬名人傳》（Lives）多姿多彩，但是對證據鮮有甄別，因此不宜囫圇通讀。
專有名詞
讓一個波斯人使用希臘語形式的波斯名字，當然是不逼真的。然而這些名字的波斯語形式會讓絕大多數普通讀者無從辨認和發音（例如大流士Darius，按波斯語應拼寫為Darayavaush），因此，我保留了約定俗成的寫法。
Roxane（羅克薩妮）的重音落在第一個音節上。
導讀
瑪麗．瑞瑙特的創作人生—導讀《波斯少年》
兩個原因令英國小說家瑪麗．瑞瑙特（Mary Renault, 1905-1983）在世界各地廣受崇敬：一是她對古希臘社會的精湛重現，二是她對同性愛情的動人鋪陳。兩者在她的全部著作中綿密交織，不可拆分，就像同一幅錦毯上的圖案。
二〇一三年初，美國《紐約客》雜誌刊出一篇題為〈美國少年〉（The American Boy）的散文，編輯導語謂：「一位著名作家，一個年輕讀者，與一段改變終生的通信。」１作家即是瑞瑙特，而明眼人也不難看出那題目是對《波斯少年》的致敬。文章作者自述他在十幾歲同性情慾萌芽時讀到瑞瑙特的作品；亞歷山大大帝與赫菲斯提昂，與巴勾鄂斯的高貴的同性之愛，令寂寞少年心感到震撼和慰籍，也令他對古希臘深深著迷。從紐約，他試探地給心目中「聖書」的創造者、遠在南非的作家寄去一信。最終他們通信七年，直到瑞瑙特病逝。
故事到此並沒有完：時隔廿五年，瑞瑙特仍健在的一位女性友人，偶然發現了作家當年的通信對象、被親切稱呼為「美國少年」的，就是當今卓有成就的古典學家丹尼爾．門德爾松（Daniel Mendelsohn）。
自從成了瑞瑙特的讀者兼私淑弟子，這位「美國少年」熱愛古典，數十年如一日，令人不禁想起《波斯少年》男主角巴勾鄂斯告訴亞歷山大的話：
「夢想的子嗣，會比生育的子嗣活得更久長。」
在精神血統上，瑞瑙特的萬千書迷無論性別、族裔或性傾向，都是她的「夢想的子嗣」。一位作家的「遺傳」，莫過於此。
斯威特曼（David Sweetman, 1943-2002）在他的《瑞瑙特傳》前言中寫道：「一個書卷氣的郊區女孩如何成了二十世紀的性革命的關鍵人物……從她第一部歷史小說到她在一九八三年去世之間，西方世界經歷了關於人類性象（human sexuality）的一場思維革命，以及一場同樣非凡的性行為革命。在此期間，瑪麗．瑞瑙特的小說幫助數以百萬計的人接受了自己性象（sexuality）—他們是從未『出櫃』或公開抗議的人，但沒有她的書，他們會以為自己是孤獨或異常的。她最偉大的成就之一，是給予同性戀者一個歷史位置，而帶領非同性戀者進入一個喚起同理心的世界，內中異性戀既不是唯一的，亦不是主導的性模式。」這位卓爾不群的作家本名瑪麗．查倫斯（Mary Challans），瑞瑙特（Renault）是成年後的筆名。
一九〇五年生於倫敦醫生之家，父母個性扞格帶來的家庭張力日後在她的作品留下烙印。孩提時，她嗜好牛仔故事，也給她書寫古希臘英雄的冒險埋了伏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炮火，延誤了她的中學教育，十五歲才入讀一所著名女校。在學校圖書館，她被柏拉圖《對話錄》的英譯本迷住，畢業前全部看完。因成績優異，她抱著將來教書的想法，被當時專收女生的牛津大學聖休斯學院（St Hugh's College）錄取，主修英語。
「牛津造就了我，」後來瑞瑙特喜歡說。然而在彼時那保守年代，男女分隔的牛津大學也不免給她帶來揮之不去的邊緣感。無論如何，她在牛津遇到影響她一生的兩位老師：希臘學教授吉爾伯特．默雷（Gilbert Murray），和後來以《魔戒》成為一代文豪的語言學教授托爾金（J. R. R. Tolkien）。
默雷的講課令她重燃對柏拉圖的熱情；在柏拉圖的熏陶下，她建立起對個人的信仰，對「賢能政制」（meritocracy）的嚮往，當然更少不了對靈魂之愛的追求。它們均貫穿在她重構的古希臘世界中。
大學時瑪麗決定畢業後從事寫作，並不顧父母反對，獨立過了幾年一邊打工、一邊筆耕的生活，終因營養不良而病倒，被迫回家休養。一九三三年夏，將滿廿八歲的瑪麗徒步旅行重訪牛津，在離母校不遠的拉德克利夫醫院（Radcliffe Infirmary）門外歇息時，做了一個影響命運的決定。她省悟到沒有人生體驗的作家不會是好作家，而在那古老的醫院中，生老病死永恆地上演著。她當即謁見院長，說服讓她留下學習護理，從此步入艱苦的學員生涯。
她在拉德克利夫邂逅見習護士朱莉．穆拉德（Julie Mullard），兩人情投意合，後成為五十年的終身伴侶。晚年在訪談中，穆拉德女士說她們倆都是雙性戀，也受男性的吸引，但最終選定與彼此生活。 瑞瑙特的歷史小說，敍述者「我」總是男性（包括同性戀、雙性戀、異性戀的男性）而令人信服；《波斯少年》的敍述者則是一位「跨性別」的宦官 。作者自由扮演各種性別身分的能力，與她對「性別流動」（sexual fluidity）的切身體認大概是息息相關的。她說過：「我從來不是女性主義者，因為這些年來我的內在自我都不加區分地佔據著兩種性別，以至於不可能參與性別之戰。」
完成學業後，瑪麗從事護理，利用工餘和假期寫小說，處女作《愛的意義》（Purposes of Love）出版於一九三九年戰雲密佈的倫敦。二戰爆發，瑪麗和朱莉響應政府動員令，先後在多地醫院照料傷兵，並一度返回拉德克利夫醫院服務。醫院中擔任勤雜工的「良心反戰者」（conscientious objectors）予瑪麗以不可磨滅的印象，後來終於被她寫入《御者》（The Charioteer）中。
戰後她離開護理行業，專心創作。直到離開英國遠赴南非定居前，瑞瑙特共出版五部小說，皆以當代為題材，背景多少涉及她所熟悉的醫院與醫務人員，致力於刻畫他們的內心世界，尤其是感情生活。同性情慾（homoeroticism）或女同性情慾（lesbianism）在這些書中或隱隱若現，或呼之欲出。半自傳性的《相好的姑娘》（The Friendly Young Ladies, 1944）題目就蘊含女同性愛的意味。齊布爾格（Caroline Zilboorg）認為它「迎頭面對了雙性戀女子要在異性戀世界中劃定一種女同性戀關係的困境。」並指出「瑞瑙特最初五部小說的笨拙結尾（註：指主角投向異性戀的生活方式）證明了她故事的駭俗本質。」
一九四八年定居南非是瑪麗．瑞瑙特寫作生涯的轉捩點。在這個新國度，她和伴侶朱莉結識了不少年輕的演員和舞蹈家，多數是男同志，他們的聚散離合激發了瑪麗的靈感，寫出《御者》（1953）。小說設定為二戰烽煙下的三角戀愛故事，主人公羅瑞是傷兵，他要在純真懵懂的「良心反戰者」安竹和他從前的學長、如今世故甚深的拉爾夫之間抉擇—不願面對性傾向的安竹，不可能與之經營幸福；而拉爾夫流連於地下同志圈的習性，也似乎無法給羅瑞帶來安穩的愛情。作者暗示，在一九四〇年代的英國，一個同性戀屬於非法的社會，尋求性與愛的羅瑞除了妥協別無他途。「御者」是柏拉圖《斐德羅篇》（Phaedrus）的一個意象，象徵靈魂的駕馭力。此書大膽寫實，以至瑞瑙特的美國出版商退還手稿，六年後才得以在美國推出。時至今日，此書已被公認為現代同志文學的里程碑之一，與維達爾的《城市與鹽柱》（The Cityand the Pillar）和伊薛伍德的《柏林故事集》（Berlin Stories）相提並論。
大段徵引柏拉圖、古典意象豐富的《御者》是瑞瑙特創作的分水嶺；此後她沿著歷史長河繼續上溯，直接踏上那早已消逝的古希臘世界，最終寫出八部考據嚴謹、栩栩如生的歷史小說，步入歷史文學大師之列。轉型滿足了她長久以來的抱負和興趣，更解放了她的想像力。齊布爾格說，藉著古代背景，瑞瑙特得以自由書寫她最感興趣的主題—「戰爭、和平、英雄主義、職業生涯、女性的角色、性表達，還有男男女女的同性愛和雙性愛。」
一九五六年的《殘酒》（The Last of the Wine） 以伯羅奔尼撒戰爭（431–404BC）為背景，講述在柏拉圖老師蘇格拉底門下的一對雅典情侶十三年的流離。呂西斯與阿列克西亞的關係，再現了雅典所崇尚的男同性戀習俗：較年長的「愛者」（erastes）要擔當他傾慕的少年「所愛」（eromenos）的精神導師。
兩人彷彿是另一時空的拉爾夫與羅瑞，因生活在一個推崇男風的英雄主義時代，而能更加高貴而長久地相愛。戰爭與和平交替消長，暴民與寡頭輪換上台，雅典由盛而衰的歷程如長卷一樣徐徐鋪展。瑞瑙特並非古典學家出身，她的拉丁文頗有功底，希臘文卻全憑自學，常讀的是希臘文與英文對照的洛布（Loeb）古典叢書。但她一絲不苟，研究整整兩年方才動筆，初稿寫就後去希臘實地旅行，以求一切細節無誤，最終做到了「將想像力，將一種深邃的人性，徹底地與史料知識結合以至它融為本能，令作者真實代入了往昔的生活方式。」小說受到專家的推薦和讀者的熱愛，一舉奠定了瑞瑙特作為歷史小說大師的地位，也確立了她用得爐火純青的敍事手法—第一人稱回憶體的成長小說。
瑞瑙特在希臘之旅中參觀了阿瑟．伊文思修復的希臘史前文明遺蹟—克諾索斯王宮，相傳是雅典王子特修斯（Theseus）勇闖迷宮，殺死牛頭怪的地點。回到南非後，她根據歷史學者的理論與考古學的新近發現，剝離傳統神話中可信的元素與混雜的附會，將特修斯一生的傳奇演繹為兩部小說──《國王必須死去》（The King Must Die, 1958）和《海裡來的公牛》（The Bull from the Sea,1962）。喜愛遠古文明和人類學的張愛玲十分賞識《國王必須死去》，曾對採訪她的作家水晶說她「看得津津有味」。古典學泰斗哈達斯（Moses Hadas）則認為瑞瑙特的敍述「並不是歷史也沒有宣稱是歷史，卻是一種關於諸事如何發生的深思熟慮的推斷。」拿它來評論瑞瑙特其他歷史小說的許多情節安排，也是恰當的。
在南非，瑪麗和伴侶朱莉在一座臨海獨棟木屋住了多年。帶鹽味的輕風，滑翔的海鷗和遠遠的航船，勇敢的泳者和衝浪少年，與她筆下的另一個海洋文化──古希臘世界一樣充滿生機。但「外面的世界」並不如此自由。一九六〇年代伊始，隨著南非種族隔離政策的深化，反隔離的瑞瑙特愈來愈捲入政治生活中。她上街示威，參加抗議團體，到社區為政黨拉票。然而政治講求集體行動，處處需要妥協，與這位藝術家對「個人」的信念格格不入。因此，她雖然在一九六四年同意出任國際筆會（P.E.N.）開普敦分會的會長，並與圖書審查作長期鬥爭，但年事的增長、對政治的失望，令她淡出了運動，重投想像世界。她相信作家的道德責任首先在於喚起個人的良知與覺醒，筆才是她自己最好的武器。一九六六年的《阿波羅面具》（The Mask of Apollo）以一個周遊列邦的演員為敍述者，以劇場黃金時代的一件遺物—阿波羅神的面具—為良知象徵，寫出柏拉圖輔弼敍拉古僭主做「哲人王」，最終慘淡收場的史事。但瑞瑙特從不同意別人簡化地說她以古希臘政治影射當代。她在這小說的作者按語中闡明：「敍拉古歷史上的這段插曲，與當今任何國家的狀況之間並沒有真正的可比性。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已經不可逆地改變了世界的道德條件反射（moral reflexes）。哲學家赫拉克利特那句話含有深刻的真理：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永遠奔流的人性之河，由於所經過的土地而不斷改變，成為淺水、漩渦、瀑布和湖泊。或許歷史唯一具有的真正價值，就在於考量這種本質與個案之間的永恆變化的互動。」
亞歷山大大帝（356–323BC）就是歷史上一個矚目的個案。瑞瑙特長久以來被他深深吸引。在生命的最後十餘年，她將大部份光陰獻給這位兩千多年前的馬其頓人，寫出著名的「亞歷山大三部曲」──《天堂之火》（Fire from Heaven, 1969）、《波斯少年》（The Persian Boy, 1972）、《葬禮競技會》（Funeral Games, 1981），以及一部傳記《亞歷山大的本性》（The Nature of Alexander, 1975）。
亞歷山大是希臘世界邊緣上馬其頓王國的王子，其父腓力武功赫赫，使馬其頓成了希臘霸主。他早熟驚人，少年時得到希臘大哲亞里斯多德的親身教導，愛好文藝，興趣廣博。十六歲攝政國內，十八歲任騎兵的將軍，擊敗由男同性戀人組成的「忒拜（又譯「底比斯」）神聖軍團」（Sacred Band of Thebes），廿歲時因父王遇刺而繼位。他將戰爭當作藝術，兵不厭詐，戰鬥時身先士卒，早早透支自己的身體，不滿卅三歲便駕崩。其時，他已征服了橫跨半個亞洲的波斯帝國，將希臘文明傳播到印度河畔。關於其複雜的性格，史學家福克斯（Robin Lane Fox）做過鏗鏘有力的評述：
大多數歷史學家有自己的亞歷山大，而對他懷著單面向的看法註定會錯過真相。有一些特點是無可置疑的；這個身披九創，踝骨折斷，胸部被箭矢刺穿，肩膀被飛彈擊中而繼續堅持的人，極其剛強。石塊兩次打到他的頭頸，一次令他失明。幾近愚頑的勇敢，讓他永遠處於戰陣的最前線，後世極少有將軍以此位置為恰當；他要證明自己是英雄，而從格拉尼卡斯到木爾坦，他留下一連串從未被超越，且由於他的整體成就而太容易被低估的英雄事蹟。領導眾人有兩種方式，要麼是任用權力代理人，減輕領袖的負擔，要麼是分擔每個困難、每次決定，被眾人看見在做最為艱鉅的工作，直到每個人都完成方才停止。亞歷山大的方式是第二種，而只有為第一種方式所苦的人，能理解亞歷山大的將士為什麼熱愛他；他們也會記得，儘管大家輕談「領袖的榜樣」，但意志與身體須付出多少才能使之維持。
（中略）
他有熱情洋溢的壯志，從未知之中看見激動人心的冒險。他不信有什麼不可能；人能做到任何事，而他幾乎證明了這點。生於一個希臘已衰，歐洲未現的世界，他首先為了一個古昔的理想（註：指荷馬史詩中英雄的功業）而活著，努力去實現一個因他太晚降生而沒有趕上的時代。
福克斯這部享譽至今的亞歷山大傳出版於一九七四年，其時瑞瑙特已經完成她涵蓋亞歷山大一生的兩部小說《天堂之火》和《波斯少年》（《葬禮競技會》的題材是大帝歿後分裂帝國的逐鹿之爭）。將福克斯的亞歷山大和瑞瑙特的亞歷山大一比，會發現史學家與文學家每每所見略同。但面對歷史，文學家的自由度遠超過史學家；「在史料沉默處加以推測」是小說的特權。亞歷山大極重感情，一生至愛是他的將軍赫菲斯提昂，後者的猝死幾乎令他瘋狂。《天堂之火》再現了亞歷山大與赫菲斯提昂荷馬式（Homeric）的手足同袍之愛，史詩般的《波斯少年》則重建了一代大帝對波斯宦官巴勾鄂斯的不渝依戀。這兩段愛情故事的大部份細節是虛構的，但和史實交融得不落斧痕。
《天堂之火》從亞歷山大五歲寫到廿歲，而他在續篇《波斯少年》直接出場時已經廿六，中間跳過了幾年。瑞瑙特無意寫「連續劇」，只捕捉她認為最有意義的素材。《波斯少年》最逆轉常規的一點是從被征服者波斯人的角度來看亞歷山大，而這個波斯敍述者巴勾鄂斯，同時還是亞歷山大的床伴兼僕人。瑞瑙特說：「我希望亞歷山大透過波斯人的目光展現，而非透過對波斯人充滿偏見的馬其頓人的目光。我希望容納一些波斯人對馬其頓人懷有的偏見，看看亞歷山大如何克服它們，因為他做到的極其驚人。我意思是，在他死後，波斯有一大群人寫他的傳奇，這正是亞歷山大吸引我的地方：他留下的傳奇、他激起的愛慕和景仰的浪潮。我不知道有別人在他征服的土地上留下過這樣的傳奇。」
令人意外的是，亞歷山大在書中遲遲未露面。前面的故事屬於「波斯少年」巴勾鄂斯：他是貴族之子，十歲時因家族捲入政變而被賣為奴，慘遭閹割。由於外貌俊俏，輾轉進入波斯國王大流士的內廷，以色事主。他年紀輕輕就學會了取悅君上、周旋宮闈，但身邊沒有人值得他去愛，情心無處可寄。作者關注這個過早被迫進入成年人世界的男孩子，細繪他的情夢，相對於亞歷山大的故事並非離題。斯威特曼說《波斯少年》的敍事進程「本身就是一場引誘—前三分之一用於鋪陳亞歷山大慢慢的接近，起初是流言，後來變成危機，最後作為拯救者現身，其間他從希臘推進到波斯，與此同時，大流士帶著男寵巴勾鄂斯為了躲他而逃亡。亞歷山大在進攻中像愛人一樣接近，追逐著他渴慕的對象。」
大流士敗亡後，巴勾鄂斯被邀寵的大臣獻給亞歷山大。他以外來者身分進入馬其頓軍隊侍奉新主，目光裡一切都怪異陌生、危險四伏。從這個角度寫馬其頓軍營，讀者與巴勾鄂斯知識相等，跟隨他「以身入險」而能份外投入，盡顯作者手法的高明。由於習俗迥異，巴勾鄂斯起初對亞歷山大並不以為然，後來才發現他的卓越，決心終身侍奉他，以此善用自己殘缺的男性人生。瑞瑙特和福克斯都認為亞歷山大之所以會在大流士敗亡後短短數月內就採取東方化政策，背後起關鍵作用的人應該是這位波斯男寵。小說將這一點概括在亞歷山大對巴勾鄂斯講的一句深情話語裡：「從愛你開始，我學會了愛你的民族。」（第二十六章）
從作者識，我們知道巴勾鄂斯的故事除了「劇場之吻」等少數幾個插曲有史可證之外，其餘皆是虛構的。但絕不可因此抹殺這位少年的歷史重要性。「我們研究過往，有時並不自知我們所研究的僅僅是那尚未湮滅的一點點經歷。」巴勾鄂斯也許寫過自己的回憶錄，後來失傳了。而在瑞瑙特這本「偽回憶錄」裡，她不僅依據情理而作推測，對於亞歷山大與巴勾鄂斯的互動，更有妙筆生花的想像。她所補充的細節符合史載的亞歷山大形象，且令故事豐盈生動。《瑪麗．瑞瑙特的希臘精神》（The Hellenism of Mary Renault）作者迪克（Bernard F. Dick）說：「雖然亞歷山大從未實現將希臘人和非希臘人聯合在一個帝國之內的夢想，在作者筆下，他與巴勾鄂斯的相伴其實具體而微地做到了這一點。從兩人以文化交流為形式的關係裡，讀者可想像倘若希臘人、波斯人都能拋開各自的偏見，亞歷山大還會取得多麼巨大的成就。亞歷山大向巴勾鄂斯推薦荷馬，巴勾鄂斯教他講波斯語。他們的依戀超出了情慾範疇。《波斯少年》裡亞歷山大、巴勾鄂斯努力理解彼此的語言和文化的幾幕，感人至深。」在給筆者的信中，迪克教授指出瑞瑙特寫愛情的手法「作風含蓄，情慾描寫不著痕跡，將激情提升至靈性高度」，並舉出小說第十二章結尾亞歷山大和巴勾鄂斯首次做愛後的場面為例，「她以這些詞句描畫了這一對共躺的戀人，毋庸增一分，想像力能補足其餘。」
多位論者留意到護士出身的瑞瑙特注重小說中的「身體」，其全部小說都對身體的健康與傷病描寫入微。事實上，巴勾鄂斯在亞歷山大的生命中常扮演的就是護士角色。當他無限憐惜地細看亞歷山大佈滿傷疤的身體，或在戰場外遙遙注視亞歷山大的受傷時，作者筆力千鈞。小說的主題之一是愛情，其實稱之為「奉獻」亦同樣貼切。巴勾鄂斯對亞歷山大，亞歷山大對自己的英雄理想，亞歷山大和其軍隊彼此的關係，都可稱之為奉獻，或者說，是出於愛而甘願隨時作自我犧牲。
瑞瑙特在構思她的亞歷山大小說時，很清楚它們屬於反潮流。在當時西方，二戰陰影猶存，核武器與越南戰爭的威脅也籠罩在大眾心頭，和平主義呼聲高漲，英雄主義早已不時興了。征服者亞歷山大，經常被熟知希特勒、史達林的現代史學家塗抹上獨裁武夫的色彩。瑞瑙特認為，現代人用古代世界所沒有的準繩來衡量亞歷山大，有失公平。作為有尚武傳統的馬其頓的王子，亞歷山大自幼以荷馬史詩中的阿基里斯為楷模，他深信自己的天命就是以戰鬥贏得光榮。他是否相信自己是神裔，史學界爭論不一，瑞瑙特也並未坐實。但對於信奉瑣羅亞斯德教的波斯人而言，國王確是天神之子，因此巴勾鄂斯對他的愛也「幾近偶像崇拜」。然而巴勾鄂斯並不盲目（他自己在童年便成為暴力的犧牲者，對別人的苦難有敏銳的感受力），《波斯少年》多次借他的眼睛凸顯戰爭的殘酷。在這些地方，他的良知與現代人毫無隔閡，因此平衡了主題，令小說不至於陷入對鐵蹄的歌頌。
從古典時代起，談論亞歷山大的文字常出現一個希臘文單詞pothos，意為「渴求」，「熱望」。亞歷山大有探險家的心性。小說第十五章巴勾鄂斯講述：「他有渴求。裏海關在望之際，我有過一瞬間熱切的喜悅，而他的熱情深入遠方，憧憬著行旅人傳說的奇觀。渴求太強的人遲早會有巨大的痛苦。」第二十二章在印度，軍隊不願繼續前進，亞歷山大對巴勾鄂斯說道：「我一定要看到世界盡頭，不是為了佔有，甚至不是為了威名，就是為了到那裡看看......很接近了啊！」他試圖振奮軍心，對大夥兒說：「勇敢地活著，死後留名百世，不美好嗎？」最終他像自己的楷模阿基里斯一樣，「在光榮和長壽間抉擇」（語出《天堂之火》），以短短一生換取了永垂的英名。最打動瑞瑙特的，不是亞歷山大如何攻城略地，而是這種不倦渴求的精神。因此作者讓亞歷山大告訴巴勾鄂斯：「什麼是快樂？......當人把整個心智和身體伸展到極限，當人把思慮全部用於下一瞬間要做的事，這樣的時候，回想起來就是快樂。」（第二十七章）
在同性戀恐懼彌漫的年代，景仰亞歷山大的學者們曾經竭力淡化他與赫菲斯提昂的關係，說那只是「友誼」；面對巴勾鄂斯，史料裡明確指出的亞歷山大的「所愛」（eromenos），他們甚至否認他的存在。瑞瑙特讓一個「陰柔」的宦官來敍述最「陽剛」的戰士的正傳，而且這宦官還是戰士七年的床伴，其顛覆性可想而知。但巴勾鄂斯身為閹人而與「世界的征服者」亞歷山大纏綿繾綣，究竟算不算同性戀？ 酷兒理論家朱蒂絲．巴特勒（Judith Butler）就曾詰問：「說到底什麼是性別？它是自然的、解剖學的、染色體的，還是荷爾蒙的？」巴勾鄂斯性別的曖昧，偶爾會吸引論者思考他亦男亦女、非男非女的身分，與瑞瑙特本人的性別認同有何聯繫。因為作者從不吝惜將自己對亞歷山大的心理洞察通過巴勾鄂斯之口說出，巴勾鄂斯對國王的理解，往往等同於她的理解。因此甚至有人提出：「可不可能瑞瑙特把自己看成接近於一個閹者，非男亦非女？」然而，如果說性別本質上是一種扮演，演員或作家因認同於角色而不斷衍出自己的分身、化身，其實是極自然的事。我們不妨說，巴勾鄂斯是瑞瑙特最動人心魄的分身之一；當肉體衰頹的她戴著這位俊美少年的面具而演繹時，必然體驗過偉大演員才會有的心靈悸動與難言滿足。
到了亞歷山大三部曲的終結篇《葬禮競技會》，作者改以編年史般的體裁敍述偉人死後的混亂。各懷私利的將軍與王室女眷們爾虞我詐，爭戰數十年，大多落得悲慘下場，只有盜走亞歷山大金棺並割據埃及的托勒密將軍能慎始善終。他供養了護棺有功的巴勾鄂斯，讓這位誘惑者在亞力山卓終老。《波斯少年》中印度哲人卡蘭納斯告訴巴勾鄂斯的預言，終於兌現：
「你一定會把酒喝到最後，而且誰也不會奪走你的杯子。」
韓松落在他的《波斯少年》書評中讚賞作者賦予那個時代的「充沛元氣」：「那並不是個讓人產生安全感的時代，人的壽命很短，不潔的飲水總在威脅健康，即便亞歷山大也不能倖免，到處都是動亂，人們信奉血債血償，放火、下毒，貴族動輒成為奴隸被販賣。但在瑞瑙特筆下，那又是人類元氣最充沛的時代，混沌初開，大局始定，人們有種對人世的相信，有種天真的喜悅……難的是在支離破碎的二十世紀，遙想這種人類元氣豐沛的時刻，還原這種充沛如江河的相信。」書評者講的「元氣」，思其內涵，其實相當接近於pothos，可見是作家的知音人。
瑞瑙特晚年在一篇隨筆中寫道：「我們走向過往，也許是為了尋回自己，也許是為了解放自己。必然的是，直到掙脫大都市的脆弱包裹，久久回望那將我們帶到今天此處的崎嶇長路之後，我們才可能理解自己。」光榮，自尊，卓越，適度；阿波羅的理性與狄奧尼索斯的沉醉。這些詞語能代表西方古典時代一部份的理想，亦是所謂希臘精神，它們在瑪麗．瑞瑙特的作品中無處不在。儘管我們是東方文明的兒女，儘管「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但作者著力刻劃的古希臘人乃至現代人的掣肘與自由、掙扎和奮鬥，確有一股飽滿元氣，如果我們大口地呼吸它，沉浸地體會它，或許終將實現人性中更遼闊的可能。
鄭遠濤
二〇一四年六月八日書於雲南大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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