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節試閱
室內才有電源插座
我們這一代人在成長過程中，理所當然地把自然視為生命的賀禮，我們覺得下一代人也會和我們一樣。但是時代變了，現代兒童的成長過程中存在一種現象，我稱之為「大自然缺失症」（nature-deficit disorder）。這不是一個醫學診斷，不過它提供了一個視角，幫助我們思考自然對於兒童成長以及所有人的影響。
我最早意識到這一變化，是在一九八○年代後期，當時我在為《童年的未來》（Childhood’s Future）做研究，那是本有關家庭生活新趨勢的書。我在全美的城市、郊區和鄉村等地訪談了近三千名兒童和家長。無論是在學校還是家中，人們都會不時談起孩子與自然的關係。我時常想起聖地牙哥一位四年級小學生保羅說的一句實話：「我喜歡在屋裡玩，因為那裡才有電源插座。」
我在許多教室裡聽過類似的話。對一些孩子來說，自然的確還能帶給他們驚奇感；但對其他孩子來說，在自然中玩耍似乎有點……沒出息、古怪、搞笑、幼稚或危險，是電視上才看得到的。
我在堪薩斯州的歐弗蘭帕克市郊採訪一個中產階級的社區，小時候我就住在離那裡不遠的地方。在過去幾十年，郊區規模不斷擴展，許多林地都消失了，不過還是有足夠的空間供人們於室外活動，但那裡的孩子們還會在戶外玩嗎？有天晚上，我找了一些家長來討論孩子的童年生活，問起他們這個問題，他們說：「很少。」雖然有幾位家長來自同一個街區，但是那天晚上，卻是他們第一次見面。
一位媽媽說：「在我的孩子們上小學三、四年級的時候，我們房子後面有一小塊荒地。有天孩子們抱怨說很無聊。我就說：『覺得無聊，是嗎？到外邊那塊荒地上玩，出去待兩個小時，找點好玩的。相信我吧，去試試，你們一定會覺得很好玩的。』孩子們將信將疑地出去了，很晚才回來。我問他們怎麼樣。孩子們說：『真是太好玩了。我們做夢也沒有想到會那麼有趣！』他們爬樹、東張西望、嬉笑打鬧、玩遊戲，就像我們小時候一樣。第二天，我說：『嗨，你們這些小傢伙又覺得無聊了，為什麼不出去玩呢？』孩子們回答道：『不想去了──我們已經去那裡玩過了。』他們不願意出去玩第二次。」
一位爸爸回應道：「我不確定我是否完全聽懂了妳的意思。但是我的女兒們喜歡滿月、美麗的落日或者花朵。她們喜歡樹木一年四季的變化和其他自然的東西。」
另一位母親搖搖頭，說：「確實，他們會注意一些小東西，但是他們心不在焉。」接著她告訴給我們最近他們全家去科羅拉多滑雪的經歷。「那天天氣棒極了，四周很寧靜。孩子們順著著山坡往下滑，但是他們居然帶著耳機聽音樂。他們不會單純欣賞自然的聲音，不會自己玩，總要帶點什麼東西才行。」
一位一直沒說話的父親開口了，他從小在農場裡長大。他說：「我小時候，人們都自然而然地待在戶外。不論你朝哪邊走，都是自然景觀──田野、森林、小溪。可是現在不同了，歐弗蘭帕克變成了一個大城市。孩子們並沒失去什麼，因為他們從不曾有過。我們現在所討論的變化，正是我們這一代在自然中成長的人造成的。如今，自然已經不復存在。」
家長們沉默了。沒錯，曾經是曠野的地區正被開發為城市──但向窗外望去，我們還能看見樹林，自然還在這裡。它的範圍是減少了很多，但確實還在那裡。
第二天，我開車穿過堪薩斯州和密蘇里州邊境，去密蘇里州境內雷鎮的南森林小學，那裡是我的母校。我驚訝地發現，鞦韆仍然在發燙的瀝青地上吱吱嘎嘎地盪來盪去；走廊上還是那種閃亮亮的瓷磚；舊的小木板凳，排得歪歪扭扭地，上面用黑的、藍的、紅的墨水刻著學生的名字。
當老師們去召集二到五年級的學生，而我在一間教室裡等他們時，我拿出錄音機，並朝窗外望去，看到藍綠色的樹林輪廓，可能是針櫟、楓樹、棉白楊，也可能是山核桃或者洋槐樹，樹的枝椏在春風裡輕輕地晃動。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我不知有多少次看著這些老樹發呆，做著我的白日夢。
隨後的一小時，我問起孩子們他們與自然的關係，他們告訴了我妨礙他們去戶外一些的原因：沒時間、看電視、有壞人……但這些理由並不代表孩子們缺乏好奇心。其實，這些孩子們談到自然時，表現出來的是迷惑、疏離與渴望的複雜情感，還有偶爾表現出來的反抗。後來，我經常感受到這種反抗。
「我爸媽覺得樹林裡不安全，」一個男孩說，「他們總是擔心我，不讓我走遠。所以我就偷偷地溜出去，不告訴他們我去哪。這讓他們很生氣。其實我就坐在樹後頭，或者躺在田野裡和小兔子玩。」
有個男孩說電腦比自然重要，因為會電腦才有工作。還有幾個說他們太忙了沒空出去。但有個穿著素色洋裝的五年級小女孩，非常認真地告訴我，她長大後想當詩人。
「我有一個祕密花園。那裡有一個大瀑布，旁邊還有一條小溪。我在那挖了個大坑洞，有時我就帶個帳篷過去，或者一條毯子，然後我就躺在坑裡，看著上面的樹和天空。有時我就這麼睡著了。我覺得自由自在；那裡好像就是我的地盤，我做什麼都可以，也沒人會來煩我。我以前幾乎每天都去那裡。」
說到這裡，小詩人的臉漲紅了，聲音也變得低沉起來。
「後來他們就把樹都砍了，我生命的一部分也好像隨之死去了。」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才多少了解那個更喜歡電源插座的男孩和失去了林間祕密花園的小詩人所共同呈現的複雜性。我也漸漸明白：家長、老師、大人、學校，還有文化本身，都在一方面對孩子們說著自然的可貴，但是另一方面，我們知行不一，我們的實際行動和傳遞的訊息都和我們的說法背道而馳。有的時候，我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說什麼。
但孩子們可是聽得清清楚楚。
爬上健康之樹（節錄）
布魯克斯（Elaine Brooks）向山頂爬去，她的銀髮整齊地盤在腦後，一支鉛筆像髮簪一樣插在髮上。她靜靜地穿過一大片的黑鼠尾草、桂葉漆樹和怒放的牽牛花，那些都是當地的原生植被；她垂落的手指輕拂過那些她稱作「外來入侵者」的非原生種，像是正綻放著金黃色太陽般花朵的酢醬草。她對這片被遺忘了的土地有著特殊的感情，腦海中閃過《溪畔天問》（Pilgrim at Tinker Creek）作者荻勒（Annie Dillard）的話：「如果我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無法忘懷於某個地方，那麼我們必須去那附近走走，去看看景色，至少去找到那塊土地。」
「你知道嗎？我來這裡三年了，除了在自行車道上，我從沒見過小孩在這裡玩，」布魯克斯說。她蹲下去撫摸那片像瘦貓掌似的葉子。「原生的豆科植物是氮氣的守護者，」她解釋道，「它們把入侵者（細菌）包裹在根部，細菌會從土壤中的空氣吸收氮氣，經過轉化，釋放出植物所需的可吸收氮。」 由真菌和藻類植物共生而成的複合有機組織，地衣，有些也同樣向周圍釋放氮氣，而且可以活超過一個世紀。
當土地被鏟平時，豆科植物和地衣就連同它們所維持的生態系統一併被摧毀。她說，這些植物生在一起，死也在一塊。
多年來，身為社區大學的教師，她把學生帶到這裡來接觸自然，那是多數學生未曾有過的經驗。她告訴學生們，土地形塑人類的力量遠大於人類創造土地的力量，最終將沒有多餘的土地可供人類塑造。
她經常來到這個約十二公頃大的被遺忘的「拉荷亞」。她有十五本筆記本，裡面夾滿了壓平的植物標本，並滿滿記載了降雨量和當地物種的觀察紀錄。此處是個長滿了禾本科植物、仙人掌與多肉植物的島嶼，也是加州海岸線仍能找到海岸鼠尾草和其他各種罕見原生植物的最後幾個地點之一。然而，這幅景象並非人們當初設想的。一九○○年代初期，還有輕軌鐵路從這片荒原穿過，後來鐵道廢棄了，鐵軌被拆走，土地從此荒廢。一九五○年代後期，市政府計畫另外建造一條主要道路，穿過城市的這一區，並把這段路取了一個可能已被人遺忘的名字：費大道延長路段，但這個計畫卻無疾而終。近半個世紀過去，這個城鎮迅速發展，在一片繁榮景象中唯獨這片土地卻被人們遺忘，除了當年的鐵路線現在變成一條柏油自行車道。
布魯克斯穿著牛仔褲和邊邊已磨損的棉絨T恤，腳踏登山鞋，站在野生洋蔥、仙人果和原生種的茄屬植物之間。讓人愉悅的甘草香氣來自地中海茴香，那是一八○○年代由開拓者當作香料帶到加州的。野生燕麥與大多數的抗旱沙漠植被相比，也是外來物種，但已經在這裡扎根。如果你是這裡的一株植物，那麼最安全的做法就是保持低調地垂下頭。「看看這裡的藍迪克，」她一邊說，一邊用手指著野菊花旁邊盛開的紫色長莖花朵。最後，還有人們熟悉的雛菊，雖然並非當地土生土長，但讓人很難不喜歡它們。
也許有人會問：為什麼願意在一片荒地上花那麼多時間和精力？
答案在於布魯克斯是同行中少見的懷舊復古派。由於自然史在一九四○和五○年代，是一門要花很多時間收集和命名物種的科學，於是其地位逐漸讓給了微生物學，在理論界和實業界都是如此。類似的事情發生在自然保護運動中，原本鞋上沾著泥的地方自然保護者，現在變成了華盛頓特區的環境律師。這兩種環保主義者的角色都讓布魯克斯覺得不舒服，所以多年來，她都以生物學家和海洋學家的身分，在斯古利普斯海洋研究所裡工作，最終成為浮游生物專家。
比起研究工作，她更喜歡教學。她和很多美國人一樣，願意將她對自然的感情傳遞給其他人。在社區大學裡教書給了她充足的時間來了解這些山丘和荒原。沒人資助她對這片土地進行研究，同樣的，也沒有任何人能阻止她。
布魯克斯還是另一種意義上的懷舊者。生態學上更為眾人所接受的觀點是：著重保護自然廊道（natural corridors）的植被體系，而不是那些孤島上的，後者通常被認為已經無法挽救。理論上，她同意這種觀點，但她堅持，孤島植被就像那些孤立無援的人一樣，仍具備研究的價值。
這些自然的小島對住在四周或附近社區的年輕人很重要。她指著那些很多年前推土機留下的痕跡，無論開發者怎樣大談生態復育，一旦一塊土地被夷平，那麼所有生態結構和土壤基礎將被徹底毀壞。「沒有人知道怎樣能輕易地讓其重生，荒廢在那裡任其自由發展也不是辦法，因為原生物種難以抵抗外來物種的入侵。」土地被夷平在全國、甚至保護地都非常普遍。「大多數的破壞都是由於無知或權宜之計，」她說。她相信人不太可能去珍惜根本叫不出名字的東西。「我的一位學生告訴我，每次她知道一種植物的名稱，她就覺得自己又認識了一位新朋友。對一件事物的命名過程事實上也正是了解它的過程。」
她快步走過狹長的小路，爬上山崗，頭頂有一隻紅尾鷹在盤旋。前方的陡坡上，有著減緩火苗蔓延的溪流，那些非原生的冰雪花長成了一片花海，很快將覆蓋了整個山坡。不過，像仙人掌一樣為多肉植物、為龍舌蘭酒原料的原生龍舌蘭，仍穩穩地站據著屬於他們的位置。這些龍舌蘭漫長的一生中只開一次花，當為期二十年或更長的生命走到盡頭，它聚足全部能量開出唯一一支高達六公尺的花莖，在風中搖曳。薄暮降臨後，幾隻蝙蝠繞著龍舌蘭飛舞，並把花粉傳授給其他正在開花的龍舌蘭。
山腰上長滿原生種的叢生禾草，布魯克斯在此停下了腳步，叢生禾草在這裡生根可以追溯到西班牙殖民前的加州，那時候連牛都還沒引進。就像高莖牧草一度覆蓋了北美大草原一樣，叢生禾草曾一度為大部分南加州的土地鋪上了一層地毯。如今，在北美大草原，植物學家仍可在那些拓荒者的墓地遇見零星殘存的高莖牧草。了解並真正的接觸這些禾草有一種說不出的愉悅。
親生命性和心理健康
自然是兒童情感創傷的療養所，然而，人們常常忽略這一點。你應該從來沒有看到過任何一則商業廣告宣傳自然療法像宣傳最新研製的抗憂鬱劑那樣積極。但是家長、教育工作者，以及醫療人員，都必須知道自然對於醫治身心壓抑是多麼的有效，尤其是現在這樣的環境。
二○○三年發表於《精神病學服務》（Psychiatric Services）期刊的一項研究顯示，五年內，美國兒童服用抗憂鬱劑的比例增加了將近一倍，學齡前兒童的增幅最大，為六六%。進行此項研究的藥品福利管理商「快捷藥方」（Express Scripts）研究計畫主持人德雷特（Tom Delate）指出：「多種因素共同或單一作用，導致兒童和青少年服用抗憂鬰劑的比例增加。而那些因素包括連續年齡階段（successive age groups）憂鬱症的致病率越來越高；小兒科醫師對於憂鬱症的認識越來越深，憂鬱症的診斷因此越來越多；在成人身上療效頗佳的抗憂鬱劑對青少年、兒童也可能同樣適用的假設出現。」儘管除了「百憂解」在二○○一年青少年憂鬱症病例開始增加時被批准可用於兒童之外，其他抗憂鬱劑並未獲准給十八歲以下的孩子使用，但醫生所開的處方還是不斷增多。而上述研究結果發布的一個月前，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才剛要求藥廠必須在產品上確實註明，警告服用者抗憂鬱劑與自殺行為和想法之間的關聯，尤其是對兒童的影響。二○○四年，美國美可保健公司（Medco Health Solutions，全美最大藥品福利管理商）的一項資料分析顯示，二○○○年至二○○三年間，精神障礙藥物的使用量增加了四一九%，這些藥物包括了抗精神病劑、抗焦慮劑以及抗憂鬱劑。同時，若把注意力不集中兒童所服用的藥物算進去，購買這類兒童精神障礙藥物的花費，首次超過了兒童花在青黴素及治療哮喘藥物的費用。
儘管藥物對於治療兒童的精神疾病或注意力不集中等問題的確有一定的療效，但除了藥物外，自然也可以治療、輔助治療，或預防此類病症，而這點卻往往被人們忽略。儘管自然在治療某些重度憂鬱症的療效上不太明顯，但確實有其效用。自然可以緩解每日的壓力，而這些壓力可能正是兒童憂鬱症發生的根源。我之前提過的尤瑞奇研究，以及少數對成人進行的調查都說明了這一點。康恩（Peter Kahn）在《人與自然的關係》（The Human Relationship with Nature）一書中也指出：經過一百多項調查研究發現，大自然有緩解壓力的功效。
二○○三年，康乃爾大學環境心理學家們在報告中指出，能夠觀賞到自然景觀的房間可以保護兒童免受壓力帶來的疾病。郊區房子內部或周圍的自然風景，在促進兒童心理健康方面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康乃爾大學人類生態學院設計及環境分析系的助理教授威爾斯（Nancy Wells）說：「生活在自然景觀豐富地方的兒童，比起居住在自然景觀稀少地方的兒童，罹患由壓力而引發的精神疾病的人數要少。越是脆弱的兒童，譬如那些在生活重擔下煎熬的孩子們，自然環境對他們的療效越是顯著。」
威爾斯及其同事埃文斯（Gray Evans），研究了居住在郊區的三到五年級學生，住家內外自然環境豐富程度對兒童心理的影響。結果發現：住家周圍自然景觀較為豐富的孩子，行為異常、焦慮及憂鬱症狀的比例，比來自相反狀況家庭的孩子要低，並且前者比後者更容易發現自身價值。威爾斯和埃文斯在報告中寫到：「即使郊區已經有著相對廣大的綠地，但周圍自然環境越豐富的住家，他們的孩子對壓力或困境的承受度也越高。」
大自然能緩解情緒的原因之一，或許就是因為綠地能促進社交，因而也獲得更多社會支持。瑞典的一項調查指出，居住在便利於戶外活動地區的孩子及父母所結交的朋友，要比因交通所限而鮮有戶外活動的孩子及父母多一倍。當然，自然對人類情感的慰藉並不僅止於社交功能。
自然也為孤獨寂寞提供滋養。一項針對芬蘭青少年的研究顯示，他們心煩意亂時常走進大自然，在那裡，他們能澄澈心靈、釐清思緒並放鬆。我曾在聖地牙哥大學以「自然與童年」為課堂討論主題，二十歲的哈琳講述了自然對她心理健康的影響：
我在加州聖塔芭芭拉長大，家裡有個很大的院子，外面還有一條小溪流過。就在我開始獨立生活之時，我才發現自然環境對我而言意義非凡。每當生活中遭遇不愉快的事情時，自然就是我能去的地方，在那裡我不必應付任何人。
九歲時，父親因腦癌去世。那段時間對我和我的家人而言十分難熬，是自然使我平靜下來，不再悲傷與焦慮。
我真的相信自然存在靈性，一旦你投身於自然的懷抱，她就能讓你意識到自身的渺小，讓你明白，世界上除了自己還有很多偉大的事物，這能幫助你從不同的角度看問題。唯有在自然中，眼前的問題才不會要求你立即給予關注或答案。在自然中，你可以暫時逃離一切，但又不會與世界脫節。
自然攝影師赫爾曼（Richard Herrmann）也深知自然的慰藉之力，是自然幫他度過了曾經的悲痛時光。他告訴我：
記憶中我首次受到自然的觸動，是兒時住在在太平洋樹林市的時候，那裡離燒毀的罐頭廠街不遠。我記得當時四歲，正專注地看著退潮後留下的一個大池塘，波光粼粼的水面下游著小魚，還有倉皇移動的海葵和螃蟹。我深深地被吸引住，在那裡呆呆地瞅著，如果可以的話，我能在那裡一動不動地看好幾天呢。對我而言，那個池塘代表著完美與寧靜。我也記得有一次，爸爸從海灣打漁回家，帶回許多五彩繽紛的鱈魚，牠們好看極了，就如同從大海裡淘來的珍寶。
我當時還是個孩子，淘氣、好動，因此在學校讀書對我來說簡直是一種煎熬。但是自然卻給了我無比的安寧與歡愉，我可以平平靜靜地坐下來釣魚、捕蟹，連續幾個小時都不會厭煩，即使一無所獲也還是很開心。
後來，我再次渴求那樣的平靜，那是十四歲時，我的父親因車禍去逝。我逐漸迷失了自己，且一九六○年代後期的大環境有著太多的誘惑，毒品十分泛濫。我記得大多數的日子我都遭受著壓力與痛苦的折磨，但我仍能在海邊橡樹林獨自散步時找到絲絲慰藉，哪怕只是走著，只是看看毒葛、蠑螈、五顏六色的蘑菇以及地衣，也都對我意義非凡。在那裡我感受到了其他地方所沒有的巨大寧靜。
長大後，一次在當地高中演講時，我發現，展示自然景觀圖片能讓同學們集中注意力並安靜下來。所以說，親近自然挽救了我的生命。
赫爾曼的女兒有嚴重的閱讀困難，他的親身經歷也繼續鼓勵著他女兒去自然中尋找平衡、緩解壓力。赫爾曼說到，他女兒從「四健會」（4-H Club，分別對應英文的4個「H」字母代表健全頭腦(Head)、健全心靈(Heart)、健全雙手(Hands)、健全身體(Health)。）飼養小羊羔的過程中得到慰藉，那使她在學校裡的表現有了重大的轉變。
另外，在麻州衛斯理的兒童及青少年發展協會所開發的「療養花園」（Therapeutic Garden），贏得了美國景觀建築師公會頒發的總統優秀獎。協會主席桑多斯提法諾（Sebastiano Santostefano）在接受線上專業雜誌《麻州心理學家》（Massachusette Psychologist）採訪時，闡述了他的理念，他認為自然能形塑心理，並在幫助受到創傷兒童上面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他指出，無論是在河邊還是小徑，戶外活動「就是孩子從問題中學習的過程」。「譬如我們有座小山丘、小土堤，一位所謂治療中的孩子可能會認為那像是座墳墓，但另一位可能會說那像是懷孕婦女的肚子，」他說，「重點很明顯，兒童和自然能夠互動，他們賦予每個自然景觀不同的意義，即使相同的景觀也會有眾多不同的詮釋，而一般人玩的傳統木偶或遊戲都有局限性，警察木偶往往就只是個警察，兒童很少會將它看作別的，而自然景觀所蘊涵的東西更多，藉此能給兒童更多元的角度去闡釋這些景觀。」
恐懼併發症
人一旦遠離自然，心就會變硬；印第安的洛卡塔族（Lakota）知道，對生長失去尊重會很快導致對人類尊重的喪失。
──路德．貝爾（Luther Bear, 1868-1939）
父母的恐懼是孩子無法得到像父母小時候有的自由的最大原因。恐懼，使成長中的孩子不能享受自然給予完美而必要的恩惠。這種恐懼無所不包：交通、犯罪、陌生人，甚至對自然本身的恐懼。
現在孩子被允許的活動空間越來越狹小。根據美國媒體研究機構TNS Intersearch在二○○二年為《美國人口統計》（American Demographics）期刊所做的一項調查報告顯示，五十六%的美國父母說自己大約到了十歲左右，就被允許走路上學或騎單車上學，但其中只有三十六%的人說他們的孩子應該被允許做相同的事，這股趨勢也被紀錄在其他國家的研究報告中，例如荷蘭阿姆斯特丹的研究者卡絲登（Lia Karsten），在比較了數十年來兒童的空間使用情形之後發現，在一九五○年代和一九六○年代，「遊戲指的是室內遊戲」，而且當時的孩子擁有充分的自由可以到處活動，他們有較大的領域可以漫遊、可以跟來自不同背景的孩子玩耍、可以使用都巿的公共空間進行許多活動；相反地，卡絲登發現生活在二○○五年的兒童，不僅在戶外玩耍的頻率和時間變少，自由活動的空間受到更多限制，玩伴及其背景的多元性也變少。在英國，研究者已經確定一九九○年一個九歲半的孩子所享有的自由活動經驗，等同於一九七一年一個七歲大的孩子所享有的自由活動經驗。
提到兒童發展，活動範圍的縮減絕對不是個小問題，經常讓孩子待在室內（或車子後座）雖然確實能減少某些風險，但其他風險也會隨之增加，例如它會危及孩子的生理及心理健康，以及群體概念、感知能力和自信心的建立，還會危急對於真正危險及美感觀察力的養成。兒童心理學家艾瑞克森曾經描述兒童的需求（尤其在兒童期中期）是建立自我概念，擺脫大人的控制，並且提到住家附近可供躲藏處以及其他具有特殊意義地點的重要性。耶魯大學社會生態學教授及生命觀權威思想家凱勒特（Stephen Kellert），也提到居家周邊環境的生活經驗，尤其是自然方面的經驗，可以幫助培養並形塑兒童的認知能力，包括分析、推理及評估能力，「兒童期的重要挑戰之一，就是透過系統性地評估來自實際經驗的客觀證據，培養出轉譯經驗的能力，」他寫道，「的確，在兒童諸多的生命面向中，只有它能提供這種一致但多樣化的批判性思考與解決問題的機會，並持續地為身心帶來滋養。」
一九八○年，當景觀和遊戲專家摩爾研究舊金山灣區的時候，他根據自己的調查結果，結合國際相關研究的綜述，得出「一條不可避免的的結論」：不斷增長的居民區及幹線交通「是限制孩子發展空間的一個普遍性的最重要的因素，從而限制了孩子對社區環境知識的了解，包括其自然特徵及其構成。」
根據我不夠科學的預感，自一九八○年，對陌生人的恐懼已經超過了對於交通事故的恐懼，這不是那種泛泛的擔心。因此很多孩子不再有機會去了解他們的鄰居，不再有機會去公園玩，不再沒有機會欣賞生機勃勃的大自然。
早在九一一恐怖事件進一步擴大我們的恐懼之前，我曾與菲茨西蒙斯（Fitzsimmons）一家在賓州的斯沃斯莫爾度過一天。他們住在一個維多利亞式的房子裡，門廊跟前的鞦韆隨風嘎嘎地微微搖晃著。斯沃斯莫爾是一個田園般的小鎮，鎮上有古老的樹林、玩耍的孩子們和寬闊的人行道。貝絲．菲茨西蒙斯（Beth Fitzsimmons）後來告訴我，這個鎮上有一條規定：任何人都不能傷害樹林和孩子。簡而言之，這裡應該是父母們最不用擔心孩子會受到傷害的地方。可是，貝絲說：
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這條街的盡頭是一片樹林，我常常早上六點就起床，去那裡玩二、三個小時，一個人採摘藍莓，沒人擔心我……現在槍和毒品成了我們擔心孩子遇到的最大危險，在外面有很多瘋子。跟我們當年大不相同了。現在即使我女兒伊莉莎白只是去大學後面的克拉姆小溪，我也讓她帶著狗，並保證她至少跟一個朋友在一起。
我沒想到的是，在堪薩斯，人們的恐懼絲毫不遜於在賓州。有一位父親這樣說道：
我有一個原則，要隨時知道我孩子的去向。我要知道我的孩子在哪裡，在哪所房子，在哪個廣場，與那裡的電話號碼。這就是我的處世原則。我的兩個孩子都聽我嘮叨過這個世界有許多瘋子，確實是這樣。到處都有瘋子。那些需要長年心理治療的、那些該去蹲大牢的，都開著車在外面到處逛，他們的座位上放著槍。這是你必須面對的現實。我不會輕易讓我的女兒一個人去外面的公園，大家都會警告你別讓你的孩子一個人待著。
同樣在堪薩斯，一位開朗的中年教師難過地告訴我恐懼是如何影響日常生活的。
前幾天我在機場排隊，一個小孩子在我們身邊跑前跑後往櫃檯後張望，他媽媽對他說，「你想被人拐走嗎，別那樣跑來跑去。」那時候我正排在他們後面，我心想，我看上去不像個綁架小孩的壞蛋呀。可是現在的大人們過早把什麼東西都告訴孩子，使他們失去了本該無知而單純快樂的時光。現在我那些七年級的學生們要面對的問題，是我們這一代人小時候不曾遇到的。當然，教給孩子一些機靈的戒備來面對陌生人是相當重要的；教他們如何拒絕可能的虐童狂也是必要的。但是我們需要以一種平衡的眼光來看待危險。當大人們告訴孩子千萬不要跟陌生人講話的時候，他們有沒有意識到，當前的社會正是極度需要跟他人交流的社會，那麼這種拒絕又會給孩子帶來什麼危害呢？
令人很難以理解的是，現在很多美國人對森林的看法回到了原始時代的不理性，很不理性地想像著森林背後的各種恐懼。
依附理論
自然保育不能只依賴自然保護機構的組織力；它還取決於年輕人和自然的關係──取決於年輕人怎麼樣，或是否熱愛自然。
我常想知道：除了好朋友、好工作和舒適的天氣，我喜愛南加州的什麼？顯然吸引我的不是人工環境，至少它們大部分不吸引我，這裡的土地被分割成條條塊塊幾乎認不出來了。我確實喜愛我城市裡面的公園和老街區，特別是在霧氣開始消散的清晨。我也很喜歡那些海岸。太平洋反抗著變化，依然是衝浪的南加州人最後的自然領地。它是那樣可靠，總是在那裡，同時呈現著神祕和危險──太平洋裡的一些生命要比人類，甚至人類所知道的還龐大。我不會衝浪，但是我懂得衝浪者對海洋的情感，而且這種情感一旦形成，就將永不消逝。
當我向東駕車開往大山，經過大梅薩、聖伊莎貝爾和朱利安鎮時，我知道這些地方已經深深進入我的生命。它們有一種與地球上其他地方都不同的神祕。但是有一個聲音常常、常常在我心中說：不要陷得太深。因為隨著城市和郊區的蔓延，我下一次開車來到這些鄉村時，我所愛的這些田野、小溪和山脈都可能消失，因此我不能全心全意地喜愛它們。對那些從不依附自然，或小小年紀就學會提防那種依附的孩子們，我想知道他們是不是也會表現出相似的特點和反應？
在二十五年間，心理學者埃里克森（Martha Erickson）和她的同事們，運用他們稱之為「依附理論」的一種研究兒童成長的生態模式，作為正在進行的親子互動縱向研究的基礎。他們把這些概念應用到父母在高危險環境下的預防性干涉行為上。家庭的健康狀況涉及周邊社區的健康狀況，引起了埃里克森越來越多的關注。
「我們通常討論親子情感，因為即使父母不可靠、冷淡或不常見面，我們也很少見到缺乏親子之情。然而，我們發現親子之情在性質上有所不同。比如，當家長長期很冷淡的時候（比如是一名抑鬱的家長時），孩子會用保持距離，或表現出對家長漠不關心等方式來防止自己受到拒絕的傷害──發展出一種我們稱之為迴避型依附的情感。」
我向她建議，一些同樣的和感情缺失有關的反應和症狀，也會在人們對大地感情淡漠的時候發生。以我自己的經歷來說，我所居住的地區發展速度極快，以至於要對一個地方產生感情很困難；對很多幾十年前來到這裡的人而言，我自己是從堪薩斯州來的，南加州留住了我們的人，卻留不住我們的心。在兒童成長學領域裡，依附理論認為子女和父母間深深羈絆的形成是心理、生物和精神過程的綜合。如果沒有這種情感，孩子就會感到迷惑，容易在日後以疾病的形式表現。我相信，相同的過程也能讓成年人和一方水土緊緊結合，帶給他們歸屬感和意義。如果對一方水土沒有深深的眷戀，一個成年人也會感到迷惘。
「用依附理論的觀點處理兒童和自然的關係是一個很有趣的觀點，」埃里克森說。她又補充道：
兒童對自然的體驗，在對兒童成長的研究中似乎很大程度上被忽視了，但是考察兒童幼年時對自然的體驗，追蹤這些體驗將怎樣影響兒童對自然界的長期舒適感和尊重──舒適感和尊重，是親子情感研究中的核心概念。考慮到自然具備讓我們從忙碌的生活中得到平靜和撫慰的力量，研究一個家庭和自然的聯繫如何影響家人間關係的總體質量也將非常有趣。以個人的經驗而言，我的家庭成員間的關係，就是通過很多年的共同自然體驗形成的──從分享我們幼兒時翻開大石頭發現一隻老鼠般大的甲蟲時的驚奇，到孩子上小學時划著我們的老獨木舟沿附近的一條小溪漂流，再到在大山裡徒步旅行的體驗。
對一方水土的眷戀不僅有益於孩子，也有益於這片土地。正如自然主義者羅伯．芬奇（Robert Finch）所說：「有一個這樣的時刻……在我們和一方水土的關係中，我們意識到自己已不再關心，我們不由自主地開始相信我們的街坊、城鎮和這片土地總體上已經消失了。」他指出，在這個時刻，當地的風景已經不再能看作「一個活生生的、呼吸著的和人類對應的美好存在，而是遭受著不可逆轉的腦死。它也可能保持著活著的狀態──透過污水治理廠、補償性濕地、甲殼動物再生專案、對酸化的池塘採取石灰治理，為……池塘除草、海岸培養計畫、圈起來的鳥類保護區，和劃定「綠色區域」──但它將不再發展，即使會發展，也不是順應自然自己的意願。」
如果一個地理區域以一種降低自己的自然整體性的方式快速發生變化，那麼孩子們對這片土地的情感就處於危險之中。如果孩子們對土地沒有依附，他們將不能從自然中獲得身心的幫助，也不會對環境或對這片土地感到一種長期的獻身熱情。缺乏依附之情又會讓首先造成這種疏離感的客觀條件逐漸惡化──造成一種惡性循環，讓我們的孩子們和自然世界越來越隔閡。
我不是已毫無希望。實際上還大有希望。自然資源保護和環境保護組織，以及一些傳統童子軍組織已經開始覺察到自然缺失症帶來的威脅。其中幾個組織就像我們將看到的那樣，正在帶頭讓自然和孩子們重逢。他們認識到，雖然自然知識重要，但激情才是奮鬥的長期動能，激勵我們保護自然遺產、建設綠色城市，再造失去的土地和水源。激情不會來自從錄影和光碟，它是孩子們用沾滿泥巴的雙手從大地裡捧出的，它沿著染上草汁的袖子走進心中。如果要拯救環境和環保主義，我們必須先拯救瀕臨消失的指標物種：自然中的孩子
把自然帶回家
在自然界中，讓兒童去體驗，遠比學習知識重要。
──瑞秋．卡森
單憑父母的力量是無法改變現狀的。然而所有監護人、父母、家庭成員都能在家中，或通過其所隸屬的機構來影響這一進程。教育工作者、城市規劃人員、年輕的自然專案領隊、環保主義者，所有這些人將共同決定第三邊疆的方向，或是自然體驗的終結，或是以新的形式獲得重生。父母應該鼓勵各種機構進行變革，而不是坐視不理。
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是很困難的，父母們已經感覺到他們身陷麻煩。他們日常的瑣事夠多了，不想在幹其他的事，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換一種方式面對會更好些，把自然當作一劑良藥，可以減壓、增強體質、精神滿足，更具創造力、幽默感、安全感。如果一個家庭讓孩子更多地融入自然，他們就會得到以上種種回報。
把熱情當禮物
幾年前，傑瑞．夏德（Jerry Schad）邀請我和兩個兒子與他們父子一道，沿著聖地牙哥東部山脈棉白楊河遠足旅行。當時我的兩個兒子，一個五歲，一個十一歲，他的兒子才四歲。我們把車停在日出高速公路邊上，然後沿著一條崎嶇不平的小路，走到下面很遠的一個山谷。這條小路穿過茂密的樹叢、胭脂櫟和石蘭科常綠灌木叢。無數讀過夏德寫的《準備遠足》（Afoot and Afield）野外指南才找到棉白楊河瀑布（這個名字就是夏德起的）的徒步旅人，又把它拓寬、踏深。
在我帶你們進行這次遠足之前，我要先說說為人父母所承受的種種壓力。大人只能和孩子一起做正確的事，其他都不值得──簡單來講，我們之中的許多人必須改變觀念。如果帶孩子到自然中是為追求完美，或覺得又是一件麻煩事，那就會失去很多樂趣。家長更瞭解自然並和孩子分享，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如果家長和能孩子一起去瞭解自然則更好，而且樂趣更多。
我們沿著曲曲折折的小路往下走。夏德的兒子湯姆在前頭跑，我的大兒子詹森牽著弟弟馬修的手，在越來越不好走的小路上前行。夏德曾告訴我，他在聖克拉拉谷長大，就是現在有名的矽谷。兒時，他從沒有外出野營過。但從十二歲開始，每到夏天他便在後院睡覺，並迷上了夜空，這件事最終使他成為一位天文學教授。長大後，他還是喜歡在野外鋪一張墊子，躺在群星下睡覺。
他滿懷敬畏，講述著郡裡那些失落的角落的神祕事件，尤其是夜空的神祕故事。比如，金星在沙漠上投下的奇怪陰影。兩個小男孩，湯姆和馬修，正值淘氣的年紀，比起金星陰影，他們對叢林狼的糞便更感興趣。他們戳它，還為它起了一大堆的名字。馬修想知道為什麼我們沒有看到大型動物。
「因為他們有超能力，」我解釋說。
他停下了腳步。
「他們能在很遠的地方聽到我們的聲音、聞到我們的氣味，」我補充到。這話對他產生了作用，但這只是瞬間的。因為有這麼多的石頭要搜集，時間卻這麼少。這兩個小男孩，爭著、搶著要跑在前頭，一直往前跑。小孩子不像大人：我和夏德剛見面，客客氣氣的；馬修和湯姆立刻熟悉起來，相互說著小祕密，也相互罵著玩，好像他們認識有二十年了似的。
「我要在叢林裡開出一條路來！」湯姆高聲宣布。他消失在樹叢中。過了一會兒，他喊道：「小心蛇，隨時都有可能竄出一顆蛇頭來。」這麼多年來，湯姆的父親傑瑞親眼見到過兩百隻大角羊，一頭山裡的獅子，與很多響尾蛇。傑瑞說，在四月，人應該很小心地提防蛇。這時，他避免離開小路行走，或是在樹叢中為自己開闢一條路。那時候，蛇從冬眠中甦醒，很餓，很可能具有攻擊性。
「通常，我帶著湯姆在家附近徒步旅行，但我也喜歡帶他到這兒來，」夏德說：「他能夠考驗自己，能探索，能冒險。學到關於徒步旅行的最佳判斷力，對他來說很重要。」
他給做父母的建議是：帶著你們的孩子做簡單一些、短一些的徒步旅行，要靠進城區，因為往往他們在身體感到疲憊之前，就覺得無聊了。
馬修第一個聽到了瀑布的聲響。
我們來到了路的盡頭，在一個小橡樹林裡，在那裡，棉白楊河從缺口處奔流而下。我們順著這條小溪走到了第一個瀑布群和一些深潭，這些深潭由融雪和最近幾場雨的雨水匯集而成。孩子們爬上大岩石，沿著礁石奔跑，夏德和我朝他們喊著，提醒他們速度慢一點，要看路。「看到那處暗的地方了嗎？」夏德對湯姆喊，他指著一條條的黏液，流過一塊岩石表面，流向一個深潭。「別踩那些東西；很滑，你會跌進水裡的。」
孩子們像蜥蜴一樣掠過水面爬上岩石。看著他們，夏德帶著如同親自經歷一般的興奮承認道，「我和湯姆一起時，我通過他的眼睛看到這一切，很新鮮。」我們在一塊大岩石上坐了一會兒，眺望著一池深水；這些小男孩則把這塊大岩石當滑梯。在懸崖那兒，夏德、詹森和我，用我們的身體擋著他們，防止他們掉下去。過了一會兒，我們厭倦了這樣的玩法，把馬修和湯姆叫到一塊兒，讓他們殿後。我們的口袋裡裝滿了石頭，那是馬修一路上撿的，堅持要我們帶著。
傑瑞．夏德給我印象最深的，不是他那令人敬佩的淵博知識，而是他具有感染力的激情。如果這樣的歡樂不活躍，我們就必須喚醒它。對於那些先前失去機會與戶外活動建立聯繫的父母們而言，這不是個輕鬆的任務。但是，這樣的機會還是有的。「如果一個孩子要保持他與生俱來的新奇感，」芮秋．卡森寫道，他或她「需要至少一個能與之分享這種新奇感的成人陪伴，和他一起重新發現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中的歡樂、興奮與神祕。」
最重要的是，要找到或重新發現我們自己感受快樂、興奮和神祕的能力。二戰後法國的文化部長及小說家馬樂侯（André Malraux）曾寫到（援引一位牧師的話），「根本沒有『成年人』這種說法。」當然，任何時候重新發現孩子的敬畏都不晚。孩子與自然建立聯繫的最有效方式，就是讓我們自己與自然先建立聯繫。如果媽媽、爸爸、祖父母、外祖父母，或是監護人已經花時間在戶外，他們能拿出更多的時間；他們可以獵鳥、釣魚、徒步旅行，或是做些園藝工作。如果孩子們感覺到了大人們對自然的真正熱情，他們會模仿這樣的情趣──即使他們長成十幾歲的少年，假裝失去這樣的情趣。
作為成人，喚醒自然的新奇感的另一種方式，是閱讀自然類書籍。與電視不同的是，閱讀不會吞沒各種感覺或是操縱思想。閱讀會激發想像力。你還記得第一次讀《森林王子》或《湯姆歷險記》或《哈克歷險記》時的新奇嗎？吉卜齡筆下世界中的世界；吐溫筆下緩緩流淌的河流，自由的感覺和神祕島嶼上的海沙，還有洞穴深處的世界？正如露易絲．喬拉所指出的，環境教育工作者和環保積極分子反覆提到，有關自然書籍對兒童有著重要的影響。
像一九五○年代的許多孩子一樣，作家克拉瑪（Kathryn Kramer）是讀著《魔戒》系列長大的。一個又一個夏天，她反覆讀著這個三部曲。「在夏天避暑的房子中，坐在起居室裡一個很不舒服的柳條椅上，我的腿直直地伸著，如同不會畫膝蓋的人筆下人物僵直的雙腿。」「我可能偶爾透過窗戶看看四方的天空；這似乎就是我想從戶外燦爛夏日得到的一切。在托爾金的書中，有我需要的所有天氣。」她被征服了，尤其是被托爾金對自然的描寫所征服。她引用了這段精采的描寫：
他們身處在一座綠樹叢生的島嶼上，視野被遮擋了。在東南邊，地面陡然下降，似乎山坡遠遠地延伸到樹下，好比島上的沙灘，實為一座山從深水中上升形成……島的中部有條河，懶懶地蜿蜒向前，河水是棕色的，河兩邊長著古柳，河面與柳樹一起形成了拱形，倒了的柳樹擋住了河的去向，成千上萬褪了色的柳葉星星點點地散落在河面上。空中滿是枝條上翩然舞動的黃色；山谷中和煦的微風輕輕吹過，蘆葦婆娑，柳枝吱吱作響。
托爾金的書中一頁一頁都是類似的描寫，用「比我們大多數人一生用到的還要多的英語詞彙來描寫一個地方，」克拉瑪說。如今，她為七歲的兒子讀《魔戒》三部曲，將這個故事作為禮物送給他，通過故事，也把她自己對自然界的熱情傳給了兒子。
自然學校的改革
應把教孩子理解自然做為其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對待。
──湯瑪斯．貝瑞（Thomas Berry）
「基於環境的教育」這一概念（也有一些其他的叫法）至少有一個世紀的歷史了。杜威提倡學生應該深入當地環境，他在《學校與社會》（The School and Society）中曾經寫道：「校外的體驗有其地理、藝術、文學、科學，以及歷史各方面的因素。所有的研究都源自一片土地，以及植根於這片土地上的生命。」經驗教育並不極端，它是這一更為古老的教育理論的核心主張，這種教學方式的出現和發展，遠遠早於使用錄影資料在教室裡講授環頸蛇的知識。環境教育強調如何在世界上正確地生活，而體驗教育則是看重如何通過感受自然來生活。
哈佛大學教育學教授霍華．加德納，於一九八三年提出了具有說服力的「多元智慧」理論，進一步推動自然在教育中的地位。正如在前面的章節所描述過的，加德納提出，兒童和成年人具有七種不同的智慧，包括：語言、邏輯與數學、空間、身體運動、音樂智慧、人際交往與自我認知智慧。最近他又添加了一條，叫做自然智慧。
在多元智慧理論和相關研究的激發下，一場新興的運動，我們可稱之為「自然學校改革」的運動，正在穩步發展。雖然這場運動的規模相對還小，但是已經開始。
美國的各軟體公司把電腦學習程式兜售給兩歲孩子的父母。大多數美國小孩，到小學二年級的時候都已經接受過好幾年的學前教育，並且也已飽嘗考試之苦。齊卡洛（Lora Cicalo）是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積極進取的專業人士，她女兒的小學老師指導學生們為參加加州標準化測評專案（STAR）做準備，心理壓力特別大，這使羅拉大為震驚。她說，「老師什麼事情都得教學生，怎樣塗寫答題卡（比如，不要打叉號，不要在外面畫圓圈），怎樣在限時測驗時不落後之類的。這些孩子的父母對這個測驗都很重視，孩子都很擔心該怎麼辦。可他們才只有七歲呀。我們幹麼給他們那麼大的壓力呢？」為了提高學校水準嗎？或許吧。
美國人把小孩子推向了競爭的前沿，而芬蘭的教育體系卻與此恰恰相反。「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於二○○三年進行的一項研究顯示，芬蘭在很多方面超過了包括美國在內的其他三十一個國家：讀寫能力芬蘭位居第一，數學和自然科學芬蘭名列前五。美國名次位居中段。《紐約時報》報導說，「芬蘭成功的『祕訣』說來也複雜也簡單。其中一些『配方』可以『出口』他國以供借鑒（例如，課堂的靈活性），但有些卻不能（例如，這個國家人口少且民族單一，以及大多數芬蘭人都相對富有）。」
在美國一些教育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標準看來，芬蘭的做法好像有悖於常理。芬蘭孩子七歲之前不接受任何教育，而在美國，七歲已經算是大孩子了。芬蘭沒有特別的神童計畫，教育經費也比美國的要少。芬蘭要求教育者遵循全國統一的課程大綱，但對他們的教育方式給了自由發揮的空間。還有一點，芬蘭教師奉行寓教於樂的原則。而與此相比，美國的趨勢則是放棄休息。在芬蘭赫爾辛基市蘇塔利拉區一所典型的學校的做法是，允許學生「脫了鞋子到處跑。每堂課四十五分鐘結束之後，學生就有十五分鐘休息時間可以放放鬆，透透氣」（《紐約時報》）。芬蘭還倡導環境教育，把大量花在課堂上的時間轉移到自然環境，或是周圍社區。芬蘭社會事務及衛生部指出，「學習的核心不在於學習來自外部的、已經加工過的資訊，而是在於孩子和環境之間的互動。」我確信美國在教育方面也有一些可資芬蘭教育借鑒的東西。但是，如果我們至少採用兩個「芬蘭特色」──社會更加尊重教師，和熱心進行基於環境的教育呢？
席罕（Lauren Scheehan）是俄勒岡州西爾波若的燕尾學校（Swallowtail）的創建者和教委會主席，她相信很多人，包括在「矽谷」效力、工作繁忙的技術人員在內，都努力在自己和孩子的生活中尋找更多的平衡。
她說：「我們認為，電腦技能教育應該延到中學課堂上進行。這樣的話，孩子仍然有機會在自己家用電腦，或者到朋友家玩電腦遊戲，那個世界並沒有對他們關上門。」但是燕尾學校使學生有機會離開「無處不在的電子脈衝，這樣能使他們的感官更常去感覺真實環境」。席罕說，重點在於創造「自由選擇的道德基礎，而不是完全依賴於電子媒體」。一些英特爾公司員工把子女送到這所學校。他們重視科學技術，「但他們也明白，人類有些方面無法在電腦中找到。」西罕如是說。
燕尾學校迄今還只是一個特例，但這一情形會改變的。就現狀來說，越來越多的教育人員致力於採取一種新方式，為教育注入直接體驗的新鮮血液，尤其是對自然的體驗。對這場運動的定義以及名稱還有待商榷，最近幾十年，這類教育改革以多種名義出現，如「面向社區的學校教育」、「生態地區教育」、「經驗教育」，還有最近的「基於地方的教育」，或「基於環境的教育」。不管叫什麼名字，基於環境的教育一定可以成為治療自然缺失症的一劑良藥。這種教育的基本理念是把周圍社區，包括自然環境，作為首選的課堂。
在真實世界裡的學習
更有效的教育改革為，教師應該把孩子們從教室裡解放出來。利伯曼（Gerald Lieberman）就是這麼認為的，他是一個研究基於環境的教育的全國性機構「州教育和環境圓桌會議（SEER）」──的主任。
根據SEER的一篇名為〈彌合成就上的差距〉報告中，寫道：「由於全國各地的學校周邊環境和社區，因地理狀況迥異而大不相同，『環境』一詞在每所學校的具體含義也就不一樣：可能是一條河，一座城市公園，也可能是瀝青操場上開拓出的一個花園。」這篇報告發表於二○○二年，但一直被現行教育體系所忽視。SEER和十六個州的一百五十所學校合作了十年，確認了一些基於環境的教育典範專案，並研究了學生們在標準化測驗中的得分情況。得出的結果相當令人震驚：基於環境的教育能夠提高學生在社會科學、自然科學、語言藝術和數學方面的學習效果；提高標準化測驗成績和平均分（GPA）；幫助學生發展問題解決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和決策能力。
◆佛羅里達州泰勒郡高中的教師利用學校附近的伊肯費那河，進行數學、科學、語文、生物、化學，和關於該郡經濟學等學科的合作教學。
◆在加州的聖博納迪諾，金巴克小學的學生在校園裡的池塘、菜園，以及學校附近的一個溫室，和一個本土植物植物園裡學習植物學，研究微生物和水生昆蟲。
◆科羅拉多州的格倫伍德泉，高中生們設計並且監督建造了一座袖珍城市公園，城市規劃人員還讓學生們幫忙，沿著科羅拉多河修了一條步行商業街和一座公園。
◆在賓州，杭廷頓地區中學的學生在學校附近的小溪採集資料。教師辛普森（Mike Simpson）用那些資料教授分數、百分比、統計學，以及解釋圖表。他說，「我再也不擔心想不出實際應用的問題來了，學生他們自己就能做到。」
索貝爾認為，基於地方的教育，重點在於「學生直接在當地社區內學習」。他對這樣的學習進行了獨立評估，其中包括美國「國家環境教育和訓練基金會」的一個專案，得出了與利伯曼相似的結論。談到閱讀能力，「教育改革的聖杯」的時候，索貝爾說，基於地方的教育或者基於環境的教育，應該成為「守護聖物披堅執銳的一名騎士」。在這些專案中接受教育的學生通常比傳統課堂裡學習的學生表現突出。
比如，在達拉斯的霍齊基斯小學，在一個基於環境的教育專案中學習的四年級學生，考試通過率比此前一個傳統班級的學生們高出十三%。德州教育局督學認為，和全州小學同期平均進步水準的一%相比，霍齊基斯小學的成就「意義極其重大」。在波特蘭市，「環境中學」的教師們講授課程時利用當地河流、山峰和森林；他們種植本土植物，研究威拉默特河，還進行許多其他活動。這所學校九六%的學生在解決數學問題方面達到、甚至超出了本州制定的標準。與此相比，在其他一些同等層次的中學，只有六五%的學生達到目標。基於環境的教育能夠擴大傳統的學校改革行動的效果。在北卡羅來納州，教學標準的提高，使得四年級學生在全州數學測驗中獲得「良好」的比例上升了十五%。但是位於該州阿什維爾的一所「基於環境的教育」學校，四年級學生的表現更加出色，達到「良好」的學生比例上升了三一%。
除此以外，參與這些專案的學生，無論是出勤率還是行為表現，都比傳統課堂教育出來的學生好。據報導，明尼蘇達州小瀑布中學參與基於環境的教育專案的學生中，受處罰的比例比其他九年級學生低五四％。以前在霍齊基斯小學，僅僅一年之內就有五百六十起學生違紀事件需要老師把學生送校長辦公室處理。兩年之後，隨著基於環境的教育的進行，違紀事件數目跌落至五十起。
時間再近一點，二○○五年，「美國研究中心」發佈一份研究報告，研究對象為四所小學二百二十五名高危險群的六年級生，每人皆曾上過三項戶外課程，維時都達幾個月。該研究以這一群上過戶外課程的學生，和另一群沒有戶外課程經驗的對照組學生作比較。該研究提交加州教育局的報告裡，重要的研究發現包括：科學概念掌握力於評量裡提高二七%；合作能力和衝突解決能力提高；自尊、解決問題的能力、學習動機、教室行為皆有所改進。該報告指出，小學教師和戶外教學指導員「屢屢強調，戶外科學課程能為學生提供『重新開始』的機會。」
索貝爾提到了另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一所學校的物理老師在講力學原理的時候，讓學生參與社區裡一條小路的重建。在這個過程中，需要使用到滑輪、槓杆、支點。這一所學校有一個所謂「高年級蹺課日」，這一天高年級學生可以任意蹺課。一個學生對那個物理老師說，「您知道嗎，我今天其他課都逃掉了，但我就不想錯過您講的課。我對課堂上正在做的東西實在太著迷了，捨不得逃啊。」種種跡象表明，這種學校改革的確產生作用了，為什麼沒有更多的學校也考慮這麼做呢？怎麼會有這麼多學區在縮減戶外教學課程和室內環境教育課程，或者在分配經費的時候，在這二者當中擇一作取捨──可是，這兩類課程不是分明都有其必要的嗎？這些問題顯然是不會出現在標準測驗裡當考題的。
蒙特梭利（Montessori）和華德福（Waldorf）體系鼓吹「經驗學習法」（experiential learning）已經有數十年之久，只是兩邊用的方法不太一樣。近年，比較新的經驗教育（或者基於環境的教育）的支持者建立了「經驗教育協會」，以支援專業發展、理論進步，以及評估世界各地的經驗教育。現在這個協會有大約兩千名成員，遍布三十五個國家。一些組織已經將計畫付諸實際行動，其中最早也最有名的是，總部設在喬治亞州山城的「狐火」（Foxfire）。該機構的「狐火教學方式」源於一個教學專案，這個專案旨在為喬治亞農村地區的高中新生講授基本的英語技能。經過課堂上的學習之後，學生們自己編寫了《狐火雜誌》以及一系列的書籍，介紹阿帕拉契山區的生活和民俗。「狐火」已經成立三十年了，它為教師和學生提供的專案，主要集中在文化方面，而非自然，但是，自然的主題卻貫穿在工作之中，提供了各方面的資訊，從蛇的傳說到野生植物到獵熊的知識，應有盡有。
其他比較活躍的組織，有頗具威望的國家野生動物協會，和位於紐約詹士頓地區的羅傑．托利．彼德森自然歷史學院。使用彼德森學院的課程的學校教師參加暑期培訓，他們受過訓練之後回到課堂裡，開始帶領學生研究學校周圍一平方公里的地域。
綠色都市主義：西歐案例
哈克．芬離開家鄉來到荷蘭。照片中的男孩就是他：撐篙乘著木筏，向小溪般的運河下游划去。這裡是德拉赫藤市的生態村，運河兩岸蘆葦叢生，洛曼拉公園碧柳垂絲。
那種景色在今天的美國已經很少見了。在這裡，人們仍然「傾向於認為，真正的自然只能存在於原始的、最遙遠的文明盡頭，而這些地方與現實人類社會毫無關係」，美國維吉尼亞大學建築學院院長、當代「永續建築」旗手麥唐諾（William McDonough）寫道。奇怪的是，這種想法在為數眾多的開發者和少數的環境主義者當中都引起了軒然大波。眾多的開發者提供給我們一個選項──並將其稱為選擇。有些環境學家抱怨：為什麼呢？因為如果人們開始考慮在城市裡重建自然，那麼他們將以此為藉口向郊區蔓延。這種想法也許是合理的，但是正如麥唐諾所說，主流城市或郊區規劃根本無法滲透到自然中去，以至於我們實在太容易將敬畏留在國家公園的停車場裡。
與此相反，西歐部分城市和郊區實施保護再生自然政策後，變得更有活力，更惹人喜愛。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在蒂莫西．比特里所著《綠色城市運動：向歐洲城市學習》一書中，哈克在洛曼拉公園愉快地順流而下。在洛曼拉公園的封閉水渠循環系統中，用風力發動機來分流城市暴雨積水，然後將其循環至生長著蘆葦和其他植被的人造濕地，讓這些植被自動過濾積水──潔淨程度可以讓居民們在水中游泳。
與此相似的荷蘭「綠色屋頂」（Het Groene Dak）發展規畫，其具體表現為構建社區內部的花園，「為兒童玩耍和居民社交提供一個野生的、綠色的、機動車禁行的場所」，比特里寫道。在瑞士郊區，有一個與此相似的生態村，「大面積的森林和自然土地被保留下來，沒有開發。」為了減少對自然的影響，建造房屋時以柱子支撐，設計時也儘量「使它們看起來好像憑空地矮了很多」。
他描述了歐洲多得讓人吃驚的綠色城市：有些城市半數土地用於森林、綠化和農業；有些城市不僅保護周邊的自然，還把城區內部的一些地方重新恢復成森林、牧場和溪流。這些社區人口密度比我們大，環境更適於居住。自然，甚至是荒原，與居民區也只是幾步之遙。與「城市事物和自然事物的歷史對立性」相反，他寫道：綠色城市「基本上都處於自然環境中，而且，人們可以重新構想綠色城市，讓它們以自然的方式運轉──它們可以修復、滋養自然，使其充滿活力。
「綠色屋頂」越來越普遍。由植被、天然草地甚至是樹木覆蓋著，這樣的屋頂有防止紫外線、淨化空氣、控制暴雨積水的流失的作用，還有益於鳥類和蝴蝶，而且夏季時可為房屋降溫，冬季時可為房屋保暖。它的使用壽命的價值遠遠超過其建造初期的費用。從空中俯瞰，這片綠色好像蔓延的田野。越來越多的建築師把常春藤和其他植物形成的「綠牆」納入到設計要求中來，既使建築外觀更自然，也能防止塗鴉。
比特里說：在人口密度增加的同時，設計者們在創造「通常是野生的未開化」綠色空間。不僅建築師們提倡這項活動，城市規劃也倡議這種做法。比如在芬蘭的赫爾辛基，綠色空間綿延不絕地從市中心延伸到城市北部的原始森林。
瑞士蘇黎世大約有四分之一的土地面積被森林覆蓋。這些空間大多數都是祖輩們留下的，由古老的皇家莊園改造成公共用地，但綠色城市運動並沒有到此為止。很多城市正在修復河流和小溪，它們的天然河岸曾被混凝土人工化，有的則被導入地下。蘇黎世的目標是修復四十公里長的市內河流，在其沿岸種植本土樹木和植被。
在荷蘭的台夫特，一個縱橫的自行車專用道路網把周邊社區和主要景點連接起來。荷蘭的一項計畫呼籲，在一條兩公里長的高速路上建造生態屋頂，用於人行道、自行車道以及野生生物通道。
另一種趨勢是創立或購買城市農場。瑞典的哥德堡市周邊有六十個農場，有些對公眾開放，居民們可以自採漿果和蔬菜；有供兒童遊玩嬉戲的農場；還有作為殘疾人專用的騎術訓練場。新建居民區中心，還可見小片的牧場、牲畜和農場建築。
學校也在逐步轉型。蘇黎世正在重新規劃學校，建築周圍的水泥路面變成了樹林和草地。通過鏡面反射系統，一所學校的學生可以在教室裡觀察並監測太陽能發電系統，以及綠色屋頂上的生物。支持者說，這種設計不僅僅實現了審美價值，而且兒童和成人在自然化的環境中，更容易集中精力，學習效率更高。
蒂莫西．比特里在他倡導的這場美國綠色都市主義運動中，越來越關注對兒童的影響。他和妻子在荷蘭居住的那些年裡，他們被孩子的自由程度深深觸動──孩子面臨的交通安全問題大大減少，他們可以騎公共自行車、乘坐公共電車獨自出行。
他們印象最深刻的是，為兒童嬉戲而新擴建的野外空間越來越多──在這裡，孩子們可以挖土、建池塘甚至是小型堡壘。「他們無所顧忌，」他說：「我們還發現，孩子們對家長不那麼叛逆了──我們很少聽到孩子們說：『我媽媽哪也不讓我去。』也許部分原因是文化造成的。在這裡你很少看見針對孩子的商業資訊。但主要的還是設計因素。現在我們回到了美國，有了我們自己的孩子，我們更加意識到創造一個不同的生活環境的重要性──一個更親近自然的環境。」
許多美國人認為這種生態烏托邦的想法很奇怪，甚至很危險。歐洲綠色都市主義證明，有一種選擇，對於城市的未來是實際可行的，這也給美國城市先驅者點燃了希望。他們同意麥唐諾的觀點，認為城市應該「為人們提供庇護；淨化空氣、水和靈魂；修復並充實我們的星球，而不是僅僅消耗資源，破壞環境」。誰知道呢？如果這種想法得以傳播，也許哈克．芬就會回到他的家鄉。
室內才有電源插座我們這一代人在成長過程中，理所當然地把自然視為生命的賀禮，我們覺得下一代人也會和我們一樣。但是時代變了，現代兒童的成長過程中存在一種現象，我稱之為「大自然缺失症」（nature-deficit disorder）。這不是一個醫學診斷，不過它提供了一個視角，幫助我們思考自然對於兒童成長以及所有人的影響。我最早意識到這一變化，是在一九八○年代後期，當時我在為《童年的未來》（Childhood’s Future）做研究，那是本有關家庭生活新趨勢的書。我在全美的城市、郊區和鄉村等地訪談了近三千名兒童和家長。無論是在學校還是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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