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以口述歷史探查雲林二二八
陳儀深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十幾年來,我的研究領域重心從近代中國思想史轉移到台灣政治史,就是從二二八事件的專題研究開始,包括事件的原因、處理委員會的角色、南京政府的處置、蔣介石的責任問題等等,根據檔案和口述史料,已經可以把握主要的梗概。但是高層的決策、精英的互動是一回事,一般鄉下民眾的經歷、見聞可能是另一回事。
感謝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的委託,讓我(在2008年7月至2009年1月之間)有機會針對我的故鄉雲林縣,做一次堪稱深入的二二八田野調查。記得1980年家父病重即將辭世那一年,我問他林內鄉在二二八的時候發生什麼事,他說隔壁村的「成仔」出來敲鑼打鼓,叫大家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出來抵抗),以致一些鄉民「竹篙湊菜刀」去濁水溪畔相戰;平時家父不談論政治,我趁機刺探一下他的傾向:「您感覺(他們的行動)如何?」他不假思索回答:「真勇敢!」不過2009年初我回到林內鄉訪問坪頂耆老楊重先生,他屢次說台灣人「第一等憨」(沒武器、沒訓練還敢抵抗);他說民軍準備圍攻神社頂的國軍時起了大霧,是「天不肯」……要如何判讀這樣的鄉野語言呢?如果以今日藍綠分野的角度,很可能得到相反的結論。
以口述訪談做為歷史研究的一次演練
所有的歷史最初都是口頭的,不論古希臘的學者或公元三世紀中國的司馬遷,都會從平民中搜集口頭證言。不過這種古老的技藝之所以在二十世紀復興,是從1940年代磁帶錄音機上市開始的;其次,隨著民主化的潮流以及人權觀念的普及,所謂移民史、黑人史乃至猶太人遭納粹屠殺的歷史,莫不顯示文字檔案的侷限性,換句話說,口頭紀錄若不是比文字文獻更重要,至少是同等重要。
回顧台灣的經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創所所長郭廷以鼓吹並實踐口述歷史訪談不遺餘力,但戒嚴時代訪談的對象集中在退休將領與外省政治人物,與斯土斯民少有關連,解嚴後民間力量勃發,台灣史前輩學者許雪姬、張炎憲等從事二二八口述史料的採集,成績相當豐碩。九○年代李登輝主政時期部分實現的轉型正義(包括建碑、道歉、補償),實在與口述歷史的成果關係密切。
不過,儘管透過檔案研究已經可以肯定蔣介石應為二二八事件負最大責任,但是2007年為了中正紀念堂改為台灣民主紀念館,藍綠陣營上演了慘烈的攻防,2008年中國國民黨奪回政權以後,又以粗暴的方式恢復舊觀。這種現象固然可以理解為政治人物的操弄、選票考量掩蓋了歷史的真相與正義,但是二二八事件距今不過六十一、二年,台灣庶民對此一歷史的認知已經模糊了嗎?如果政治不過是記憶與遺忘的戰爭,我們還能夠做什麼呢?
總之,這一次雲林二二八的田野訪談,讓我可以和相關檔案作初步的比對,例如瞭解到顧尚泰醫師等三人的罪名既然是圍攻「林內」駐軍防地索繳槍械,為何執行槍決的地點在「虎尾」;也可以在異說裡面找出比較可靠的一種,例如林內坪頂的國軍是否被繳械而又如何被保障安全,以及起濃霧那天到底是誰在包圍誰?經過這幾個月的訪查,個人雖然比一般人更瞭解雲林二二八的真相,但同時也感受到追查歷史真相的困難,不得不興起謙卑之心、戒懼之情。
一部好的口述歷史作品。很大程度取決於聽錄音帶整稿的人(是否忠於原味是否文筆流暢),我很幸運得到三位優秀助理的協助,才能夠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完成二十幾個人的訪問紀錄。本書採用中研院近史所的傳統方式,即以第一人稱依時間或邏輯順序敘述,容許些微的調整調動以方便閱讀,但碰到特殊情況即保留問答方式來記錄(例如林內鄉坪頂村村長辦公處的訪談),這兩種方式其實各有利弊,應可依需要而定。此外,需要向讀者致歉的是語言方面我來不及統整一致:周維朋先生習慣保留若干福佬語的措辭然後以普通話做註,而簡佳慧、陳雨君則直接以一般人熟悉的普通話來整稿。好在整體而言並不突兀,保留不同的方式正好顯示口述史作業的多樣性,也許可以做為歷史系學生的參考範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