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常青獄中日記

三十年人生散記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十分監區李指導員讓我寫一份個人簡歷，於是我寫了這份《三十年人生散記》上交，因留有底稿，現將原文照錄如下）
中秋八月裡，囚衣身上穿；
或雲我犯罪，丹心照藍天。
——題記
我的家鄉坐落在秦巴山區裡一個非常偏僻和落後的村子裡。一九六九年四月六日晨我出生于山陽縣北溝鄉紅藤村一個名叫「紅藤凹」的地方。在我童年時，家庭發生了系列變故，但由於母親的努力，一九七六年春我還是在本村小學上學了。在小學讀書時我是別的孩子經常欺辱的對象，但因為我學習好，品德好，老師（潘昌亮先生）很喜歡我，讓我當學習幹事、少先隊副大隊長，上小學三年級時我便能讀報紙了。大概是窮人孩子早熟，在家裡我也很懂事，打豬草、尋野菜、拾乾柴、挖藥燒炭基本是我放學後必須做的事情。
母親對於我們兄妹的家教很嚴，絕不姑息我們在生活中所犯的過失，總是有錯必糾。這樣一九八一年秋天我以全公社（那時還不叫鄉）第二名的成績考入北溝公社初級中學。北溝初中距離我村有二十五裡路，因此必須住學，每週末徒步回家一次。因此從十二歲開始，我便背著被子開始了自己的求學歷程。上初中時還談不上有什麼理想的，只是根據大人們的說法多學點文化，防止長大後算帳時被別人混了。儘管心態如此，但我在學習上始終處於班上的前幾名，尤其是我的作文幾乎成了語文老師（楊來明先生）作文講評時必讀的範文。加之自己也總是當班幹部，因此差不多每個學期期末我總能得一張或幾張獎狀回家。因為領獎狀的同學總是少數幾個人，因此每次領獎時總有一種榮耀感。
一九八二年一一月我申請加入了共青團，但到一九八三年上級決定我所就讀的北溝中學合併到距離家鄉四十裡外的板岩中學去，而臨鄉的長溝中學距離我們村只有二十裡路，於是在同本村的其他幾個同學商議後我們決定轉學至長溝中學，並集體決定繼續上初二（這使我初中讀了四年）。在長溝中學讀書的兩年我依然是班裡的「尖子生」，獎狀、獎品、班幹部、三好學生評選都少不了我的。上初三時，校長舒守穩先生給我們代政治課（《法律常識》），他經常勉勵我們要好好學習，說「恒心架起通天路，毅力築起凱旋門」，這給我影響很大，但當時我對考學並沒有多少強烈的要求，認為那是非常遙遠的夢想而已。只是希望初中畢業後回家鄉當村長，帶領鄉親勞動致富，因為家鄉的貧窮給我留下了太深的印象。
但一九八五年中考時，我竟然考上了中專。家裡人當然非常高興，因為我能吃「商品糧」了。但後來到縣裡進行體檢時卻出了差錯，談起那次體檢非常好笑，我各方面都通過了，但在嗅覺檢測時卻出了差錯，當時檢驗員在桌子上放了一瓶水、一瓶酒精、一瓶醋，我把水、酒精都說對了，但聞醋時我只是覺得酸，可由於我們家鄉偏遠落後，吃的是自家泡制的酸菜，幾乎沒人買醋、味精之類的東西，所以自己的腦子裡平時就沒有「醋」這個概念，這樣在聞到醋時就根本說不出來是什麼東西，結果檢驗員在嗅覺欄給我填寫了一個「迷鈍」或「遲鈍」，大概因為這兩個字中專最終未能上成，而把我錄取到縣中去了。
在家人的支持下，一九八五年九月我背著被子，翻越五十多裡山路來到縣城。對於縣城我並不陌生，上小學和初中時每逢寒假我總要與夥伴們在冰天雪地裡背上二三十斤木炭去縣城賣，但這一次我不是去賣炭，而是到全縣最好的學校去上學的，這在我們家鄉尚無先例，當看到校園黑板報上寫著「歡迎你，未來的大學生」時，我的心裡確有一種自豪感。
開學之初看到高八五級同學考取大學的名單時，我的心靈有些震顫，在人生歷程上我第一次為自己確立了一個明確的奮鬥目標——中國人民大學，是的，我想考取人民大學。
一九八六年暑假我去西安打工，在雁塔書店我買了一本《阿道夫•希特勒的興亡》，應該說這本書對我產生了影響，這個影響不是希特勒的納粹暴政，也不是他的國家社會主義學說，而是青年希特勒的好學精神。流亡維也納（一九〇九年—一九一三年）時期的希特勒在常常面臨饑寒交迫的情況下可以一連好幾個小時蜷縮在某個角落讀書——讀德意志的神話和歷史，他豐富的歷史知識為他後來的事業（當然是反動的事業）提供了必要的學識前提和精神動力。聯想到毛澤東對歷史和哲學的偏好，於是我也決定學好歷史。在八六年十月的日記裡我特別提醒自己要弄痛弄懂世界各國變革的歷史，為將來中國社會的變革事業做出自己的貢獻。基於這種想法，基於自己的興趣和特長，在文理分科時，我選擇了文科，並經常就一些社會問題和同學們發生辯論。一九八七年（高二）春我的一篇關於社會問題的作文被高三的語文老師（馮新發）拿去高三某班評讀，引起許多同學的共鳴（作者注：一九八七年寒假期間我曾走訪了一些因逃避計劃生育而被鄉村幹部扒房、砸東西、抬傢俱、拉牲畜的人家，他們都很生氣，覺得這不像共產黨人幹的事——「比國民黨還壞」。我也很生氣，便以此為題材寫了一篇類似于報告文學的作文在開學後交了上去。奇怪的是語文老師沒敢給我寫批語，卻在班級宣讀了，並引起許多農村學生的共鳴。而高三文科班的語文老師馮新發還把我的這篇作文拿去在他的班上做了宣讀，老師和同學都在私下裡說我的作文講了實話。我現在還記得原作文裡有這樣一句話，我說：「我們是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政府是為人民服務的，怎麼可以像國民黨土匪那樣扒房、抬傢俱、拉豬牽羊呢？如果馬克思的在天之靈看到了這種現象的話，他老人家也會流淚、也會生氣的！」這篇作文可以說是我對現存社會「優越性」的第一次懷疑和批評，但這種懷疑和批評還沒有上升到體制和制度層面，而只是針對個別社會現象做的批評，由於時間和精力的有限，由於資訊的封閉和匱乏，同時由於學習上的壓力，我還不可能在這個問題上有多麼深刻的思考。有趣的是，二〇一〇年十月八號我因在北京參與組織集會活動被行政拘留後又被警方接回老家山陽縣一家賓館軟禁了兩個多月。在軟禁期間一位曾經是高中同班同學的柳姓副局長邀請了部分在縣城工作的同學以及當年的班主任與我一起敘舊，酒酣耳熱之際，另一位也在公安局工作並且是主管國保工作的趙姓副局長當著大家的面說：「我記得你在高中時候就是個反動分子？」我笑著問：「什麼情況，我怎麼就記不得自己當年是個反動分子了？」他說：「你還記得吧？上高二時有一次你在作文裡利用計劃生育問題談到對黨和社會制度的不滿。」……我真佩服這位老同學有那麼好的記憶力）。
當然在學習上我是很用功的，高二年級的四次大型考試，我一次第三，三次獲文科學生第一，高中畢業考試預選第一。
這裡我想提的是我非常感謝自己的母親，從我上初中開始，幾乎每週回家（到縣中讀書後是每月回家一次）母親都要問我考試了沒有、考得怎麼樣？說「人往高，水往低」，不斷教育我「要爭氣」、「要成器！」（既就是工作後母親仍然這樣教育我、勉勵我），由於母親的教育勸勉，也由於自己的勤奮刻苦，一九八八年高考時我取得了全縣文科第二名的好成績（比第一名差四分），其中數學考取一百一十七分，只差三分就是滿分（滿分為一百二十分）。
但一九八八年可以說是我受到打擊非常嚴重的一年，高考填報志願時，按照自己的願望和感覺，也按照校教導主任李基山的意見，我第一志願填報了中國人民大學國際政治系。
但八八年人大錄取競爭非常激烈，因此雖然我的總成績名列全縣第二，但還是未被人民大學錄取，最後竟把我調配到陝西師範大學歷史系去了（而考取第一的同學竟被調配到寶雞師範學院去了，這位同學沒去上，複讀一年，第二年考取武漢一所學校了），而陝西師範大學我根本沒填報，我一心想去北京讀書，因此，當我接到陝西師範大學歷史系的錄取通知書時，我氣得睡了整整兩天。但由於家庭經濟條件的限制去高三補習二年再考很困難，同時由於我是我們家鄉建國四十年來的第一個大學生，我的被錄取受到了父老鄉親太多和太令人感動的祝賀，看到家鄉的落後，想到父老鄉親們的祝福和熱望，一種責任感和使命感油然而生，於是一九八八年九月我再次背起被子毅然踏上了去省城西安求學的道路。
進入大學後我們首先去寶雞隴縣接受了一個半月的軍事訓練。在軍訓期間我曾與連指導員黃和平廣泛而深刻地談論過一些現實問題（如價值觀、教育危機、道德滑坡及官場腐敗等），由於自己努力認真，軍訓結束時，獲得一次連嘉獎。同年十月底回到西安後便開始了比較正規的大學生活。在第一學期有兩件事需要提一下，第一件事是系上為我們開設的古希臘羅馬歷史對我觸動很大，古羅馬的法制尤其是古雅典從梭倫經比希特拉圖、克裡斯提尼到伯裡克利時期的民主政治給我的觸動非常大，我覺得當時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在某些方面連古雅典的民主政治時期也不如，因此產生了國家應該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思想萌芽。第二件事是自從上高二（八六年九月）開始我就開始注意觀察一些社會問題，而八七、八八年存在的教育問題、農業問題、物價問題、社會秩序問題及官倒腐敗問題都引起了我的注意。於是八八年底至八九年初我寫了一篇題為《危機！危機！！危機！！！》的論文，從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農業、意識形態等方面論述了中國社會潛在的危機問題——按照自己的想法（當時的日記記錄）原準備在八九年二、三月份將此文修改後寄給趙紫陽或鄧小平的，但在我還未能完成這項工作的時候，我在文章裡的預感就演變成了學潮的現實。而八九年春之所以未完成這個工作是因為開學後我沉浸到對五四新文化運動及五四運動的學習研討中去了。通過對五四前後的歷史學習使我對五四精神的靈魂——民主、科學的意義有了更深層次的把握，並著筆寫下《西化與現代化》的論文（注：該文是校刊《大學春秋》「五四精神與現代化」的應徵文），全文一萬二千餘字，編輯部的評語為：「本論文體系龐大，前後貫通，但篇幅過長，可做畢業論文入選」，而當時我只不過是一個大學一年級學生)。非常坦率地說，那一段時間的讀書常常讀得我心潮澎湃、熱血激蕩，甚至讀得我淚流滿面、激動難支。五四青年——包括青年陳獨秀、毛澤東、周恩來、胡適、張國燾、傅斯年、許德珩等人的社會責任意識深深地激發了我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在當時的日記裡我充分表述了自己對現存各種社會危機的擔憂以及對解決危機出路的思考（如組織宣傳團、演講團到民眾中去宣傳以引起國民的重視等），湊巧的是八九年四月中旬大規模的學潮便爆發了。很自然我覺得是該自己充分為國家、為社會盡責任的時候了。於是我全心全意的投入到學潮中去了，和其他同學自發地組織了陝西師範大學學生自治會，並擔任自治會宣傳部長，撰寫了《五四宣言》、《告師大老師書》等文章，組織了十幾個演講團、宣傳團，並親手製作了陝西師範大學五四大遊行的第一面大旗，上書「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八個大字。到五月二十日淩晨北京宣佈戒嚴後，我又組織並帶領了一支聲援團前往北京聲援，並參加了「外高聯」（外地高校赴京學生自治聯合會），結果在六四慘案後我被北京市公安局收容審查，從六月初到九月下旬在秦城監獄關押了將近四個月。那一年我二十歲。
二十歲的一九八九年對於我的人生來說可能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第一， 中國共產黨當權的保守派在學潮中的兇惡表現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創傷；
第二， 從實踐的角度使我認識到了民主法治的重要性；
第三， 從此時開始我決定為祖國的民主化事業奮鬥終生！
八九年九月底出獄後我又回到了西安的校園，我決定在學業上深下一番功夫，在主修歷史的同時我開始系統地攻讀西方哲學、中國哲學及馬克思主義哲學。結果，在西方哲學史上普羅泰格拉（他提出了「人是萬物的尺度」）、蘇格拉底（他提出了「認識你自己」的思想）、柏拉圖（「哲學王」思想）、康得（「人是目的」的思想）、尼采（超人哲學）、早年馬克思（人道主義與異化思想）等人的影響非常大。至於十六世紀的人文主義、十七十八世紀英法思想家如洛克、孟德斯鳩、盧梭、伏爾泰等人對我的影響就更不用說了。
從中國哲學史的角度講，孔子、孟子、朱熹、王陽明、曾國藩、康有為、孫中山、胡適、毛澤東等人的某些思想都曾讓我受益不淺。從政治歷史的角度講，近現代歷史上的一些偉大的改革家、政治家和社會活動家如華盛頓、傑弗遜、林肯、甘地、曼德拉、戈巴契夫、康有為、孫中山等人都為我所深深地敬仰，我相信在這些思想巨人和行動巨人的啟迪感召下，在追求中國民主化事業的道路上我也會邁出深深的足跡。
在進行刻苦學習的同時，我還擔負著班幹部的工作，大三、大四兩年我是班上的學習委員，應該說我的大學生活還是比較成功和充實的，但也有幾個非常大的遺憾：第一個遺憾便是我想主辦一份刊物或主持一個學術團體的願望始終未能實現。九〇年春我曾企圖在西北大學、西北政法學院和我校之間組建一個學術團體，我將署名「未名社」的徵稿啟事都張貼出去了，結果該啟示被校方派人撕毀，並馬上在全校發出通告，嚴禁自發性團體的組建，系領導還找我談了話，此事只好作罷。九一年嘗試組建「哲學同學會」，並向有關方面遞了申請，結果申請書從校方轉到系上，系上又轉給輔導員，輔導員一口予以回絕了事——那真是令人非常悲哀的事！
第二個遺憾是我想去燕園讀書的願望也未能實現。五四精神及八九學運使我對北大產生了一種神往，我決心去北大深造，於是九二年我投考了北京大學英美哲學專業研究生，結果因英語相差四分而落選。
大學生活的第三個遺憾是在從八九六四後到九二南巡講話前的兩年半時間裡，校園文化可以說完全放棄了八十年代中後期討論啟蒙的傳統，呈現出非常陰暗沉悶的格調，對於我們這些希望瞭解世界、放眼未來的學生來說，那真是不幸到極點了。但無論如何，我覺得自己的大學生活未曾虛度，我感到自己的學習很扎實，眼界非常開闊，理論思維也得到了良好訓練，尤其是當時正處於蘇聯東歐發生偉大變革的時期，幾乎每天都有令人振奮的消息從報紙、電視或收音機中傳來，我常常為蘇聯東歐人民的變革事業而歡呼，又常常為自己祖國百花凋零、萬馬齊喑的現狀而感到沮喪、歎息和悲哀，從而也加深了自己為祖國改革事業而奮鬥的信心和決心。
九二年七月大學畢業後，我被分配到中國核工業總公司八一三廠工作。九二年七月到九三年元月在車間勞動半年，九三年二月被分配到廠子弟學校從事高中部政治課教學工作。應該說我認真和負責任的工作態度得到了學校領導的充分肯定，九四年三月我開始擔任學校教工團支部書記工作，九六年十月又被委任為學校政史地教研組組長，九七年下學期我同時肩負起高一、高二、高三三個年級的政治教學工作直到我被漢中市國家安全局逮捕前。
工作後，我對中國社會的發展仍然保持著高度的關注。九二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共召開十四大，我在上午從電視上看了政治報告中要求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決定後，下午就給身在山東的大學女友發了一封電報表達了自己的喜悅之情。但九十年代的官僚腐敗、農民負擔等問題卻越來越嚴重，這種狀況再次激發了我的社會責任感，我覺得非政治體制改革不能解決這些社會弊端。但當時自己還想考研，我想在學業上進行更高層次的深造之後再具體的考慮變革的問題。於是九五年我投考了北京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社會主義體制改革專業的研究生。非常高興，我的成績非常好，當時該專業計畫招生六名，其中北大自身推薦一名，面向全國社招五名，而我的成績排列第二。我去北京後，導師和該所辦公室主任都說我被錄取是沒有什麼疑問的，但我從北京回單位不久卻傳來了截然相反的消息——我不可能被錄取。後來我才弄清楚我很早就被國家安全部門注意上了（在九八年七月九號的法庭上漢中市檢察院公訴人王崗等也向法庭出示了九三年秋天陝西省國家安全廳決定對我進行立案偵查的書證）。九五年在北大研究生錄取工作的關鍵時刻，有關部門向北大研究生院打了招呼，結果，我的燕園深造計畫徹底破產。
應該說一九九五年的這次挫折對我的打擊太大，以至於我較長時間難以振作（我感到自己與共產主義政治體制已是勢同水火、勢不兩立了），好在是當時有了工作後的愛情，在戀人的安慰和朋友們的鼓勵下，在九五年秋我總算脫離了噩夢般的陰影，我的生活與思想又恢復到了正常狀態。
九六年暑假我攜女友回故鄉山陽探望病中的母親，母親自然很高興，要我繼續爭氣、向前走、向上走，不幸的是，這是我與母親的最後一次見面，這年十月，即在我和女友回單位不久，老家來電，家母竟然病逝了……母親的去世使我萬分悲痛，作為勞動婦女，母親賢慧、勤勞、善良，極受父老鄉親好譽。作為一位母親，她養我、育我、慈我、愛我，要我努力、要我進取、要我爭氣、要我向上！母親的期勉曾無數次化為我人生的動力，母親的光耀曾無數次照亮我人生的方向，但是母親就這樣走了，甚至不辭而別，怎能讓我不悲痛呢？但是我非常清楚母親對我的期望是什麼，九六年十一月在母親的墳前我擦乾悲痛的淚水對母親說：母親，您安息吧！我將牢記您的期勉，以自己的實際行動為您爭氣！為父老鄉親爭氣！為老百姓爭氣！這一點我一定會做到的！
工作後的業餘生活主要是讀書和散步。從九三年到九七年底的五年時間裡我讀的書，從書本中得到的教益可能比我的大學時代還要多。尤其是結合蘇聯東歐變革的現狀，我更為系統地研讀了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中國近現代歷史及世界近現代文明發展的歷史，從而更充分地意識到了民主和科學對於人類發展的意義。科學的重要性執政黨已經有所認識，如朱鎔基政府上臺伊始就把發展科學教育事業作為本屆政府最重要的任務。但對民主重要性的認識執政黨還缺乏必要的熱情。尤其是在很大程度上，執政黨還對近代民主制度充滿敵意，因而還在以各種方式有意阻礙中國社會民主化的進程，這是我最焦慮、最失望、也是最為關注的問題。在此情況下，為了引起執政黨的重視，一九九七年八月初我便起草列印了那份致中共中央並各省省委的公開信——《改革政治體制，走民主化道路》。
這封公開信實際上是經過長期的深思熟慮後的改革意見書。我在「信」中詳盡的、實事求是的分析了共產主義政治體制給國家、給人民、給中國的現代化、給中國共產黨本身所造成的危害，詳盡的陳述了民主政治對於國家、對於人民、對於中國的現代化及中共本身所具有的重要意義，並具體地提出了六條政治體制改革的意見和建議，我將之分寄給中共中央並各省省委，以期執政黨在即將召開的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引起重視和討論，以此推動中國政治民主化的進程，卻根本沒有想到會因此而招致牢獄之災。
工作後的最後一次有意義的活動便是九七年底我在八一三廠競選人民代表的活動。「從大處著眼、從小處著手」是我行事的一個原則，所謂「從大處著眼」就是從宏觀上把握社會和人生，如國家發展方向、人生奮鬥長遠目標等等都是「從大處著眼」的內容。所謂「從小處著手」，就是為了實現宏觀目標，必須從小事做起、從平時做起，如加強自身修養，做好本職工作以及把自己的奮鬥目標和周圍群眾的現實利益結合起來，否則事業就會失去根基，理想就會成為空想。
而九七年十二月，八一三廠領導突然宣佈從九八年二月份開始執行百分之五十工資標準（直接減半），這在廣大職工中引起強烈反響。本來由於經營管理不善，由於決策失誤而造成八一三廠長期處於虧損狀態，職工平時就有意見，現在突然將企業損失全部轉移到廣大職工身上，管理者卻依然是管理者，這顯然是不合理的。於是我便衝破有關方面的種種阻撓，在全廠範圍內做了客觀公正的民意調查，結果果然不出所料廣大職工對廠領導層意見很大，而此時恰遇南鄭縣人民代表換屆選舉，於是在朋友們提議支持下，我決定競選人民代表（我在九七年八月致中共公開信中提出的六條改革意見中的第六條便是：修改《選舉法》，在八屆人大換屆選舉來臨之際，允許縣級人民代表及其行政長官實行民主競選制），但廠裡有關方面知悉我的競選決定後卻公開下發一個檔要求男性代表候選人必須是中共黨員、廠級幹部，這不但違犯《憲法》和《選舉法》的有關規定，而且顯然是沖著我來的。其目的在於以此條件來限制我的參選。然而即使如此，仍然有六十一名職工簽名推舉我為人民代表初步候選人（法定條件是：只要有十人聯名推薦即可），在此情況下，
廠選舉委員會無法公開違反《憲法》和《選舉法》的有關規定，張榜公佈了我作為人民代表初步候選人的合法性（而同榜公佈的其他七位男性初步候選人都是廠處級幹部，他們是廠黨委書記邱德全、副廠長石泓然、副廠長張清源、副廠長孫樹坤、廠工會主席李友德、財務處長李中白、勞人處長張以新；女初步候選人則有包括代廠長劉澤玲在內的四十多位廠內職工）。但元月六號由廠選舉委員會「醞釀」而出的正式候選人卻沒有我，這當然沒有出乎我的意料，但我並沒有因此而偃旗息鼓，我想通過親自實踐看一下民主在祖國的土地上究竟會遭遇到什麼，於是我決定繼續競選。也是從元月六號開始我先後在數千選民中散發了《民意就是真理》、《為了心中的那份良知，我請求支持》等競選材料數千份，結果在廠內引起強烈反響，廣大職工熱情支持，如有職工要在廠廣播站為我點播《國際歌》、《真心英雄》、《好人一生平安》等歌曲，卻被廠宣傳部拒絕；有職工要主動為我募集經費，被我婉言謝絕；有許多職工還親自跑到我的宿舍樓甚至以寫信的方式對我表示支援。與此同時，廠方卻連續召開緊急會議要求各車間處室設法阻止職工對我的投票，甚至許多分廠開會以下崗對職工進行威脅。更重要的是在選舉日的前一天（元月十三號）下午三點左右，安全部門突然對我採取行動，將我傳喚到漢中市公安二分局（和八一三廠保衛處是一個單
位兩塊牌子）拘押，直到元月十四號投票活動結束後才將我釋放，而釋放不到半小時，又以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為由派出六名員警對我晝夜二十四小時監視居住。儘管如此，儘管廠裡採取了各種各樣的措施防止我的當選，卻仍然有上千名職工投了我的票，而廠選舉委員會內定的四位正式候選人（兩男兩女：石泓然、孫樹坤、馬蘭、張素珍）全未當選，我的選票居第二（自友人處得知），得票最多的孫樹坤只比我多四十餘票，而另外一位副廠長石泓然得票則比我低二百多票。在此情況下，按《選舉法》規定，廠裡應該進行二次選舉，但由於我在第一輪投票中得票第二，要進行二次選舉我肯定是法定的正式候選人，選民只需要在選票上畫圈表達自己的意志（不像第一輪選舉中既要在選票上不同意正式候選人，又要寫上我的名字，還要注明性別，太麻煩且太讓人擔心），這樣我當選的可能性就會更大。在此情況下，為防止我當選，廠裡乾脆取消二次選舉，其結果南鄭縣第十三屆人民代表大會根本沒有八一三廠四千人民的代表，只為我廠指定了一位列席代表，這實在是令人可歎的事。更可歎的是由於競選前後國際輿論（如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VOA、BBC、法國國際台、加拿大國際台等等）對我的報導及對執政黨操縱人民代表選舉的批評更是觸
怒了有關方面，才使得有關方面對我的處理一步步升級——
九八年元月十三日對我進行傳喚；
元月十四日、十九日轉監視居住；
元月二十日刑事拘留；
二月十八日、三月二十四日轉二次監視居住；
三月二十五日被安全局逮捕；
七月十日被漢中中級法院判刑三年；
九月三十日便被送來省第三監獄服刑！
好在「歷史是人民書寫的」（劉少奇語），我將以對人民的無限熱愛、以對祖國的無限忠誠去度過鐵窗歲月，去書寫人生、去書寫未來！
回顧近三十年人生行程，總結起來可概括為以下幾點：
（一）自小學至大學，純粹求學十六年，接受了比較良好的教育，這為自己追求的事業打
下了必要的學識基礎；
（二）生活清貧，遭遇的失敗坎坷很多；
（三）人生方向正確，價值觀念正確，願意將自己的畢生與人民大眾的需要結合起來，願意為一個偉大的、富強的、民主的、法治的、統一的中國而奮鬥終生！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
如今，雖然我入獄了，但通過近十年的學習、觀察、思考和實踐，我對祖國的民主化事業，對中華民族的未來充滿無限的信心，我願在這裡以一個囚徒的身份為祖國的明天、為人民的未來而祝福！而歌唱！而祈禱！！！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十九日草于十分監區
一九九九年八月二十日抄錄于二分監區

醒來吧，詩人！
醒來吧，詩人！
你，沉睡得太久了，
儘管，身陷牢籠
但你的心是自由的啊。
請打開你心靈的視窗吧，
請接納理性的陽光吧，
——不要再沉淪了，
不要再苦悶了，
不要再悲傷了，
沉淪，只能是暫時的，
苦悶，只能是暫時的，
悲傷，只能是暫時的，
我知道，詩人，那一切都是暫時的，那一切都會消失，那一切都會遠去！
一切的失去都不會影響你的現在，
一切的放棄都不會妨礙你的未來，
你，畢竟是你！
你，畢竟是你呀，詩人！
你，畢竟是你呀，我的至高無上的統治者，
我的至高無上的主宰……！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滿江紅
大江滔滔，
藍天下，
巍巍青山。
放眼望，
心潮澎湃，
思緒如瀾。
三十求真風雨路，
十年磨劍腦心間。
為壯志，
再入小牢籠，
無悔怨。
五四旗，
當飄展，
六四魂，
在召喚。
駕德賽馳騁中華河山。
下鏟神州腐惡根，
上清天庭專制源。
待來日，
乾坤扶正時，
皆歡顏。
二〇〇〇年三月二十八日•於煉爐（漢中監獄淬火車間）

我在漢中監獄的寫作
我已經沒有時間寫作了，因為今天下午漢中中級法院的法官來通知我——說我應該在二月二四號出獄，原來的刑期計算有誤——這樣，我的獄中生活只有十天時間了，因而我不能再繼續寫下去，這真是很遺憾的事情。
本書擬定名《民主、統一、繁榮——我的旗幟和奮鬥》，但我只是初步完成了「民主」部分的寫作——其實這一部分也沒有寫完，因為為祖國的民主化事業而奮鬥一章尚未完成）。其它兩部分只好等待出獄後去完成了。但無論如何我覺得自己為期三年的監獄生活收穫很多，我總結了很重要的經驗和教訓，我覺得自己比以前也更加成熟、更理性得多。
我想，在未竟的人生道路上，我不僅會繼續為祖國的民主化事業而奮鬥，而且我會盡可能地促使民主事業在中國的成功！
努力吧，正之，為那偉大的理想而努力！
奮鬥吧，正之，為那偉大的目標而奮鬥！
請相信，在那偉大理想的感召下，在十億人民的支持中，你會成功地實現你所渴求的一切！
天不負我輩，我輩安負天！
二〇〇一年二月十二日•於漢中監獄

「世界人權日」有關「人權」的思考
今天是二〇〇三年的十二月十〇日，今天是「世界人權日」。
五五年前的今天，聯合國通過了偉大的《世界人權宣言》，中國作為聯合國的創始成員國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對這一偉大宣言的誕生自然起過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遺憾的是無論是過去的中華民國政府還是後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只是把這一偉大宣言當做一個國際性檔進行處理而已，而從來沒有嚴肅認真地將這一偉大宣言應用于本國的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中去（當然九十年代後的臺灣另當別論），非但如此，這兩個政府還會將許許多多宣導人權保護的正義人士送進監獄，力圖通過政治高壓來維護自己淩駕於國家和人民之上的特權和強權。
當然，與奉行絕對專制的毛澤東時代相比，「改革開放」時代的中國人權狀況還是有所進步的，譬如說人們不用擔心因收聽了VOA 或BBC 而會遭到政治員警的逮捕，也不用擔心自由戀愛會受到國家的干涉和破壞，婦女、兒童也受到國家的特別保護，民間也可以大量流傳對黨政要人的議論和批評（口頭），甚至對發生在最高層的緋聞也會被民間編造成肆無忌憚的笑話（如流傳最廣的江某某與「三英」的段子），人們不會因為這種議論而被追究和逮捕，冤假錯案也可以得到國家賠償，國家實行九年制義務教育等等。
對於人民來說，這些進步當然非常重要。但是與文明國家相比，與人民的實際需要和心理期望相比，中國人權的這種進步真是太緩慢、太緩慢了。與《世界人權宣言》的相關條文相比，中國社會在人權方面的某些進步可以說是非常膚淺的，甚至是微不足道的。因為對於人民來說首要的人權是活得自由和尊嚴，是在自己的國家能夠真正的當家作主（而不是如官方意識形態所宣揚的那種什麼「首要的人權是生存權」——這話對奴隸也是可以說的）。而要活得富有自由和尊嚴，要真正成為自己國家的主人，則必須在政治上實行民主，而要實行民主則必須做到《世界人權宣言》第十八條——第二十一條所規定的各項權利和自由——
第十八條：信仰自由；
第十九條：言論出版自由；
第二十條：集會結社自由；
第二十一條：民主選舉……
但是，遍悉中國的政治現實和社會現實，信仰自由是談不上的（如法輪功被視為邪教受到執政當局的打壓）；言論出版方面更是受到有關方面的控制和檢查，集會結社則受到政治員警的殘酷打壓（如九二、九八組黨事件），至於民主選舉更是走走形式主義的程式而已，如果你想尋求真正的民主競選，則會被當局當做政治異端分子而被送進監獄（我在九八年元月競選人民代表的遭遇便是例證）。而如果沒有政治民主、沒有新聞輿論的自由監督，沒有平權對等的政治組織相抗衡，沒有國家權力的分割制衡，則永遠不會有人權的真正進步。
當然，我也注意到了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尊重和保護人權」的問題，而且執政黨準備就此問題向全國人大提出修憲建議，即將「尊重和保護人權」之類的文字寫入憲法。這當然是好事，但是我認為尊重和保護人權最得力的措施便是積極落實《世界人權宣言》第十八條至第二十一條的規定：開放黨禁、報禁，施行「真正的選舉」（公平競選），當中國社會成為一個民主、自由的社會時，中國政府自然在「人權保護」方面也會得到國內和國際社會的良好口碑。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十日記

我的思想自白
——致中隊幹部的一封信
（五月二十三日從禁閉室出來後，我用了兩三天時間給中隊幹部寫了一封信，現全文抄錄如下——）
尊敬的指導員、各位尊敬的中隊幹部：
我叫趙常青，因為追求理想的國家秩序和社會政治秩序，因為對中國民主和人權事業的充分關注，二〇〇三年七月我被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名義判處五年有期徒刑，並處剝奪政治權利三年。二〇〇三年九月我被送往崔家溝監獄服刑，同年十月我被省監獄局調至渭南監獄。在入監隊生活了四個月之後，今年二月十七日我被分派到三連服刑。由於在勞動問題上和幹部管理發生了衝突，二月二十四日我被送往禁閉室施行「嚴管」，直到五月二四日我被連隊幹部從禁閉室接回。
坦率地說，我非常非常地討厭監獄生活！非常非常地不願意過監獄生活！理由有千萬條——但非常遺憾的是在我並不漫長的人生歷程中竟然有了三次囚徒履歷：先是一九八九年因為積極參與和組織反官倒、反腐敗、爭民主的學潮被送往秦城監獄；接著一九九八年元月在漢中八一三廠工作期間又因為依法競選人民代表而被送往漢中監獄；現在又因為從事民主人權活動而被有關方面送來渭南監獄——而在這每一次的傳喚、監視居住、刑拘、逮捕、審判和服刑生活中，我都會遭遇一長串的現實磨難和心靈磨難。我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城市戶口、失去了戀人、孕育中的孩子也因為我的入獄而被殘酷地絞成肉醬……歷歷往事，真是不堪回首！
那麼，這一長串的苦難和悲劇又為什麼會發生在我的身上？一九九八年三月漢中市國家安全局局長苟光明先生曾質問我說：「你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中小學一直是品學兼優的學生，何以大學未讀完就開始同共產黨作對？同社會主義制度作對？」這個問題不僅是苟局長的問題，也是好多辦案人員曾經提過的問題——當然也是我自己的問題。一九六九年四月我出生于秦巴山區一個非常偏僻的山村裡（故鄉至今不通車路），在我四歲那年，家父因病去世。由於母親的嚴格教育，我順利的讀完了小學、初中、高中，一九八八年又以故鄉第一個大學生的身份去到西安上學。應該說，整個中小學時代是我既有人生最美麗、最順心、最得意的時代。我幾乎是一路唱著從六歲長到十八歲，一路笑著從那個偏僻的山村來到了省城。班幹部、三好學生、「優秀團員」之類的榮譽幾乎少不了我的。從思想層面講，十八歲以前我從來沒有產生過任何懷疑，我先後加入過少先
隊、共青團——我完全相信教科書和老師的說教，我完全相信資本主義制度是壟斷的、腐朽的、垂死的，相信社會主義是先進的、優越的，相信共產主義社會是天堂、是整個人類前進的方向！與此同時，我也完全相信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光榮」和「正確」，也因此，當一九八六年冬，合肥、南京、上海、杭州、北京等地發生學潮時，我積極回應學校的號召，寫文章批判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等人掀起的「自由化」思潮——現在回頭看看，我如果沿著中小學時期的這條「又紅又專」的路線走下去的話，我敢說，在共產黨的幹部隊伍裡，我會發展成為一名「又紅又專」的「共產主義事業接班人」！
但問題在於當我的人生向成人轉變的時候，我上了大學，進了圖書館我才發現除了教條僵死的中學教科書外，還有那麼多內容豐富的報紙、雜誌和圖書，我對於外部世界的信息量空前的擴張。我的視野已從故鄉的小縣城和教科書的範圍急速的擴展至整個中國和世界。加上當時的中國學界正處於文化大討論的高潮期，制度性文化性的比較、反思和批判成為整個時代的主旋律——在這樣的人生背景和時代背景下，我的思想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其中最大的變化是我驚奇的發現中小學的思想政治教育充滿了欺騙和謊言，被老師和教科書咒駡的資本主義制度不僅沒有腐朽和垂死，反而比社會主義制度更加富有生命力。
無論從物質層面講，還是從社會自由層面講，社會主義的國家和地區遠不如資本主義的國家和地區，如東德不如西德、東歐不如西歐、北朝鮮不如南朝鮮、蘇聯不如美國，即就是社會主義的中國大陸也遠遠趕不上資本主義的台港澳地區。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差別？
共產主義是可能的嗎？我們的國家究竟應該走向何方？通過現實的比較，我年輕的頭腦不僅第一次對某些教科書式的結論有了懷疑，而且第一次向自己提出了某些重大的歷史性課題！
與此同時，大學一年級開設的希臘羅馬史特別是古雅典的民主政治史在我的心中產生了巨大的衝擊。從梭倫經克裡斯提尼到伯裡克利時期的民主政治從某種意義上講比我們現行的社會主義政治要民主得多、公正得多。我的心中充滿了慚愧——「人民當家作主」不僅要寫在憲法上，更應該落實到現實的社會政治生活中去。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廣大人民又能在自己的國家當什麼家、做什麼主呢？只不過是完全形式主義的填填選票而已，這種嚴重損害人民尊嚴和主人地位的生活還要繼續下去嗎？不！不能再這樣過下去，必須改變這種可恥可憎的現實！
而就在我產生這些思想認識的時候，八九年四月中旬，胡耀邦先生去世，並由此引發一場偉大的反腐敗、反官倒、爭民主的愛國運動！毫無疑問，這是一次改變中國命運、扭轉歷史乾坤的絕好機會，我以滿腔的熱情投入到這場偉大的民主運動中，結果執政當局頑固地拒絕了廣大民眾的民主變革訴求，並以機槍和坦克及其殘酷地鎮壓了學潮，而我也在那場血淋淋的鎮壓中被送進北京的秦城監獄——那一年，我二十歲！
二十歲的一九八九年不僅對於這個國家、這個社會是個轉捩點，而且對於我個人的人生來說也同樣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第一，中共黨內強權派的坦克政治在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創傷，青少年時代曾經在自己心中積累起來的對於執政黨的敬意因為那場血淋淋的悲劇而蕩滌殆盡。
第二，從實踐的層面認識到民主、法治對於祖國和人民的意義。
第三，正是從此時開始，我決定為祖國的民主化事業奮鬥終身！
這便是漢中市國家安全局官員所提問題的全部答案。我在一九九八年和二〇〇二年的兩次被捕入獄，儘管具體事情不一樣，但根本原因和實質與一九八九年的行為是一脈承傳的，只不過思想和行動比過去更理性、更成熟而已。
需要說明的是我從來不是一個「革命者」。共產黨的先驅群體喜歡以「革命家」自居，而「革命」的內涵——根據馬恩列斯毛的見解——是需要同舊制度、舊世界徹底決裂的，是需要徹底打碎舊的國家機器並在一片廢墟上去建設理想的新社會、新國家的。而我對於這套革命的政治哲學是充滿反感的，因為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在革命暴力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革命政權」常常意味著新的暴政（法國革命、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均是這樣），我只是一個真誠的和平改良主義者，改良主義者對於舊的世界也總是一分為二的，而我對於執政的中國共產黨也始終抱著一分為二的態度——
一方面，我對於執政黨曾經製造的民族和國家災難（如反右、大躍進、四清、社教、文化大革命等）痛恨不已，對其製造的反民主事件（如七九年鎮壓民主牆、八十年代的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鎮壓學潮、九十年代的和平憲章運動、組黨運動、法輪功的鎮壓等等）感到痛心疾首，並因此對執政黨在政治上持堅定的否定和批判態度。
另一方面，我對於中共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所推行的經濟改革政策深表贊許，特別是執政黨為中國加入WTO 和經濟市場化而作的努力為中國社會的進一步發展和繁榮提供了某種制度可能性，這是我深為贊許的，我曾寫作了專門的論文——《中國共產黨的經濟改革運動》對共產黨在近二十年的經濟改革做了充分的肯定。
正因為我是民主改良主義者，因此在尋求中國民主化的道路上我總是在朋友圈子中強調合法性，努力從實踐上謀求與執政黨的良性互動，如九八年元月我在八一三廠依法競選人民代表的活動就在海內外造成了比較良好的影響，致使執政當局最後給我定罪時都尋找不到合適的藉口。
這一次我也是依法從事一些民主人權活動，結果西安地方當局還是強行將我逮捕入獄，根本無視憲法所規定的公民權利。譬如說判決書認定我有罪的根據有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三封致執政黨的公開信（楊建利事件、蒲勇事件、十六大）；
第二，一篇發表在《民主論壇》上的論文（《一個美麗而光榮的夢想》）；
第三，一份宣言（《中國公民運動宣言》）。
其實，這三方面的罪證都是不成立的。「公開信」是一種民意表達形式，《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二七條、第四一條都明確規定國家公民有向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中共中央雖然不是國家機關，但由於它是執政黨，在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中起著任何一個國家機關也不能替代的作用，因此，國家公民仍然有權向它提出自己的批評和建議。至於我提出的批評和建議是否正確，是否被採納，當由執政黨中央討論決定，但不能因此指責我的批評和建議是犯罪。更何況，在共產黨的黨章裡就有「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密切聯繫群眾」、「發揚群眾路線」的規定。既然在國家憲法和執政黨黨章裡都有這種文字規定，為什麼在我們依法行使這些權利的時候，會被指責成犯罪呢? 難道由執政黨主持制定的國家憲法是「引蛇出洞」的「陽謀」？難道執政黨就是這樣為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國家公民製造「陷阱」的嗎？
至於那篇發表在美國《民主論壇》上的論文只不過表達了自己理想的國家觀，強調了政治生活中的民主法則和社會生活中的自由法則對於中華民族所具有的重要意義，這顯然受《憲法》第三五條的保護，更何況為中國政府所認可的《世界人權宣言》第一九條明確規定「人人有權享有主張和發表意見的自由，此項權利包括有主張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過任何媒介和不論國界尋求、接受和傳遞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而《中國公民運動宣言》還只是一個草案，還未在朋友圈形成廣泛的討論。計畫中是先討論定稿，再籌備成立相關機構，然後再正式向國家民政部或省民政廳申請註冊，都是要走法律程式的，怎麼能作為罪證呢？一八四七年馬克思為共產主義者同盟起草了著名的《共產黨宣言》，《宣言》公開號召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其結果英國政府並沒有據此逮捕僑居倫敦的馬克思，反而聽任馬克思等人開展工人運動，為什麼一五〇多年後的中國政府連一五〇多年前的英國政府都不如呢？
再說，法院給我定的罪名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根據現代漢語的解釋，「顛覆」的中文含義是「用陰謀手段推翻國家政權」，「煽動」的中文含義是「鼓動別人去做錯誤的事情」，「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全義就是「鼓動別人用陰謀手段推翻合法政權」，請問我煽動了「誰」去做這麼重大的事情呢？顯然沒有煽動的物件——既然沒有煽動的物件、沒有煽動的客體，「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又該從何說起呢？
凡此種種都說明我是無罪的。儘管我是無罪的，但有關方面還是一次又一次地將我推向了監獄。從歷史角度看，這種現象既不孤立、也不奇怪，政治性迫害是所有專制國家的通病，這種制度性災難可能會隨時降臨在任何一個國家公民的頭上（上至國家主席劉少奇，下至普通公民如我），正因此，九八年三月我曾經對漢中市國家安全局的苟局長說過這樣的話：我說苟局長，你現在處於社會特權階層，作為既得利益者你可能不會去謀求現實體制的變革，但你不去追求民主並不能保證你的孩子長大了也不去追求民主，如果你的孩子因為尋求民主也遭遇機槍坦克、或者也被判刑入獄，那麼你這個做父親的心裡會去怎麼想。不要以為這是不可能的事，吾兒開希的父親是軍隊中的高官，他不尋求民主，但他的兒子卻因為尋求民主事業而過著一種背井離鄉式的海外流亡生活，即就是貴族子弟不去尋求民主，也並不能保證他們就能在這個國家得到很好的保護，想一想劉少奇的兒子劉源、薄一波的兒子薄熙來年輕 時的遭遇吧，而鄧小平的兒子鄧朴方直到現在還痛苦的坐在輪椅上，這些悲劇的根源在哪裡呢？難道不正是缺乏民主與自由的國家制度造成的嗎？因此，不從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去考慮，僅僅從你（指苟局長）子孫後代的利益去考慮你也應該為這個國家的民主化做點實事。
提到民主化，共產黨人總以為民主會損害自己的利益，其實這是一種非常錯誤的判斷。
民主化的本質是實現人民當家作主，這是共產黨人也大力鼓吹的口號。而要真正讓人民當家作主，在政治實踐上就必須引入競選民主，引入多黨政治和權力制衡。如果沒有競選，任何選舉都是勞民傷財，都是對選民、對人民的「忽悠」和愚弄。只要想一想我國的人代會制度，想一想我們的「人民代表」、國家元首、中央及地方各級行政長官是怎樣產生的，再對比一下民主國家（如美國）的選舉，則孰真孰偽、孰優孰劣也就一目了然了。共產黨人擔心競選會使自己掌控的政權丟掉，其實在民主政治下，政權不存在「丟掉」的問題，因為政權始終掌握在選民（人民）手中，選民認為哪個政治集團好，就選舉該政治集團為自己服務。譬如說，在民主制度下，共產黨可以轉化為社會黨或社會民主黨（不改名，仍叫共產黨也可以），現在的持不同政見者可以組建成一個民主黨，共產黨和民主黨進行競選，人民選擇共產黨，共產黨就繼續領導政權，人民若選擇民主黨，則由民主黨掌權，在此情況下，共產黨可能會繼續執政，也可能會暫時失去執政機會，但不管在哪種情況下，都會提升共產黨的生命力和競爭力，而獲得利益的則是選民和國家。如果共產黨真能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話，這樣有利於人民的民主競選制度何樂而不為呢？
再說實現政治民主化可以有效地解決官場中的腐敗問題。縱觀世界政治史，解決腐敗問題只有兩條途徑——其一就是大搞群眾性政治運動（如大搞階級鬥爭），在此情況下，當官的始終處於「革命群眾」的監督之下，稍有不慎就會招來大揪鬥，因此，「顯性腐敗」就會相對較少。但國家社會的發展必須依賴一個穩定有序的法治環境，天天搞階級鬥爭或群眾性運動，其結果必然是社會和經濟的衰敗（如中國的六七十年代）。因此使用這種方法反腐敗是非常的不可取的。
另一條反腐敗的途徑就是借助民主和法治。英國勳爵阿克頓先生曾說：「權力造成腐敗，絕對權力絕對腐敗」，哲學家伯特蘭﹒羅素也說：「不受監督和制約的權力將造成不受監督和制約的腐敗」。在一黨制下，執政黨擁有壟斷性的絕對權力，其中央和地方的各級官員在其控制的範圍內都是不受監督或難以監督的「老大哥」，在不搞群眾性運動的情況下，腐敗的氾濫則是不可避免的。通覽江澤民時代的中國官場，顯性腐敗幾乎成為禍國殃民的不治之症。當然，九十年代以來，中共中央迫於民眾的壓力在懲治腐敗的問題上也痛下殺手，在朱鎔基先生掌控國務院的時候，不少省部級官員或人頭落地、或被捕入獄，這雖然能在群眾中引起所謂的「震撼」，但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而且對於人民來說，需要的是防微杜漸、防患於未然，而不是警笛長鳴、滾滾人頭落地。再說，腐敗官員絕大多數都是共產黨員，而共產黨員首先是國家公民（因為任何一個人才出生的時候，絕對不會是某一個政治性組織的成員，但他一出生則自然成為國家公民），而任何一個公民在其生活的國家內都應該得到一個優良制度的保護，使其得到充分良好的生存和發展。如果一個國家存在制度性陷阱，從而誘使她的國民去墮落、去腐敗，最後導致自身的入獄或死亡的話，那麼這就是一種絕不人道的國家制度，這種制度就必須改變。而中國共產黨所保護的恰恰就是這種不人道的制度，這種制度不僅給國家和人民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失，而且使自己隊伍內的大批官員紛紛落入這個制度性陷阱，結果，他們自身或喪失了生存權、或喪失了發展權，他們的家庭也會因此而深受其害。
但是在民主法治條件下，這種大規模的官場腐敗就會大大改觀。首先在民主條件下，各級行政長官不是由上面任命的，而是由下面選舉（競選）產生的，在此情況下，行賄上面並不能給自己帶來官運，要想當官就必須「討好」下面。怎樣討好下面呢？行賄總是不行的，因為沒有那樣大的財力，既就是有那樣大的財力去「討好」下面，選民也不會購買這樣的人品和「官品」的。因此，「討好」下面的唯一方法就是為下面辦好事、辦實事。在此情況下，行賄受賄的心理動因就會失去。
其次，在民主政治下，競選會給予參選雙方造成巨大壓力。為了能執政，能勝選，各政治集團會從內部加強紀律約束。再次，在民主條件下，媒體監督會無孔不入，「公共人物」基本無私生活可言，因此也不容易產生腐敗。
在上述情況下，假如共產黨在競選中獲勝，從而贏得執政權的話，它的官員也會在自己獲選的崗位上踏踏實實的為民眾服務，而不用擔心會受到腐敗的誘惑從而造成妻離子散或家破人亡的悲劇。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我認為我所從事的民主人權活動不僅沒有構成犯罪，而且對於國家、對於人民、對於執政黨本身都是有好處的。執政當局為什麼就不明白這一點，非要一次又一次的將我推進監獄呢？這不是專制國家的政治迫害又是什麼呢？！
面對制度性的政治迫害，我並不想大聲嚷嚷什麼。社會與國家的進步是需要有人去付出代價的，我願意以自己的沉重付出去努力謀求我的祖國向民主與現代化的方向前進！正因此，我對於具體執行政治迫害的國家官員從來都是理解的，我不會因為政治員警逮捕我就對他們產生仇恨，不會因為檢察官把我送上法庭、法官把我送進監獄就對他們個人產生仇恨情緒。我不會這樣做，因為他們是在執行一套不合理的制度。
同理，我被送來監獄，也不會因為監獄員警對我執行刑罰就對監獄員警產生任何情緒。因為就監獄內部構成而言，除了極少數冤假錯案外，關押的絕大部分都是普通刑事罪犯，司法員警要把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都用在這些人的管理、改造和教育上，這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是一份很嚴肅、很神聖的工作。因為我明白，在社會的發展和人性的進化還停留在目前的水準的情況下，沒有人民警察、沒有人民監獄事業，就不會有人民的一切！正因此，無論監獄員警對我個人執行了什麼樣的制度性懲罰，我想我對員警工作都會表示敬意和尊重的。而且在我所去過的五六所監獄裡，渭南監獄的幹部管理就其規範化和文明程度而言是僅次於北京的秦城監獄的（儘管還存在這樣或者那樣的問題），而我現在所在的三連聽說又是二監內部管理比較優秀的連隊，因此，請允許我在這裡向二監的警官們、向二監三連的警官們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敬禮！
尊敬的指導員，各位尊敬的中隊幹部，因為命運的安排，因為信仰、追求和性格的關係，我來到了二監三連，並非常榮幸的和你們認識了。由於種種不言而喻的原因，我在三連的存在必然會為你們的管理帶來一些可能的「麻煩」，對此，我感到非常的無奈和遺憾，如果我的某些行為對你們的管理工作造成一些「障礙」的話，我只能從「私人友誼」角度向你們表示深深的歉意，因為從主觀上講，我絕對不願意和你們個人發生任何衝突，但從信仰、人格和制度層面講，這種衝突又是必然的。由於我不是機會主義者，不會耍兩面派，不想扭曲自己的心靈、信仰和人格，因而一旦在我和制度之間發生衝突，請你們按制度進行懲罰就是，我對於你們所施加的任何制度性懲罰（如扣分、嚴管、禁閉、警告、記過、啟動法律程式加刑等）都會默默的接受，既不會爭吵，也不會抗議和申訴的。
這份思想自白已經寫得很長了，裡面的一些話語表述也許不合適，歡迎指導員、連長和各位尊敬的中隊幹部批評指正。最後，祝願你們和你們的家人生活愉快、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趙常青 二〇〇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獲獎後的感想……
今天是六月一一號，為三連的接見日，我見到了妹妹，也見到了哥哥，他們都來看我了，他們對我問長問短，關懷之情溢於言表。我的心裡真是暖乎乎的，他們主要關心我是否生病了，提醒我一定要保重身體，要能夠想長遠些。
他們還在餐廳請我吃了一頓飯。
在接見快結束的時候，志平來了， 給我上了三〇〇元錢的帳，並匆匆告訴我說：「美國的全美學自聯給你評了一個‘民主鬥士獎’」（注：出獄後我得知是第四屆「自由精神獎」，原來志平記錯了），由於接見時間到了，他未能告訴我詳細情況，便被幹部強行中斷了接見……
能被評上獎，當然不是什麼壞事。但對於我來說，能否獲獎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人生的將來採取什麼樣的方式能夠更好地為中國的民主事業而奮鬥。再說，雖然我自八九年以來，已是第三次因尋求民主事業而入獄——自我個人而言，雖已盡了最大努力和犧牲，但與魏京生、徐文立、劉青、胡石根、秦永敏等前輩相比而言，還差得太遠。就是與同時代的王丹、王有才等人相比較，我仍然還有很大的距離。我覺得榮譽應該授予別人。至於我自己，應該以同時代的王丹同學為榜樣，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盡可能地為中國的民主事業多做點實事，誠如甘地所言：「我必須把我自己降為零，一個人若不能主動的在同類中甘居末位，就不能解脫，非暴力是最大限度的謙讓。」
因此，對於我來說，應該不斷地從思想上進行自我革命和刷新，應該在總結過去、立足現實的基礎上把眼光投向中國的未來、投向祖國的明天！
最後，請時刻記住，自己目前身處監獄，是共產黨的囚徒。從近一五年的實際情況來看，自己是從失敗到失敗、從監獄到監獄——難道人生的將來還要繼續失敗下去？還要繼續以監獄作為自己棲居的地方？我覺得這樣的生活該結束了，應該變換一種生活方式，變換一種鬥爭方式，盡可能地降低風險，同時還要盡可能地把事情做成！
當然，在殘酷的政治鬥爭中，尤其是在現行體制和現行制度的統治下，很難有一種兩全其美的辦法達到一種理想的雙重效果。在中國，實現民主變革的最好辦法自然是由執政黨主動去承擔這一偉大的歷史重任，但如果執政黨寧願一如既往地犧牲國家和人民的利益而不願意放棄自己的既得特權的話，民主變革的重任自然的落到了我們的肩上，在此情況下，如果我們決心為理想而奮鬥到底的話，不用懷疑，我們還會一如既往地為這個事業去做犧牲的——包括坐牢！
作為我本人來說，肯定還會與諸多的民主人士一樣，繼續為我們的國家社會理想而犧牲下去的。這，並非命中註定，但我深信，惟如此，才能證明上帝對我的厚愛和選擇，才能證明百年人生的價值和意義！
二〇〇四年六月十一日

我的旗幟和奮鬥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回想起來，從孩子時代到現在的三十多年人生行程中，我之心靈大地始終高揚著一面飄飄烈烈的大旗，引導著自己向著理想的巔峰前進！
戴高樂先生曾說過：「偉人之所以成為偉人，在於他立志要成為偉人。」
能否成為偉人是另一回事，但不能否認的是自小至大我的心中確有這方面的想「想法」，而且一直存在著這方面的「想法」。
我上小學時讀過一本《戰國故事》，對蘇秦、張儀十分佩服，尤其對蘇秦能從一介寒門弟子通過「嘴上功夫」而終佩六國相印、指揮六國合縱抗秦的事情至為掛懷。而上小學時，至為佩服的另一個人是諸葛亮，大概在我十歲第一次去縣城買的第一本小人書便是《三顧茅廬》，對諸葛亮的才能智慧十分欣賞。上中學時最喜歡的另一個人則是周恩來——記得我在八六年九月才讀高二時的一篇談理想的日記裡談到自己對政治的巨大興趣，並明確自己將來「要做周總理式的人」，而且還說「總之，決心達到目的（指考上大學後），要踏平坎坷、致力政壇，振興中華，威震世界」（這是絕對的日記原文）。而當世界歷史上到美國南北戰爭時，歷史老師對林肯的介紹又讓我對林肯佩服的五體投地。八六年暑假我在西安打工時買了一本《希特勒的興亡》又使我喜歡上了歷史，因為希特勒在流浪維也納時，在居無定所、饑寒交迫的情況下，能一連好幾個小時蹲在某一個角落裡讀書——讀德意志的神話和歷史，而對歷史的這種閱讀為他後來登上政治舞臺並成為世界級的演說家和政治家（儘管反動）打下了充分的知識基礎。
大學一年級時閱讀有關五四運動的書籍又使我對毛澤東和哲學充滿了興趣，因為毛澤東在《講堂錄》中說過要改造中國「須從哲學入手、倫理學入手，從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則沛乎不可禦矣！」
由此可見，在二十歲以前活動在我心靈舞臺上的主要大人物就是：蘇秦、張儀、諸葛亮、周恩來、毛澤東、林肯、希特勒——他們深深地影響了我的青少年時代，並因此而立志要使自己成為「周總理式的人」。
不過，中學時代以前自己只是想做一個像「周總理」那樣的大人物，但思想並沒有定型。所有前述那些歷史「大人物」只是從個人人生「成就」的意義上講為我標定了旗杆，但這根旗杆上究竟掛什麼樣的大旗並沒有決定，或者說那個時候還不知道怎樣決定——只知道要建功立業，但建立什麼樣的功業，心中則是很模糊的。
但這種模糊狀態持續到一九八九年春學潮發生後就結束了。
在學潮發生前我的日記、書信裡就表達了某種渴望「自由」的旋律，在校團委和《大學春秋》編輯部有關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的徵文活動中，我所書寫的《西化與現代化》一文中更是鮮明地表達了「西化」對於中國現代化的重要意義——尤其是文中談到了民主和多党政治的意義。四月一五日，耀邦逝世學潮發生後，我更是竭盡所能、投身學潮。在規模空前的五四大遊行中，我為遊行隊伍製作了第一面大旗，這面旗幟上醒目地寫著八個大字——「民主自由人權法治」。我不僅親手製作了這面大旗，不僅親自提出這八個大字，而且親自和另一位同學高舉著這面大旗走在遊行隊伍的最前列。當六四大屠殺後我被捕進秦城監獄時，我一生的理想和志向便有了，那便是為中國的民主事業而奮鬥終生！要做的不是共產黨的「周恩來」，而是民主陣營的「趙常青」！要做的不是帝王將相思想指導下的蘇秦、諸葛亮、毛澤東、希特勒，而是要做以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為最高憲法的趙常青！
到這時，我也就明確地為自己的百年人生揚起了第一面飄飄烈烈的大旗，經過十餘年來的風風雨雨的洗禮，這面大旗益顯莊嚴奪目。我相信自己會繼續高揚這面大旗走向未來、走向前方！走向燦爛與輝煌！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于渭南監獄

面對「六. 四」的思考
——兼談中國民主化道路 趙常青
今天是二〇〇七年的六月四日。
十八年了！
距離那個血腥大屠殺的日子已整整十八年了！
十八年前，我的諸多的兄弟姐妹們為了反官倒、反腐敗，為了爭民主、爭自由而被執政黨殺戮於機槍、坦克之下。他們，以自己滿腔的鮮血為中國的民主事業築起了一座巍峨的紀念碑！他們必將因為自己對專制強權的蔑視和反抗、必將因為對民主事業的奮鬥和犧牲而為我們、為我們的下一代、為我們眾多的後代兒女們所紀念、所緬懷！
十八年來，為了六四死難者的未竟之業，為了推進祖國的民主事業，為了人民作為國家主人的自由和尊嚴，又有很多的中華兒女被逮捕、被判刑、被投入到苦難深重的監獄。另有一部分人則不得不流亡異國他鄉，而我自己也因為同樣的原因已被第三次推進監獄。
但令人慚愧的是，經過十八年的努力和奮鬥，中國的民主事業依然未能實現，六四死難者的遺業仍未能完成，中國依然為一個超級大黨所壟斷統治；腐敗，比起十八年前的中國是更為普遍和嚴重。執政黨不僅繼續打壓持不同政見者，打壓宗教人士和法輪功習練人員，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墮落為權貴資本主義和即得利益集團的代言人。我們的人民不僅仍然缺乏作為國家主人的自由和尊嚴，而且人民中的相當一部分依然生活在貧困當中！強權統治的鎖鏈仍然會以各種各樣的形式套在億萬人民的脖子上！
也因此，身陷囹圄的我不僅感到沉重，也感到慚愧——一種深深的、力不從心的慚愧！我（們）愧對六四死難者！愧對死難者為祖國民主事業所付出的生命和鮮血！但是——但是，我絕不會放棄死難於十八年前的兄弟姐妹們的理想！我絕不會放棄兄弟姐妹們曾經為之灑盡鮮血的中國民主事業！！！
今天，十八年後的今天，憑著對我主基督的信仰，憑著對祖國、對人民的愛和忠誠，我發誓要用我整個的後半生去努力實現下列心願——
一、實現祖國民主化，使國家政治生活完成由一党獨大向兩黨或多黨政治的轉變。
二、維護祖國的統一，絕不允許國家的分裂。
三、在民主和統一的基礎上，推進國家經濟生活和文化生活的繁榮。
四、將「毛主席紀念堂」改為「國家悲劇博物館」，將反右、大躍進、文革乃至於
六四大屠殺這樣的國家悲劇展示給後代兒女，以資警惕。毛之遺體可遷葬八寶山或其故鄉韶山。
這不僅是我的心願，我相信這也是十八年前死難于北京的兄弟姐妹們的心願！所有活著的兄弟姐妹們都應該站起來為這樣的願望而奮鬥！因為這不僅牽涉到死者的尊嚴和榮譽，它更關係到所有生者的尊嚴和榮譽。甚至，執政黨也會因為它如何對待六四死難者的鮮血和心願而決定它未來的地位、尊嚴和榮譽!
儘管十八年前死於共產黨槍口下的兄弟姐妹們死不瞑目，但為了後代中華兒女的團結和幸福，為了他們的安寧和福祉，我認為我們不需要復仇，我們不需要以共產黨人的血跡來祭奠六四死難者的英靈，我相信所有死難者的胸懷都是寬廣的、包容的、博大的，我相信他們不需要我們「以血還血」、「以牙還牙」，我相信他們不需要我們拿著機槍、開著坦克去向共產黨復仇，我相信他們只需要我們通過對話、和解、和平談判的方式去實現他們的未竟心願！我相信他們希望看到的是朝野各方共同總結過去的悲劇歷史，共創祖國民主、統一、繁榮的未來！
也因此，對於持不同政見者、對於廣大的民主人士來說，必須實現新的思維方式的轉變！
儘管十八年來，我們付出了巨大的犧牲，儘管執政黨還在繼續打壓我們，還在繼續玩弄政治強權，但我們也必須注意到共產黨在這十八年來的某些好的變化。具體說來我認為有一下幾個方面需要我們重新考慮對它的定位：
一、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
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捲入世界經濟競爭；
三、新一代共產黨執政者的某些「仁政」措施（如減免農業稅、學雜費等）；
四、新一代共產黨執政者緩慢推進民主化的企圖；
五、在共產黨內部的各個層級都存在著一部分民主改革力量。
我認為，鑒於共產黨十八年來在上述五個方面的大小變化，如果我們措施得當的話，是有可能將之引上政治競爭對手（和平合法競爭）的軌道的，就如國民黨在臺灣的歷史演進一樣，我們沒有必要繼續將共產黨當作必須推翻、必須要加以消滅的」敵人」, 我們不能再這樣思考了，我們也應該「與時俱進」！在這方面，我認為我們應該向美國學習。
六四之後，不論共和黨的大小布希上臺執政，還是民主黨的克林頓上臺執政，他們都會主動與北京建立各種「友好」關係。兩國的頭頭腦腦們頻頻握手、頻頻舉杯示好——問題的重要性不在於共產黨的領袖們因此獲得了多少面子，而在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大國的「和平演變」戰略對於中國國家體制的轉變、對於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來說是好處多還是好處少？我認為答案是明擺著的，即好處多，而且多得多。也就是說，西方大國所採取的和平演變戰略是非常有利於中國的民主和自由事業的。相反，如果大國領袖們只是一味地對中國共產黨實行敵視和懲罰，試圖通過制裁的手段搞垮共產黨的統治，那就太不瞭解中國的歷史和國情了。只要看看彈丸小國如朝鮮、古巴的情況就知道制裁不僅不會推進對方國家的民主化，相反還可能強化對方國家的極權主義統治。更何況，中國是一個大國，無論從版圖、人口還是從經濟總量上講她都是一個大國。五、六十年代西方大國與共產黨政權的絕交都沒有起作用，更何況在八十年代後的國際政治條件下。因此，大小布希們的決策是正確的，因為他們與共產黨的積極接觸政策，所以今天的中國比起共產黨統治的任何時候都要更開明、更自由、更進步些（儘管改革的絕大部分成果都為權貴官僚階層所吞食）。
正是從這個角度講，我認為我們應該向美國學習，應該向布希們學習。我們現在應該以建設性的態度去努力改進和共產黨的關係，努力減少彼此間的敵視，努力擴大彼此間的「合作」管道，堅決摒棄「消滅」、「推翻」之類的激憤語言和激憤心理，爭取以各種合法的途徑參與到國家的政治體制改革中去和民主事業建設中去——去邊緣化、去敵對化、去牢獄化、去流亡化，回歸對話與協商——我相信只有以這樣平和的建設性態度才能與執政黨達成良性互動，才能更好更快地推進中國的民主化事業！
正如我去年春天在被第四次關禁閉時所突然感悟到的真理一樣，我認為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中國的民主化道路必須分兩步走：
第一步，組建與八大民主黨派對等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的第九黨，在承認共產黨對國家領導地位的前提下合法參政，參政平臺為各級人大和政協。通過競選各級人大代表和推舉各級政協委員的方式，積極的積累起自己的人氣和民意支持度，同時在現行法政框架內積極協助共產黨的民主改革進程，即合法參政，這是第一步。
第二步，也是民主改革的終極目標，即打破現行法政框架，在憲法上確立各民主黨派與共產黨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的平等地位，謀求合法的執政權，至於能否執政，就看各黨派努力的程度、就看人民的選票了。
總之，先參政，再執政，先做矮子，再做巨人，這便是我通過十八年的經驗和教訓所觀察到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化道路。那種想一勞永逸、一步到位、「畢其功於一役」的大決戰式思維模式我看可以結束了。因為自七十年代民主牆運動至今的民主化實踐證明在此思維模式主導下的民主化道路是損失慘重、很難行得通的。
我今年已三十八歲，人生過半了。倘若天主保佑我還能活三十八年的話，甚至天主保佑我再活三十年的話，我相信通過我們大家的精誠合作與努力奮鬥，我的前述四個願望都會實現的——在此情況下，十八年前死難於執政黨機槍坦克下的兄弟姐妹們也會在天的國度向我們微笑和致意的！
主啊，請保佑我那死難的兄弟姐妹們！
與此同時，在這苦難的獄中，我也為我關於祖國的美好願望和美好未來而祈禱！
Amn ！
二〇〇七年六月四日上午于渭南監獄三連二樓樓梯西拐角處記

三十年人生散記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十分監區李指導員讓我寫一份個人簡歷，於是我寫了這份《三十年人生散記》上交，因留有底稿，現將原文照錄如下）
中秋八月裡，囚衣身上穿；
或雲我犯罪，丹心照藍天。
——題記
我的家鄉坐落在秦巴山區裡一個非常偏僻和落後的村子裡。一九六九年四月六日晨我出生于山陽縣北溝鄉紅藤村一個名叫「紅藤凹」的地方。在我童年時，家庭發生了系列變故，但由於母親的努力，一九七六年春我還是在本村小學上學了。在小學讀書時我是別的孩子經常欺辱...

推薦序 我們沒有放棄——趙常青書序（王丹）
一九八九年中國爆發民主運動，當年的青年學生提出「反腐敗，要民主」的主張，獲得廣大中國人民的支持。但是，以鄧小平，李鵬為代表的中共內部的保守勢力，不願失去獨裁的權力，不願讓中國人民享有民主自由，悍然出兵 ，血腥鎮壓了民主運動。作為當年那場運動的參與者之一，我經常那個被問到一個問題：八九民運的意義是什麼？對於中國的影響是什麼？這當然是一個需要長篇大論來回答的複雜的問題 ，但我要特別指出其中一個意義和影響，那就是「八九一代」的誕生。
廣義來說，當年還在大學就讀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學生，幾乎都經歷了八九民運，他們就是「八九一代」的主體。八九一代完全可以成為一個集體概念，因為這一代人有著共同的美好回憶和共同的歷史記憶。所謂「美好回憶」，指的就是啟蒙運動之下，八十年代中國呈現出的活躍的社會和政治氣氛，八九一代都從中獲益匪淺並且吸收了大量的精神和知識養份；所謂「歷史記憶」，就是對八九民運的參與的記憶，包括激情澎湃的部分 ，也包括血腥結局的痛苦與悲憤。所有這一切，都構成了「八九一代」的群體特點：理想主義，激情，對國家的責任感，以及對於極權的痛恨。
八九民運雖然被鎮壓了，但「八九一代」由此成型，歷史將證明，這去黑暗中成型的一代人，也是很有可能為將來的中國帶來光明的一代人。三十年過去了，「八九一代」中有很多人改變了想法和生活軌跡，很多人不再提起當年的事情。但是我可以很肯定地說「八九一代」中的大部分人，只是把記憶埋在心中，他們沒有忘記，也沒有放棄，他們只是等待時機。這一代人的存在，就是中國的希望。這就是八九民運的意義之一，也是八九民運將對中國的未來產生的影響之一。
在「八九一代」中，還有那麼一小部分人，堪稱是「八九一代」的先鋒。他們經歷了鎮壓之後就仍然決定在政治高壓下繼續前進。他們總覺地肩負起為死難的同學和人民尋求公正的歷史使命，他們決心繼續投入民主運動，為爭取一個光明的中國而奮鬥。為此，他們不惜付出一切代價。這批人，是「八九一代」的精銳部隊，也是付出待機最大最多的一部分，但是，歷史同樣也會證明，他們的努力不會白費，他們的堅持和奮鬥為未來的中國奠定了廢墟中重建的基礎。
趙常青，就是 這批人中的傑出代表。
我無意詳細介紹趙常青，我相信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從本書中得出自己的印象。我只是建議那些想了解中國的人，尤其是那些願意想像未來中國發展的人，應當看看這本書。理由很簡單：「八九一代」必將改變中國，而趙常青，就是這一代的代表人物之一。了解他，你是部分地了解中國；認識他，就是部分地認識未來中國的可能性。
二〇一八年六月四日，以海外「八九一代」為主體的一些海外華人知識分子和政治工作者，聯合成立了中國反對派的第一個智庫「對話中國」。在「對話中國」的工作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為中國保留一部分歷史記憶。為此，我們計畫編輯叢書，收集我們對於中國的發展的看法和記憶。二〇一九年六月，我們的智庫叢書出版了第一本書，另一位「八九一代」的成員王超華的「從來就沒有救世主」，而本書，就是叢書的第二本。我們的工作是有價值有意義的，我們將持續出版類似的著作。這樣的努力，也希望得到外界的大力支持。
在此，我作為「對話中國」的所長，要代表智庫全體同仁，感謝作者的辛勤寫作，要感謝美國「Summer Star（夏季星辰）歷史研究基金」以及很多朋友對智庫和智庫叢書的支持。
王丹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推薦序 我們沒有放棄——趙常青書序（王丹）
一九八九年中國爆發民主運動，當年的青年學生提出「反腐敗，要民主」的主張，獲得廣大中國人民的支持。但是，以鄧小平，李鵬為代表的中共內部的保守勢力，不願失去獨裁的權力，不願讓中國人民享有民主自由，悍然出兵 ，血腥鎮壓了民主運動。作為當年那場運動的參與者之一，我經常那個被問到一個問題：八九民運的意義是什麼？對於中國的影響是什麼？這當然是一個需要長篇大論來回答的複雜的問題 ，但我要特別指出其中一個意義和影響，那就是「八九一代」的誕生。
廣義來說，當年還在大學就讀本...

序言 王丹
導言 趙常青
第一部分 漢中監獄日記
致若蘭的第一封書信
致若蘭的第二封書信
三十年人生散記
致若蘭的第三封書信
致若蘭的第四封書信
致若蘭的第五封書信
致若蘭的第六封書信
也許我現在還不會寫下﹁信仰」的承諾
關於﹁開學」的思考
有關柏楊被捕後太太離婚的思考
面對台海危機的思考
對若蘭的思念和糾結……
二中隊最苦、最髒、最累的活
向臺灣地震災區捐款
在愛情問題上求助上帝
幹部認為我捐款給臺灣地震災區是﹁不合適的」
致若蘭的詩歌體書信（第七封書信）
我和金大中先生獄中生活的比較
李敖參選臺灣總統的聯想
對歌星崔健、張也、彭麗媛等人的態度
致若蘭的第八封書信
管事犯談打人的事情
卅年人生感懷
致若蘭的第九封書信
我和杜監獄長的一次衝突和感想
澳門回歸日關於臺灣問題的思考
醒來吧，詩人！
無題
千禧年元旦對祖國的祝福
囚中吟
我那可憐的孩子
一位神秘老人的留言
妹妹來信的思考
﹁王部長所需經費從何而來？」
觀看電影《國歌》後的隨想……
觀朱鎔基答記者問有關臺灣問題的思考
陳水扁當選總統後的感想……
辭職的李登輝與賴在臺上的李鵬
清明節思母小詩
林肯及林肯意義上的人生
林肯在葛提斯堡國家烈士公墓落成典禮上的演說
管事犯對一些服刑人員的毆打
管事犯為什麼能夠打人？
讀林肯、曼德拉有感
﹁唯如此，我才相信那偉大的上帝不會責怪我」
幹部對我也有關心
我想說……
——就管事犯的刁難致中隊幹部的一封信
關於陳光榮先生及其冤案的思考
﹁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
在漢中監獄的花費清單
我在漢中監獄的寫作
漢中監獄的最後一篇日記
第二部分 渭南監獄日記
從崔家溝監獄轉到渭南監獄
曾經關押劉青、許建雄等良心人士的地方
感謝兄妹對我多次牢獄生活的關心
詩一首：著囚服有感
拒絕背誦《監規紀律》等
﹁值得竊喜的事情呀」
在渭南監獄致若蘭的最後一封信
向幹部正式提出﹁半工半讀」申請
指導員對我﹁半工半讀」申請書的反應
變了相的﹁半工半讀」
管事犯對我﹁約法三章」
友人的關心
關於若蘭的幾次夢境
弄虛作假的入監課堂教育
﹁世界人權日」有關｢人權」的思考
薩達姆被捕了！
與法輪功監護人員打架
記許良英先生
下隊感想
明確向幹部表示：﹁不使用報告詞」
拒絕全天勞動
我的第一次禁閉室生活
我的思想自白
——致中隊幹部的一封信
對幹部的﹁非暴力」啟蒙
妹妹的一封來信
獲獎後的感想……
因看望範寶琳第二次被關禁閉！
消極怠工，每週上交一個草墊
寫給獄政科的大學生活簡介
自我受洗成為基督徒！
悲悼紫陽先生
關於讀書與寫作關係的思考
二〇〇五年春天的閱讀記錄
從收音機裡收到的一次有關王丹的採訪
為﹁六四」死難者祈禱
二〇〇五年度大事回顧
神聖的祈禱！神聖的祈禱！
邵XX 的三封來信摘錄
第四次禁閉及其激動人心的收穫！
﹁劉指導和監獄長都是值得表揚的……」
小外甥女的兩封來信
老表們對我的關心
幾本好書讀後感
我被列為﹁頑危犯」
獄內相思——月照青梅
我被﹁放羊」了
我初步學會了兩種樂器
豔夢與豔詞
癡呆之餘覓小詩
幫某幹部寫了一篇小論文
邵兄一封感人至深的來信（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一八日）
苦難與慚愧
有關﹁夢遺」的獄內記錄
古體詞一首：念奴嬌•整頓乾坤
我的半截心思
合適嗎？我的愛！
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悼林牧先生詩詞兩首：《烏夜啼》、《北風歌》
劉賓雁先生去世了！
我的旗幟和奮鬥
我的奮鬥
值得注意的連台﹁好戲」
竟然將《春閨秘史》看了兩遍！！
婉拒﹁洋娃娃」
來自美國的明信片
二〇〇六年小結
感恩與祈禱！
努力吧，永不放棄！
母校開始免費了！
關於﹁官肥」問題的思考
｢你會成為秦始皇那樣劃時代的歷史性人物」
最隆重的讚美！
面對﹁六•四」的思考——兼談中國民主化道路
﹁出獄後應該去北京奮鬥」
黃菊死了
再夢女神
主啊，為這新一代的中國青年賜福！
在渭南監獄的花費
在奮鬥的歷程上！

序言 王丹
導言 趙常青
第一部分 漢中監獄日記
致若蘭的第一封書信
致若蘭的第二封書信
三十年人生散記
致若蘭的第三封書信
致若蘭的第四封書信
致若蘭的第五封書信
致若蘭的第六封書信
也許我現在還不會寫下﹁信仰」的承諾
關於﹁開學」的思考
有關柏楊被捕後太太離婚的思考
面對台海危機的思考
對若蘭的思念和糾結……
二中隊最苦、最髒、最累的活
向臺灣地震災區捐款
在愛情問題上求助上帝
幹部認為我捐款給臺灣地震災區是﹁不合適的」
致若蘭的詩歌體書信（第七封書信）
我和金大中先生獄中生活的比較
李敖參選臺灣總統的聯想
對歌星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