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儀抑抑 誨人不倦
遙念吾師徐復觀
月前在本欄憶述吾師汪經昌而提及他的外表言談時,寫道:「老師個子不高,不胖不瘦。……外形上,他沒有錢穆的儒雅,也沒有牟宗三的瀟灑;言談上,沒有徐復觀的威儀,也沒有嚴耕望的嚴肅;……」
「新亞」諸師之中,徐復觀是影響筆者最深的授業師,而他在外形言談上常常予人威儀抑抑,震懾人心的感覺。
余生雖晚,但尚幸趕及親領上述五位名師的教澤,而當中的徐師,於筆者而言,倒是真的尾班車。當年忝作徐師關門弟子,既屬有緣,更感有幸。
親聆教誨 感受益深
上世紀七十年代尚未進新亞研究所之時,徐師的大名,早已如雷貫耳。他敢言敢罵的性格、激濁揚清的言論,我等後輩,當然多有知聞。及後在所期間,立雪徐門,親聆教誨,感受益深。
那一年徐師在所開了一科「《文心雕龍》」。論科目,在研究所講論劉勰的《文心雕龍》,倒沒有什麼很特別;最特別之處,是課堂不設於校內,而是老師的住所。
順帶一提,當年在所期間,筆者遇到三位光是上課的做法方面已叫筆者感動萬分的老師。其一是前文提到的汪經昌老師,他身患眼疾,視力不佳但仍堅持摸着路旁外牆回校授課;其二是王韶生老師,他教務繁忙,須於珠海書院任教,以致無暇回校授課,但仍歡迎「新亞」學生逕自跑去「珠海」,以便他乘隙晤談講授;其三是身罹絕症仍堅持登壇授課的徐復觀老師。
他們那種忘我無私,誨人不倦,但教一息尚存仍忠於教職的精神,確實帶給後輩很大激勵。
筆者雖自愧粗疏,但時刻秉持列位先師的精神,在此花甲之年,仍樂意與後進分享各式課題。
年邁體弱 堅守崗位
徐師開「《文心雕龍》」時,已經動完胃癌手術,在家休養。我們幾位同學按時前往徐師位於美孚新邨的寓所,在客廳裏敬聆教澤。每次開講之前,只見師母王世高夫人端上一杯熱牛奶給老師潤口補充。徐師鑑於自己手術後形神俱損、血氣不佳以致聲柔語弱,於是備有一塊小白板。每當我們面露疑惑,他就在那小白板寫上幾個關鍵字。親睹這位歲暮體弱的學者仍然堅守崗位以夕陽餘暉光照學子,怎不崇敬萬分?
他所授科目,雖然名為「《文心雕龍》」,但回顧整年的課堂,直接與《文心雕龍》有關的內容,他倒沒說太多。今天看來,這種情況可能視為偷工減料,有虧職守。其實絕非如此。
記得月前在「憶吾師汪經昌」拙文提過:「幾十年前的研究所,教學模式與今天很不相同。老師絕少在課堂上教授相關知識,因為他們都認為,我們身為研究生,理應具備相關知識,即便缺乏知識,也應自行翻閱書本。他們在課堂大都集中教導我們治理學問的法則……」
教導我們 治學法則
他在課堂上花了很多時間教導我們治理學問的法則。他深信,只要好好掌握法則,不論從事任何研究,哪管讀什麼書,定必手到拈來,了無畏懼。因此,在所期間的莫大得益,是學懂掌握治學法則。他日不管碰到任何課題,也從容自若,明辨肌理,識分主次。
徐師與汪師授課,明顯有別:汪師只管自話自說,徐師卻愛「問書」,往往話至中途,就稍予停頓,轉而詰問學生。
不過,當年的研究所,有一個不成文的規矩。如果課堂上整班學生都是同級同輩,則可自由隨意回答老師提問。如果學生之間有長幼之別,例如筆者在徐師的課堂上屬於小師弟一輩,則回答問題的「重責」,例必落在大師哥身上。
斬釘截鐵 一字以決
本來老師提問,學生答錯,又或答得未如理想,實屬平常。畢竟是學生嘛,犯錯乃所應當,老師何須苛責?不過,上徐師的課,情況可不一樣。
首先說明,徐師雖愛罵人,而且罵人無數,但記憶所及,他對於晚輩後學,從不責罵。不過,他那種斬釘截鐵,一字以決的回應,倒叫人不寒而慄,沮喪半天。
很多時候,真的很替扛肩回答之責的大師兄難受。眼看他一句回話還沒說完,而往往只說了半句,徐師即以柔弱但決絕的語氣說:「錯!」當時筆者年少,而且慣受西方教學法(在所期間,同學都譏笑筆者是「番書仔」,蓋因筆者進所之前,主修西洋文學),西方老師縱使聽到學生荒誕離奇、匪夷所思的答案,而即使班上同學哄堂大笑,老師只會微笑回答:Nice try 或 It's very interesting。然後才以開放式回應:「但你有沒有想過……」;又或:「我們不妨從這方面想想……」哪有學生話未說完,就被老師斷然否定?
止步轉向 以矯錯誤
當時筆者年少,既缺學養,亦乏歷練,只覺得徐師有點霸道,對學生不夠體恤。然而,當自己踏入知命之年,赫然發覺,不管在公職上提示下級,抑或在藝術上啟導後輩,也步了徐師後塵,每每聽到對方明顯錯誤的回答,便斷然說:「錯!」
原來,當自己真確知道對方是概念出 錯,即 conceptually wrong,或錯於方向,我們便會斷然說「錯!」至於那些不涉對錯的課題,則不在此限。
打個比方,如果你站在中環,本想去柴灣,但偏偏上了去堅尼地城的車,不管你坐了多少個站,你仍是錯了方向,只有回頭轉向才可抵達目的地。治學之事,也是一樣,萬一錯了方向,就必須止步轉向。
擔心後輩 積錯難返
當然,做學問功夫,你必須在概念上掌握透徹,方可決斷如徐師。何況當年的徐師,已處於生命盡頭,而沒多久便離世,他那種焦急決斷,惟恐後輩積錯難返的心情,我們必須體諒。
徐師身為一代大儒,學問既淵且博;但他的道路,與別不同。一般學者,都是自年輕開始,便一邊教學,一邊著述。反觀他早年從事軍政,做過軍隊文官,而官拜少將;後來棄官從學,設帳授徒,埋首寫作。
徐師弟子眾多,港、台均有,但數目上當以台灣較多。關於徐師生平,網上資料頗多,茲不贅。
著作等身 種類繁多
徐師除教學外,亦勤於寫作,既有專論,亦有雜文,堪稱著作等身。單以筆者手執早年刊於台灣的書籍而言,可以粗分為幾大類。
其一,思想論著;計有:六十年代的《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中國思想史論集》、《公孫龍子講疏》、七十年代的《兩漢思想史》(卷一至卷三)(當中的卷一原稱《周秦漢政治社會結構之研究》);
其二,藝術論著;計有:六十年代的《中國藝術精神》、七十年代的《黃大癡兩山水長卷的真偽問題》;
其三,經學論著;即八十年代的《中國經學史的基礎》;
其四,雜文類,多收於九十年代的《徐復觀文存》(此《文存》收錄早已絕版的一套四冊《徐復觀文錄》內的所有文章但不包括《徐復觀文錄選粹》已予收錄者);以及
其五,家書類,即收錄六十年代家書的《徐復觀家書精選》,以及收錄七十年代家書的《徐復觀家書集》。前者由學長曹永洋編校;後者由曹學長連同黎漢基編校。
以上僅屬坊間可以買到的徐師著作,至於其他例如五十年代的《學術與政治之間》(甲乙兩集)、六十年代的《石濤之一研究》、七十年代的《中國文學論集》及八十年代的《中國文學論集續篇》等書,不是絕版,就是難在坊間找到。
徐師著作,絕大部分由學生書局印行,只有少數例外,比如《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及《徐復觀家書集》,則分別由臺灣商務印書館及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的「中國文哲專刊」印行。
內地重輯 另自刊行
另一方面,內地不同出版社亦將徐師的部分文章,重新輯錄,另自刊行,例如《遊心太玄》、《徐復觀論經學史二種》、《中國人的生命精神》、《中國學術精神》,而其內的文章,大都取自《徐復觀文存》及《徐復觀文錄選粹》;還有最後期的《無慚尺布裹頭歸——徐復觀最後日記》。
順帶一提,曹永洋學長於徐師逝世後向各界廣集鴻文,編成《徐復觀教授紀念文集》,於一九八四年由台灣時報書系印行。書內集得文章近百篇,全由學林友好及晚輩後進提筆紀念。
其實,不論你對哪門學問有興趣,只要撿起徐師任何一本論著,都可從書內所展現的學術精神及治學態度而有所感悟,深得裨益。
捧讀徐書 自有別趣
再者,捧讀徐書,自有別趣。
趣?徐師選題嚴肅,治學惟謹,行文認真,何以言趣?敢問趣從何來?
原來他愛在文裏罵人。提起徐師,當年整個學術界都知道,他最愛罵人,而且是誰人都罵。哪怕你是誰,只要你在他眼中有任何重大缺失,他都罵。當年掌權者及政界強人,他敢罵;文化名人,他當然罵;教授專家,他固然罵;學界翹楚,他更罵,而且每罵必狠。
徐師罵人的方式,當然不像一般潑婦莽夫,而是依據學術常識,發文質疑對方,令致被罵者語塞詞窮,無法應對,只有捱罵的份兒;又或轉以攻訐,圖求解窘。每讀及此,頓覺有趣。
有人認為他罵人罵得過於辛辣;有人認為他十分難纏。其實,只消靜心分析,就知他罵必有理,伐必有因。比方說,他罵紅學專家潘重規,是因為他認定潘重規研究方法欠通,痛惜他誤人子弟。他罵胡適學問根基不穩,出言欠缺客觀理據,是因為胡適既然貴為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執掌最高學術組織,位高名大,如果言而無據,焉能為學林表率?
胡適學問 備受質疑
提起徐師痛罵胡適,倒是當年學林逸事,蓋因胡適恍惚是徐師恆常痛罵的對象。徐師在一九六二年《中國人性論史》初版的序言,就向胡適發炮:「胡適認為《尚書》『無論如何,沒有史料的價值』(按:引自胡適《中國古代哲學史》),這大概不是常識所能承認的。」(頁三)
換言之,胡適不是學術研判出錯,而是違背常識,也即是今天所謂「犯了低級錯誤」。胡適貴為「中研院」院長,是學術界最高代表,他的言論居然被人謾罵違背常識,而偏偏確實違背常識,忒也有趣。
徐師為說明對方何以違背常識,在序裏繼而指出:「對於馮友蘭『孔子實佔開山之地位』的說法及胡適『道家集古代思想的大成』的說法(按:前者引自馮著《中國哲學史》;後者引自胡著《淮南王書》的手稿本),都完全不能了解。」(頁三)
把人家的說法,形容為「完全不能了解」,只有兩種原因,其一是對方學說高深,自己卻才疏學淺,以致無從理解;其二是對方論之缺據,言之無理,以致不能了解,而且是「完全不能了解。」
違背常識 治學不嚴
徐師此間所言,當然是指後者。按照一般情況,如果某學者認為對方立論不確,頂多贈以一句「值得商榷」或「未敢苟同」;至於反駁或詰問對方,也例必冠以「討教」、「請指正」的字眼。怎會像徐師直言「完全不能了解」?小孩年幼胡言,我們尚可用「完全不能了解」評之,但若以此評論黌舍翹楚,學界大儒,則等同謾罵。
不過,徐師絕非只管罵人而不講道理。他在文內隨即指出「我國古代思想中的《詩》、《書》、《禮》、《樂》、仁、義、禮、知、忠、孝、信等,在道家思想中並未加以肯定,而道家以虛、無為體的思想,亦為道家以前所未有。在這種情形之下,則胡氏的所謂『集大成』,到底作何解釋呢?」(頁三)短短數言,簡單一詰,即證胡適的確犯了低級錯誤。
印象中,胡適是徐師罵得最多,亦罵得最狠的學術領袖。無他,胡適違背常識。看他當年為急於提倡白話文而竟然違背常識,鼓勵中文走向晚清詩人黃遵憲所言的「我手寫我口」的低劣境地,就足以給社會痛罵一生。須知某民族的文字(書面語)與語言(口頭語)相差越遠,其文化涵養就越深厚。我們當然理解,胡適當時所處身的國家,亟須破舊立新,但急於扔掉傳統包袱的當兒,總不能提倡這種「口手如一」的荒謬言論。至於他當年提出的《改良文學芻議》,也即時人所稱的「八不主義」,當中多項違反常理,因而惹來批評,招致詬病。由於此事知者極多,於此不贅。
再者,胡適從來治學欠認真,考證不嚴謹,以致他的學問功夫,備受質疑。何況,胡適貴為「中研院」院長,地位至高,而居然常犯一如前述的「低級錯誤」,因此在徐師眼中,絕對該罵,怪你不知身分,誤導蒼生。
胡適卻成 悲劇書生
徐師雖然長期痛罵胡適,但在一九六二年當知道這位「中研院」院長遽然辭世,便立刻停罵,反而以「一位偉大書生的悲劇」為題,撰文悼念這位自由民主的追求者。
文章首段書明:「剛才從廣播中,知道胡適之先生,已於今日……突然逝世,數月來與他在文化上的爭論,立刻轉變為無限哀悼之情。」(按:依照學林規矩以至社會倫理,你儘可抨擊某位在世的人,甚至謾罵。然而,當他離世,就必須停口,皆因對方已經沒有能力「回敬」你。如果你仍舊抨擊對方,人家就視你為缺德;你的評語,只會換來鄙夷。當然,如果你以客觀法則評論死者的學術論著,則屬另一回事。)
文內第二段隨即說明胡適是「悲劇性的書生」:「胡先生二十多歲,已負天下大名。爾後四十多年,始終能維持他的清望於不墜。……他是這一時代中最幸運的書生。但是從某一方面說,他依然是一個悲劇性的書生。……是一個偉大的書生。」
尊重胡適 追求民主
徐師隨後稱許胡適對民主自由的追求:「我於胡先生的學問,雖有微辭(按:「微辭」是客套話;口誅筆伐才是實情);於胡先生對文化的態度,雖有責難;但一貫尊重他對民主自由的追求,也不懷疑他對自由民主的追求。我雖然有時覺得以他的地位,應當追求得更勇敢一點;但他在自由民主之前,從沒有變過節,也不像許多知識份子一樣,為了一時的目的,以枉尺直尋的方法,在自由民主之前耍些手段。……他回到臺灣以後,表面是熱鬧,但他內心的落寞,也正和每一個有良心血性的書生所感到的落寞,完全沒有兩樣。」
文章下半部簡評胡適畢生的光景:「我常想,胡先生在五四運動時代,有兵有將,即是:有青年,有朋友。民國十四、五年以後,却有將無兵;即是有朋友而無青年。今日在臺灣,則既無兵,又無將;即是既無青年,又無真正地朋友。自由民主,是要面對現實的;……我曾寫文章,強調自由民主,是超學術上的是非的;所以主張大家不應以學術的是非爭論,影響到自由民主的團結。」
無法自遏 不評胡適
徐師隨後敘述他如何無法遏止自己批評胡適:「我曾很天真的試圖說服胡先生,今日在臺灣,不必在學術的異同上計錙銖,計恩怨;應當從民主自由上來一個團結運動。我自己曾多少次抑制自己,希望不要與胡先生發生文化上的爭論;……但結果,在文化問題上,依然由我對他作了一次嚴酷的譴責,這實在是萬分的不幸。」
從徐師的剖白得知,他深感矛盾,在自由民主的團結這個大前提下,他強抑批評對方的心,可惜最後還是按捺不住,在文化議題上嚴酷譴責對方。
其實,單以這篇悼念文章而言,徐師雖然凛遵倫理,敬守禮數,沒有半字狠批對方,但可從上述引文看到他對胡適的終生評價。
首先,他稱對方為「書生」,即便冠以「偉大」二字,也只不是個書生,並不是成就非凡而足可在「中研院」院長這高位上領導群儒的學者。
再者,文內絕對沒有像一般悼文,頌揚死者的學術成就,更沒表彰他對後世的貢獻,而只「尊重他對民主自由的追求,也不懷疑他對自由民主的追求」。不過,徐師一邊說尊重,一邊卻惋惜對方處身在那個時代而沒有憑藉自己崇高地位而「追求得更勇敢一點」,致令自己成為悲劇書生。徐師此番蓋棺論定,昭然可見。
到了文末,徐師有感於胡適這位書生逝世而心生宏願:「我常想到,生在歷史專制時代的少數書生,他們的艱苦,他們內心的委曲,必有千百倍於我們;所以我對這少數書生,在他們的環境中,依然能吐露出從良心血性裡湧出的真話,傳給我們,總不禁激起一番感動,而不忍隨便加以抹煞。……在真正地自由民主未實現以前,所有的書生,都是悲劇的命運;除非一個人的良心喪盡,把悲劇當喜劇來演奏。我相信胡先生在九泉之下,會引領望着這種悲劇的徹底結束。」(此文見於《徐復觀雜文》,亦刊於《中國人的生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