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暗箱中的詩學反叛
二○○三年,我翻譯出版了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的《空間詩學》後,引發了一些討論,我記得在種種討論過程中,最常遇到的提問便是:《空間詩學》是否過於強調幸福、庇護與窩巢的昇華空間,與此相對,暴力、不義與游動的精神現象似乎付諸闕如。巴舍拉的哲學,如何回答反叛與黑暗的空間詩學呢?這個總是讓我語塞的問題,經過十二年的遍尋著落,答案很意外地浮現在港千尋這本《革命的做法:從三一八太陽花看公民運動的創造性》之中。
《革命的做法》在書寫的方法上,取徑相當不同於《空間詩學》的心理分析與現象學,取材亦非法國現代詩歌,然而,我們可以說,這是一本基於「三一八太陽花運動」的現場觀察,如同九一一與三一一後諸多思想家,在事件發生前後立即進行的「事件書寫」,又擬似當代社會革命的藝術參與手冊。
從「第一部:時代之聲」引用現代社會與政治革命的系譜學開始,作者將論述導向城市群眾運動的部署,以強而有力的「都市權」概念出發,運用革命語言的反叛和街頭上的轉換,指向「第二部:革命的做法」與當代藝術的深切關聯。猶如反叛詩學的組態分析,拆解出革命做法的活動零組件,在行為表演、活動劇場、物件、空間裝置、攝影、歌曲音樂、身體、活動影像、語言翻譯、教育型態、大眾媒體的訊息表現模式基礎上,如何由當代革命歷史的系譜,導出反叛空間的佔領與移動詩學,透過非整體化的零組件佈建組態,一個個確有所指的節段,具體描述了政治歧義下的「感性分享」與「感性部署」的詩學迴盪共振,以回應「黑箱政治」和當代攝影「暗箱」的反制行動。
做為攝影家,港千尋首先是一位城市行走論的思考與踐行者。在二○一三年十月號的《現代美術》,也就是太陽花運動爆發的五個月前,他就已經發表了〈沿著行走之線〉這篇文章,在徵引了日本詩人芭蕉、吉增剛造的行走,歷經當代攝影者森山大道和荒木經惟的都市行走發揚此一傳統後,他轉向了法國哲學家居伊.德波(Guy Debard)國際情境主義的漂移(dérives)做法,以檢視城市的精神地理學的獨特地帶與群眾狀態。以這樣的觀點來看待台灣攝影家張照堂的攝影價值,在我閱讀這篇文章時,著實令我充滿驚喜。
沒想到港千尋的行走論,不僅止於個體閒逛者式的漂移,藉由《革命的做法》,我們看到了攝影家個體以異鄉人之姿,迅速混入了城市革命的行走陣營中,「觸覺式」地成為美國文學家愛倫坡(E. A. Poe)小說《群眾中的人》(The Man of the Crowd)的那個人,又像法國散文詩鼻祖波特萊爾(C. Baudelaire)那個插接上都市群眾這個「大蓄電池」的閒逛者,雖然他只在三月底的運動高峰期,在翻譯者呂孟恂與陳佾均的協助下,參與了四、五天,直至三三○大遊行,卻可以在他的書寫中,清楚看到他各處行走的足跡,與歷經二十年以上,對東歐、南美洲、亞洲城市政治社會運動的用心參與觀察。除了以都市權鳥瞰東歐與南美當代社會革命的淵源,顯現了他年輕時代即已留下的「漂移」軌跡外,包括佔領議場與佔領街道的「空性場所」辯證關係,民主議會與說真話場所的語源學關係,議場外部遊行的觸覺式城市群眾集散論,議場內部裝置的物件議會和照顧倫理關係論,網路連線與媒體反制的話語圖像轉譯論,以及政治黑箱和攝影暗室之間的黑箱顯影論,在在都顯示了某種後國際情境主義者穿越當代城市的有力步伐。
另一方面,港千尋的攝影術之中,對深層環境抱持的倫理美學態度,也隱隱散發於《革命的做法》的字裡行間。二○一四年六月二十一至二十二日,他和我、以及於三一八期間與一群藝術家朋友共同製作《報民》的賴志盛相約,在台南的絕對空間舉行了「絕對不純粹」東亞論壇:報民/AABB—台南/東京交流計畫,邀請了港、台、日、韓的藝術家朋友相互討論,從歷史、社會、思想與美學的觀點,討論東亞的局勢。我記得在論壇結束後的酒桌上,我們彼此問起熱烈參與運動的私人原因。
他說,早在二○○九年,他與藝術家岡部昌生來台灣進行「拓繪樂生計畫」時,他就曾經思考一個尷尬的處境:面對日本殖民時期建立的樂生療養院,身為日本人的他,在這一段禁閉空間的歷史之後,總不免有某種難以言說、進退不得的角色錯置感。相對而言,與殖民傷痛和二戰創傷一樣,樂生不啻是日台間的黑暗、惡性、邊緣場所。但無論如何,他還是決定參與這個拓繪計畫。當計畫結束後,有七、八位院民突然排成一排,用昭和時期的日語腔調告訴他:我們非常感謝兩位藝術家的到來,我們沒有什麼可以送給你們的東西,就讓我們唱一首歌送給你們吧!接著,這些身體歷經禁閉與病痛而蜷曲的院民,就用一種港千尋形容「只有他父母輩才有的古典日語優雅腔調」,唱起了〈故鄉〉(ふるさと)這首二十世紀初期的日本老歌,其詞意曲調與人聲在樂生空間湧現的同時,港千尋說他聽聞歌聲的當下,「頓時產生千百種複雜的情緒,終於崩潰大哭,淚流不止。」就在那個當下,他暗自期許,將來台灣有任何大事,他一定會設法前來,視同自己的事。
果不其然,「絕對不純粹」東亞論壇結束後逾三個月,二○一四年九月二十六日,他的《革命的做法》日文版即已付梓,於東京問世,同時,他也透過出版社邀請了柄谷行人、林暉鈞和我,參與新書發表的座談會。中文版的翻譯工作,正是在會後我們一行人與編輯友人丸山哲郎共同踏查福島的路途中,拍板敲定的。以翻譯柄谷行人和河合隼雄思想而聞名的小提琴家林暉鈞,亦在心靈工坊出版社總編輯王桂花和《藝術觀點ACT》召集人孫松榮的支持下,迅速在三個月內完成了漢譯的繁重工作,為漢語世界帶來當代的革命訊息。我想說的是,這本書的寫作,不僅包含了對於樂生空間、三一八太陽花運動在城市革命中重大意涵的詮釋,也意在回應日本殖民下台日歷史交會中不堪的倫理難題,同時,更是一種善意的贈禮,是一位國際攝影者送給台灣當下歷史處境的密戀情書、友誼信札。
有幸與港千尋在這些特殊的歷史機緣中相遇,讓我從這本書的誕生到漢譯本的完成出版,見證了一位「對於城市的官方現實不為所動」的行走者、閒逛者,他汲汲以漂移的姿態,走向被官方認為黑暗污穢的角落,找到被世人忽略的群眾,就像是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筆下的攝影師,在城市行走的路線上、命運操弄的路線外,捕捉中產階級富足生活外表下的非官方現實,猶如偵探逮捕犯人一般,精準無誤。
龔卓軍/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副教授、《藝術觀點ACT》主編、《報民》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