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蹟」背後的抉擇：臺灣經濟如何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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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經濟成長常被稱為「奇蹟」，但奇蹟從非憑空而來。本書分從產業發展、政府治理與跨國經濟連結三大面向，重新審視臺灣如何在戰後資源匱乏、國際局勢動盪的情況下闖出生路，躍升為全球經濟體系的重要一環。
從1950年代的資源短缺，到1960-70年代的工業化，臺灣經濟發展是一場在限制與機會間不斷試探邊界的歷程。政府在外匯短缺的背景下，推動進口替代政策，鼓勵本地企業生產國內市場所需的產品。裕隆從仿製開始，逐步建立汽車產業；巨大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崛起，奠定臺灣自行車王國的基礎。而當紡織業依賴進口棉花，政府曾試圖在本地種植原棉，卻因品質與成本問題未能持續。至於石油產業，戰前遺留的油井成為戰後能源開發的基礎。這些產業的成長，並非直線上升，而是在政策調整、市場競爭與技術學習的反覆摸索中前進。
臺灣經濟的崛起不僅關乎產業發展，也與國際環境密不可分。戰後臺灣在美援、日本技術、國府撤退帶來的資本與人才影響下，形成獨特的發展模式。冷戰如何塑造臺灣經濟？美援如何影響政策？日本企業如何與臺灣競合？
此外，經濟發展離不開數據分析與知識體系的建構。戰後臺灣如何運用經濟學作為政策工具？統計制度如何影響決策？中國與美國的經濟學者如何形塑臺灣的經濟學教育？這些問題，作者都將一一解答。
《戰後臺灣經濟的再思考》結合歷史、政策、產業與經濟學分析，多角度探討臺灣如何化危機為轉機，確立自身競爭力。關心臺灣經濟史的讀者能從中獲得新視角，思考東亞發展模式的人也能找到啟發。今日臺灣的經濟樣貌，是過去選擇的累積；理解這段歷程，將有助我們迎接未來挑戰，走得更長更遠。
作者簡介：
洪紹洋
1978年出生於臺北市。國立臺北大學經濟系畢業，國立政治大學經濟學碩士、博士，曾任國立成功大學博士後研究員、日本學術振興會外國人特別研究員（所屬：東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通識教育中心專案助理教授。現為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教授兼所長、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合聘教授。研究領域為臺灣經濟史、產業史和日臺經濟關係史。主要論著有《臺灣造船業的技術轉移與學習》（遠流，2011）、《商人、企業與外資：戰後臺灣經濟史考察（1945-1960）》（左岸文化，2021）、《企業、產業與戰爭動員：現代臺灣經濟體系的建立（1910-1950）》（左岸文化，2023）等。
各界推薦
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
第一章 導論
【一、問題意識】
（一）世界經濟史中的臺灣
1895年臺灣接受日本殖民統治後，始邁入近代化的經濟型態。當時的工業化大多配合日本國內需求與對外擴張而發展。1945年日本敗戰、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後，臺灣的經濟隨即歸屬於中國大陸政權，並在初期著重修復戰時受到損害的設備。直到1949年底，中華民國政府撤退來臺，臺灣才成為獨立的經濟個體，與清朝、日治和戰後初期依附大型經濟體的情況有所不同。自此之後，除了運用本地資源基礎外，臺灣也透過國際連結取得所需技術與原料，將工業製品出口至海外。
從世界經濟史的演進來看，英國、美國等較早工業化的先進國家，在棉紡織、鋼鐵、機械與鐵路等產業上幾乎是同時取得進展。相較之下，身為亞洲後進國家的日本，在19世紀是先發展紡織、鋼鐵與機械業，後來才出現造船與汽車等組裝性產業。日本殖民統治臺灣時期，鑒於自身工業革命的進程並配合國內需求，決定以國家的力量在臺灣促成機械製糖業的興起。
戰前臺灣的工業化除了製糖業規模較大之外，紡織業主要集中在裝載米糖的黃麻紡織，顯示殖民地產業型態多半是為因應日本本土需求。先進國家較早出現、與民生消費相關的棉紡織，臺灣則遲至1950年代初期成為獨立的國民經濟體後，才正式發展。
至於組裝性產業，歐美日等國的生產路徑通常是先發展鋼鐵與機械業，再進一步建立船舶與車輛產業；然而，臺灣在戰前因一戰後的經濟榮景及區域性市場需求，先出現造船業，之後於1950年代才陸續發展汽車與機車工業。臺灣的機械業最早可追溯至戰前生產糖業相關機械；戰後一段時間內，因受制於本地鑄造及金屬產業基礎薄弱，導致機械製品品質受到影響。另一方面，作為機械業重要原料的鋼鐵業，則直到1970年代末期一貫化大鋼鐵廠運轉後，才進入大規模生產。
由上可見，戰前臺灣雖在特定產業（如製糖、造船）取得一定發展，但仍與先進國家存在明顯落差，自有其特殊性。接著，我將進一步探討這種差異所造成的影響。
綜觀戰前與戰後推動工業化的進程，可以看出作為後進國的臺灣在工業化初始階段，與先進國相比所呈現的特殊性。也因為臺灣與先進國的產業發展順序不同，導致部分產業於發展初期面臨諸多不利條件，展現了後進國工業化的「跛行性」。
除了從工業革命進程的角度檢視以外，若從東亞經濟史的脈絡來看，又當如何理解戰前臺灣在日本帝國下的分工，以及戰後在兩岸分治與美蘇對立的冷戰背景下，臺灣與東亞各國乃至美國之間的經貿連結？
首先，堀和生提出「東亞資本主義」，闡述戰前日本與其殖民地臺灣、朝鮮、滿洲國以及其他日本占領地之間的分工與連繫，並解釋這些關係如何驅動臺灣與朝鮮的自生性工業化。至於戰後部分，堀氏則聚焦於臺灣、韓國的貿易關係與產業分工，說明兩國經濟與美國、日本之間緊密的經貿連繫。總體而言，堀氏所關注的東亞資本主義，是以日本帝國的舊殖民地為主要考察對象，梳理這些殖民地與日本之間的長期關係，並強調美國在戰後扮演的關鍵角色。
杉原薰則從「亞洲間貿易論」出發，試圖擺脫既有亞洲經濟依存歐美市場的「西洋中心史觀」，主張應關注亞洲內部在生產、貿易與消費等領域的分工關係。對於戰後亞洲經濟，杉原認為東亞經濟是在冷戰體制下形成的貿易秩序之中發展，強調日本不僅帶動了韓國與臺灣等地的起飛，也支撐了美國軍事產業的成長。而後透過長期的實證研究，杉原更進一步將「亞洲間貿易論」拓展為「東亞型發展路徑」。
近年來，跨國史研究盛行，強調各國在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層面的互動關係；同時，研究的行為主體也不再局限於政府，逐漸延伸至企業與個人。過往許多跨國史研究成果是從外交的角度考察雙邊政府的活動，近期則開始將關注焦點擴及經濟部門的企業活動。
1950年起兩岸分治，關於此一時期臺灣國際經貿對外運作關係的研究，往往強調美國和日本的影響。當時，日本的角色已從戰前的殖民帝國，轉變為戰後在國際經貿環境中運作的國家。無論是東亞資本主義、亞洲間貿易論或跨國史研究等觀點，都強調各國或地區在不同時期對外經濟關係的重要性。然而，要將臺灣放入上述這些理論框架中理解，仍有待更多實證研究。
臺灣經濟史的對外關係研究，在戰前部分，多聚焦於臺灣與其他殖民地、滿洲國之間的經貿活動，臺灣與中國或南洋占領區之間的經濟往來，以及日本帝國中各殖民地的比較。至於戰後，研究主題則包括美國援助對臺灣經濟的貢獻、戰後臺日經濟如何從殖民地與殖民母國的關係演變為國際經濟關係的過程；另有學者指出臺灣與美國、日本之間存在「三角貿易」的特徵。
然而，這類研究雖揭示了對外經貿關係的脈絡，但若僅以統計資料或宏觀視角切入，往往難以看見企業與產業在底層運作的細節。也就是說，僅憑生產與貿易等統計數字所提出的東亞資本主義或亞洲間貿易論，並不足以反映企業和產業在經濟活動中實際的發展過程。此外，臺灣戰前受日本殖民支配，戰後作為一個工業化後進國家，政府也在經濟開發中長期扮演干預角色，但這些政策的推動是否面臨限制，也有待透過底層企業與產業的實際運作來進一步瞭解。
再者，若試圖將跨國史的研究視角融入臺灣經濟史脈絡，除了關注戰前戰後臺灣經濟的對外關係，也應討論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從中國大陸撤退來臺的影響。雖然此番變動並非跨國性的雙向流動，而是自中國大陸到臺灣的單向移動，但過程中也為臺灣經濟發展帶來部分人力資本和物資設備。因此，有必要跳脫既有研究較常關注的官僚角色和紡織業資本，以更廣闊的視野重新審視這段歷史。又，1949年亦有一些專家、人員從中國轉往美國任職，他們後來不僅提供臺灣政府對外採購的商貿中介服務，也為政策和學術發展提供所需諮詢，可說是1949年後因兩岸分治而形成的某種國際網絡。
（下略）
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第一章 導論
【一、問題意識】
（一）世界經濟史中的臺灣
1895年臺灣接受日本殖民統治後，始邁入近代化的經濟型態。當時的工業化大多配合日本國內需求與對外擴張而發展。1945年日本敗戰、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後，臺灣的經濟隨即歸屬於中國大陸政權，並在初期著重修復戰時受到損害的設備。直到1949年底，中華民國政府撤退來臺，臺灣才成為獨立的經濟個體，與清朝、日治和戰後初期依附大型經濟體的情況有所不同。自此之後，除了運用本地資源基礎外，臺灣也透過國際連結取得所需技術與原料，將工業製品出口至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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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試閱
第六章 1950年代臺灣的棉花栽培
進入1950年代，臺灣政府開始重新評估棉花栽培政策。戰後初期，棉花供應主要仰賴中國大陸，但隨著國際局勢變化與政府發展農業的需求，提升棉花自給率成為政策考量之一。農復會在此扮演關鍵角色，透過示範田試驗、病蟲害防治及技術推廣等措施，嘗試改善棉花產量。本章將探討政府如何透過農復會等機構推動棉作，並評估1950年代棉花政策的成效與限制。
【一、1950年代棉花栽植的構想：戰前經驗與技術革新】
（一）農復會與蟲害防治
1950年代初期，臺灣農業的最高行政機構為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復會），該機構於1948年11月由中華民國與美國政府依據美國第80屆國會1948年所訂第472號公法第407款《對華經援法案》成立，最初設於南京，負責制定與推動中國復興計畫。值得注意的是，此法案規定，美國對華經援款項的十分之一必須用於農復會主導的農村復興計畫，以確保農業發展獲得穩定資金來源。
1949年8月，農復會隨政府遷移至臺北後，開始以務實態度針對臺灣農業提出規畫。該機構在第一本工作報告書《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工作報告（民國卅七年十月一日起至卅九年二月十五日）》中開宗明義指出，戰後初期政府多批評日治時期的政策，指責日本如何剝削臺灣資源。然而，農復會在審視戰前臺灣農業發展後認為，日治時期建立的農業制度已相當完善，惟戰後初期各地農業事業所與推廣機關未獲重視或遭到廢棄，影響農業生產。因此，農復會首要工作之一便是恢復日治時期已實施的農業機構與制度，如農會組織等。
從農復會的報告可見，其職能涵蓋農業生產、行政、新技術推行和土地改革，並與臺灣省政府農林廳分工合作。農復會負責擬定政策方針，臺灣省政府農林廳則負責執行。在此背景下，農復會推動「作物病蟲害防治計畫」，希望透過大規模示範性種植，向推廣病蟲害防治技術，並展示農藥應用的經濟效益，以期農民未來可自行採購農藥進行防治。
該計畫的示範田由臺灣省政府農林廳統籌，最初選定水稻、蔬菜、果樹、菸草為病蟲害防治示範作物，後來又擴及棉花、黃麻、甘薯等。執行初期所需的藥劑與設備，來自美國經合總署中國分署提供的剩餘物資，政府撤臺後則由農復會與臺灣省政府農林廳自行購買。
值得注意的是，1950年代初期臺灣已能生產DDT，農復會希望藉由示範性種植，鼓勵農民採用這類新興殺蟲劑，特別是在棉花栽培上的應用。戰前困擾臺灣棉花生產的浮塵子蟲害問題，戰後經研究證實可透過DDT解決。
這使得經濟與農業政策制定者認為，透過病蟲害防治技術，臺灣有機會提升棉花產量，減少對進口棉花的依賴，進而降低外匯支出，符合政府希望提高經濟自主性的目標。此外，臺灣農地面積有限，農業發展上常採用間作方式。戰前農業機構已進行過甘蔗與各種作物的間作試驗，這些研究成果在戰後成為政策執行的重要參考。
1950年代初期，臺灣的棉花產量再次回升，主要是受到外匯短缺與新技術革新的刺激。當時政府希望透過國內生產降低進口需求，減少對國際市場的依賴，以節約外匯。另一方面，DTT的普及使棉作蟲害得以有效控制，讓政策規畫者認為有機會在臺灣大規模推展棉花栽培。
（中略）
【二、政策官員的想法：農學專家錢天鶴與經濟官僚尹仲容】
（一）農學專家錢天鶴如何看待植棉？
在中國大陸時期，錢天鶴（1893-1972）曾任金陵大學農科教授，後擔任中央農業試驗所副所長、國民政府農林部次長，來臺後則在農復會擔任農業組組長。他專攻蠶絲研究，並關注作物的商品化，強調農業發展應以農民的利潤為核心。他來臺後，持續服務於農業行政部門。
針對臺灣棉花栽培，錢天鶴認為「提供市場比提升單位面積的產量與價格更重要」，主張市場的穩定性才是影響棉花種植發展的關鍵。因此，他主張除了確保市場需求外，也應推定間作與其他經濟作物的種植，以提高農民收益。
1955年9月，錢天鶴撰寫〈臺灣如種棉花可能自給自足嗎〉，探討臺灣植棉的可行性。他認為，決定棉花產量的關鍵不在於當前的耕作面積，而在於氣候條件，尤其是全年溫度與雨量的分布。棉花在幼苗和開花期需要充足雨量，但結桃後若遇到雨水過多，將導致生長中的棉鈴受潮腐爛。新竹以北的雨季大約自每年10月起至隔年3月，其餘為乾季，與棉花的生長需求不符；而新竹以南，包括苗栗、臺中、雲林、嘉義、臺南、高雄和臺東等地，雨量分布相對適合棉作。農民可在6至7月播種，8至9月開花期雨量充沛，9月中旬進入乾季後，氣候溫暖乾燥，有利棉株生長和吐絮，11月起可開始收成。
錢天鶴指出，當時臺產棉的售價已低於進口棉在國內市場的最終價格，因此，推動棉花種植，乃至朝自給自足方向發展，將有利於農民、紡紗廠與消費者。然而，從外交考量來看，棉花是美援物資的重要組成部分，且這些棉花屬於美國的剩餘農產品，因此臺灣能否不再購買美援棉花，仍存在不確定性。但錢天鶴也認為，按理，美援的目的在於協助後進國家發展經濟、增加生產力、增加出口、減少進口，且在援助結束後經濟仍能繁榮自立，所以他主張，臺灣應竭力推廣棉花種植。
當時美國援助的棉花以短絨棉為主，而臺灣具有種植長絨棉的能力，因此錢天鶴認為，臺灣應逐步停止使用外匯購買長絨棉。從市場需求來看，臺灣每年約需1萬包長絨棉，若種植順利，至1956年應能達到自給自足水準。他指出，1954年臺灣治蟲棉田面積為190甲，1955年增至600甲，面積成長約三倍。若1956年能擴大至4,545甲，每甲籽棉平均產量維持1,500公斤（3,300磅），經軋花後可產出約500公斤（1,100磅）皮棉，即每甲約生產2.2包皮棉（每包皮棉的標準重量通常為500磅）。2.2包乘以4,545甲，全臺總產量可達1萬包皮棉，價值約164萬8,200美元。
錢天鶴進一步指出，若美援棉花供應政策未能逐年減少，臺灣的棉花種植應聚焦於價值較高的長絨棉。長絨棉花可用於紡製高級細紗，具有出口潛力，可不與美援提供的短絨棉相衝突。
過去的討論多聚焦於美國援助棉花如何促進臺灣棉紡織業，較少關注進口棉的種類差異。事實上，美援棉花主要為短絨棉，而臺灣適合種植的是品質較高的長絨棉。因此錢天鶴認為，臺灣應積極推廣種植長絨棉，既可區隔市場，也能減少對美援短絨棉的依賴。
（下略）
第六章 1950年代臺灣的棉花栽培
進入1950年代，臺灣政府開始重新評估棉花栽培政策。戰後初期，棉花供應主要仰賴中國大陸，但隨著國際局勢變化與政府發展農業的需求，提升棉花自給率成為政策考量之一。農復會在此扮演關鍵角色，透過示範田試驗、病蟲害防治及技術推廣等措施，嘗試改善棉花產量。本章將探討政府如何透過農復會等機構推動棉作，並評估1950年代棉花政策的成效與限制。
【一、1950年代棉花栽植的構想：戰前經驗與技術革新】
（一）農復會與蟲害防治
1950年代初期，臺灣農業的最高行政機構為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以...
目錄
第一章 導論
【第一部 資源開發】
第二章 近代臺灣石油事業的啟動
第三章 戰後初期中國石油公司的成立
第四章 冷戰、國家與石油開發政策
第五章 日治與戰後初期臺灣的棉花栽培
第六章 1950年代臺灣的棉花栽培
【第二部 組裝性產業】
第七章 自行車事業的孕育與限制
第八章 汽車業的企業經營模式比較
第九章 車輛零件與中小企業
【第三部 經濟統計與經濟學教育】
第十章 國民所得體制的摸索
第十一章 戰後臺灣的近代經濟學教育與經濟模型設置
第十二章 結論
注釋
參考書目
索引
第一章 導論
【第一部 資源開發】
第二章 近代臺灣石油事業的啟動
第三章 戰後初期中國石油公司的成立
第四章 冷戰、國家與石油開發政策
第五章 日治與戰後初期臺灣的棉花栽培
第六章 1950年代臺灣的棉花栽培
【第二部 組裝性產業】
第七章 自行車事業的孕育與限制
第八章 汽車業的企業經營模式比較
第九章 車輛零件與中小企業
【第三部 經濟統計與經濟學教育】
第十章 國民所得體制的摸索
第十一章 戰後臺灣的近代經濟學教育與經濟模型設置
第十二章 結論
注釋
參考書目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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