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文集的主題毋論從大處著眼、或從特殊專題出發，不外是筆者聚焦兩次世紀之際（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葉，二十世紀末至二十一世紀初葉），史學學術風尚變化所作的省思；居中有破、也有立。此中，自然涉及史學與其他學科分分合合的故事。本書所選的十三篇文章，均是思索近年西方史學發展的趨勢，但願對中國史學的開展有所借鑑，甚或助益。要言之，19世紀乃是西方史學的黃金時代，歷史研究取得突破性的進展，以蘭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為首的名家輩出，馳騁西方學界，睥睨一切。1902年德國史家孟森（Theodor Mommsen, 1817–1903）得憑羅馬史的鉅著，獲頒諾貝爾獎的殊榮，便是一例。然而，反諷的是，自此史學的聲望卻從巔峰下墜，難以挽回頹勢。其故，無非世紀之際，新興社會科學的崛起；昔為「學問女王」（the Queen of Knowledge）的史學，驟成眾矢之的，備受挑戰。而史學應付無方，節節敗退，割地賠款乃是常事。甚而，歷史作為一門專業知識，致遭無用之譏。然而人類的活動原是時序的產物，欠缺歷史作為個人或群體記憶的指引，人們難免茫茫然，無所適從。或許如是，二十世紀末葉史學的發展居然峰迴路轉，起了極大的變化；原來失憶時間面向的人文及社會科學，終於覺識到歷史意識的重要，而有了明顯的轉變，進入了人文及社會科學「重新發現歷史」、史學研究眾聲喧嘩的時期。我將此一變化梳理成〈歷史的轉向—二十世紀晚期人文科學歷史意識的再興〉一文，以供學界參考。——黃進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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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名稱：歷史的轉向：現代史學的風向與省思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黃進興
中央研究院副院長、院士。
研究中國近世思想史、宗教文化史、西方史學理論，著有《歷史主義與歷史理論》、《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聖賢與聖徒》、《後現代主義與史學研究》、《從理學到倫理學》、《學人側影》等書，著作有英文、日文、韓文等多語譯本。
學術論著外，尤擅散文寫作。嘗以「吳詠慧」為筆名，出版《哈佛瑣記》，風靡全球華文讀者，影響了一代又一代學子，餘音不輟。
黃進興
中央研究院副院長、院士。
研究中國近世思想史、宗教文化史、西方史學理論，著有《歷史主義與歷史理論》、《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聖賢與聖徒》、《後現代主義與史學研究》、《從理學到倫理學》、《學人側影》等書，著作有英文、日文、韓文等多語譯本。
學術論著外，尤擅散文寫作。嘗以「吳詠慧」為筆名，出版《哈佛瑣記》，風靡全球華文讀者，影響了一代又一代學子，餘音不輟。
目錄
自序
1. 歷史的轉向——二十世紀晚期人文科學歷史意識的再興
2. 從普遍史到世界史——以蘭克史學為分析始點
3. 蛻變中的「思想史」——一個史學觀點的考察
4. 再現傳統中國的思想——邁向論述化、命題化的哲學？
5. 反思「中國哲學合法性」的論辯——一個虛構的「假議題」
6. 近年宗教史研究的新趨勢——「宗教」核心概念的反思
7. 論「方法」及「方法論」——以近代中國史學意識為系絡
8. 後現代主義與中國新史學的碰撞
9. 敘事式歷史哲學的興起
10. 文學的真實與歷史的真實——王冕之死
11. 章學誠的遇與未遇
12. 論儒教的俗世性格——李紱的〈原教〉談起
13. 重識穿梭異文化空間的人物——以梁啟超、王國維、傅斯年為例
附錄 從現代學術反觀古典政教——黃進興院士訪談錄
1. 歷史的轉向——二十世紀晚期人文科學歷史意識的再興
2. 從普遍史到世界史——以蘭克史學為分析始點
3. 蛻變中的「思想史」——一個史學觀點的考察
4. 再現傳統中國的思想——邁向論述化、命題化的哲學？
5. 反思「中國哲學合法性」的論辯——一個虛構的「假議題」
6. 近年宗教史研究的新趨勢——「宗教」核心概念的反思
7. 論「方法」及「方法論」——以近代中國史學意識為系絡
8. 後現代主義與中國新史學的碰撞
9. 敘事式歷史哲學的興起
10. 文學的真實與歷史的真實——王冕之死
11. 章學誠的遇與未遇
12. 論儒教的俗世性格——李紱的〈原教〉談起
13. 重識穿梭異文化空間的人物——以梁啟超、王國維、傅斯年為例
附錄 從現代學術反觀古典政教——黃進興院士訪談錄
序
自序
過去十年，個人的論文散落於兩岸三地的報章和學誌，此番結集成冊，旨在方便讀者取閱。
要之，這本文集的主題毋論從大處著眼、或從特殊專題出發，不外是筆者聚焦兩次世紀之際（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葉，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葉），史學學術風尚變化所作的省思；居中有破、也有立。此中，自然涉及史學與其他學科分分合合的故事。
若把觀察的鏡頭拉長，自然必須遠溯18世紀以降的史學運動（historical movement），以及19世紀歷史主義（historicism）的形成。在近兩百年的發展過程，史學取得獨立與完整的自主性。這一議題在個人早年的習作已略有交代。容可挪之為背景知識。
此外，讀者若想進一步了解歷史主義，建議取閱伊格斯（Georg G. Iggers, 1926–2017）的《日耳曼的歷史理念》（The German Conception of History），該書雖已刊行近半世紀，迄今猶為「歷史主義」的經典之作。次者，則是近年（2011）百舍（Frederick C. Beiser,1949–）所發表的《日耳曼的歷史主義傳統》（The German Historicist Tradition）。
本書所選的十三篇文章，均是思索近年西方史學發展的趨勢，但願對中國史學的開展有所借鑑，甚或助益。要言之，19世紀乃是西方史學的黃金時代，歷史研究取得突破性的進展，以蘭克（Leopoldvon Ranke, 1795–1886）為首的名家輩出，馳騁西方學界，睥睨一切。1902年德國史家孟森（Theodor Mommsen, 1817–1903）得憑羅馬史的鉅著，獲頒諾貝爾獎的殊榮，便是一例。然而，反諷的是，自此史學的聲望卻從巔峰下墜，難以挽回頹勢。其故，無非世紀之際，新興社會科學的崛起；昔為「學問女王」（the Queen of Knowledge）的史學，驟成眾矢之的，備受挑戰。而史學應付無方，節節敗退，割地賠款乃是常事。甚而，歷史作為一門專業知識，致遭無用之譏。
然而人類的活動原是時序的產物，欠缺歷史作為個人或群體記憶的指引，人們難免茫茫然，無所適從。或許如是，20世紀末葉史學的發展居然峰迴路轉，起了極大的變化；原來失憶時間面向的人文及社會科學，終於覺識到歷史意識的重要，而有了明顯的轉變，進入了人文及社會科學「重新發現歷史」、史學研究眾聲喧嘩的時期。我將此一變化梳理成〈歷史的轉向—20世紀晚期人文科學歷史意識的再興〉一文，以供學界參考。
清末以來，由於中國史學驟然加入西學的列車，遂無以置身事外。試舉一例，國人求治殷切，引入西學。其中尤以「方法意識」為各門學問的共通點。僅就史學而言，梁啟超（1873–1929）所倡導的「新史學」，可作為代表。他相信凡欲一種學術之發達，「其第一要件，在先有精良之研究法」。4 進入民國，又以胡適（1891–1962）最為積極。胡適深受科學主義（scientism）的影響，力主「方法」乃治學的不二法門，其影響既廣且深。他在晚年追述道：「我治中國思想與中國歷史的各種著作，都是圍繞著『方法』這一觀念打轉的。『法』實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所有的著述。」因此，重視方法，確是民國學術大勢所趨。
尤有進之，若以台灣而言，1960年代至1980年代由於歐美邏輯實證論（logical positivism 或empiricism）和行為科學（behavioral science）思潮的推波助瀾，6 令「史學方法」的講究，臻於巔峰。風吹草偃之下，個人遂亦以研究方法自任，視此為治史的終南捷徑。但之後，緣林毓生、余英時兩位教授引進孔恩（Thomas Kuhn, 1922–1996）科學革命的觀點，復加上赴美進修，受到晚近分析哲學（analytical philosophy）的薰染，遂一改成見，放棄舊有的思維。這些瑣細的回憶，都是陳年往事了。而身處今日後現代主義的情境，「反方法」的情結，依然是主流意識。故拙文〈論「方法」及「方法論」容仍有異曲同工之妙。
再，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對傳統史家而言，不啻為揮之不去的夢魘，但史家卻不得不正視它的挑戰，倘若因應得當，猶不失為新史學發展的契機。這是拙文〈後現代主義與中國新史學的碰撞〉的論旨。晚近「敘事式歷史哲學」（narrative philosophy of history）的興起，當然也是後現代主義的同調，拙作略有抒發。對比當今史學追逐、崇尚解釋性的論證，「敘事性的史學」不啻為一帖及時清涼劑，不無提神醒目之效。此外，收入本冊的〈文學的真實與歷史的真實〉一文，則是稍行展演敘事式哲學的具體實例，蓋乃小品的操演，聊供一粲耳。
兩岸聲息不通近半世紀，因此學術時尚自是有別。1970年代末至1990年初，乃是台灣「思想史」最為輝煌的時期，該時人才輩出，引領風騷。然而逾此，則每況愈下、一蹶不振。這種趨勢與西方史學的風潮雖稍呈落後，但大致相符。反觀，當前中國大陸思想史的研究，則方興未艾。此一間差，在學術史饒有意味。總體而言，中文語境的思想史研究不若西方變化多端，美其言則是成熟穩重，然不容諱言，其研究方法較為傳統、拘謹，乃是不爭之事實。拙文〈蛻變中的「思想史」—一個史學觀點的考察〉，則是為此而發。好友葛兆光曾笑我對此間思想史的火苗，澆了一盆冷水，實乃無心之過，敬請明鑑。
又臆想中，世界史應是史家治史最終的目標，或最高價值所在；但卻絕少史家會信以為真，朝此邁進。箇中原委，值得探究。之前，世界史這塊園地，僅有業餘人士偶爾耕耘，專業史家則避之唯恐不及。但迄20世紀晚期，形勢丕變，「世界史」雖未稱得上顯學，但學會、學報則應運而生，甚為活躍。拙作〈從普遍史到世界史和全球史—以蘭克史學為分析始點〉，則是討論19世紀以來世界史的演化，期能梳理其理論與方法的癥結。
〈重識穿梭異文化空間的人物—以梁啟超、王國維、傅斯年為例〉一文乃是建立在之前個人三篇具體個案探討之上，而予以方法論的點撥，盼能彰顯其研究取向的風格。因此凡一欲探討跨文化的人物，理應「知己知彼」，關注不同文化的影響，方能得其全貌。
〈近年宗教史研究的新啟示—「宗教」核心概念的反思〉乃是受拙作《儒教與神聖空間》（Confucianism and Sacred Space, 2021）英譯本的評論所啟發。蓋近年宗教史的研究除了具體個案的探討之外，並強調對「宗教」一詞及其概念的省思，盼能促進未來宗教史的開展。
末了，本書得以結集成冊，需特別感謝中研院陳盈靜女士不憚其煩的協助。個人敝帚自珍，野人獻曝在所難勉，但願博雅君子不吝指正。
過去十年，個人的論文散落於兩岸三地的報章和學誌，此番結集成冊，旨在方便讀者取閱。
要之，這本文集的主題毋論從大處著眼、或從特殊專題出發，不外是筆者聚焦兩次世紀之際（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葉，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葉），史學學術風尚變化所作的省思；居中有破、也有立。此中，自然涉及史學與其他學科分分合合的故事。
若把觀察的鏡頭拉長，自然必須遠溯18世紀以降的史學運動（historical movement），以及19世紀歷史主義（historicism）的形成。在近兩百年的發展過程，史學取得獨立與完整的自主性。這一議題在個人早年的習作已略有交代。容可挪之為背景知識。
此外，讀者若想進一步了解歷史主義，建議取閱伊格斯（Georg G. Iggers, 1926–2017）的《日耳曼的歷史理念》（The German Conception of History），該書雖已刊行近半世紀，迄今猶為「歷史主義」的經典之作。次者，則是近年（2011）百舍（Frederick C. Beiser,1949–）所發表的《日耳曼的歷史主義傳統》（The German Historicist Tradition）。
本書所選的十三篇文章，均是思索近年西方史學發展的趨勢，但願對中國史學的開展有所借鑑，甚或助益。要言之，19世紀乃是西方史學的黃金時代，歷史研究取得突破性的進展，以蘭克（Leopoldvon Ranke, 1795–1886）為首的名家輩出，馳騁西方學界，睥睨一切。1902年德國史家孟森（Theodor Mommsen, 1817–1903）得憑羅馬史的鉅著，獲頒諾貝爾獎的殊榮，便是一例。然而，反諷的是，自此史學的聲望卻從巔峰下墜，難以挽回頹勢。其故，無非世紀之際，新興社會科學的崛起；昔為「學問女王」（the Queen of Knowledge）的史學，驟成眾矢之的，備受挑戰。而史學應付無方，節節敗退，割地賠款乃是常事。甚而，歷史作為一門專業知識，致遭無用之譏。
然而人類的活動原是時序的產物，欠缺歷史作為個人或群體記憶的指引，人們難免茫茫然，無所適從。或許如是，20世紀末葉史學的發展居然峰迴路轉，起了極大的變化；原來失憶時間面向的人文及社會科學，終於覺識到歷史意識的重要，而有了明顯的轉變，進入了人文及社會科學「重新發現歷史」、史學研究眾聲喧嘩的時期。我將此一變化梳理成〈歷史的轉向—20世紀晚期人文科學歷史意識的再興〉一文，以供學界參考。
清末以來，由於中國史學驟然加入西學的列車，遂無以置身事外。試舉一例，國人求治殷切，引入西學。其中尤以「方法意識」為各門學問的共通點。僅就史學而言，梁啟超（1873–1929）所倡導的「新史學」，可作為代表。他相信凡欲一種學術之發達，「其第一要件，在先有精良之研究法」。4 進入民國，又以胡適（1891–1962）最為積極。胡適深受科學主義（scientism）的影響，力主「方法」乃治學的不二法門，其影響既廣且深。他在晚年追述道：「我治中國思想與中國歷史的各種著作，都是圍繞著『方法』這一觀念打轉的。『法』實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所有的著述。」因此，重視方法，確是民國學術大勢所趨。
尤有進之，若以台灣而言，1960年代至1980年代由於歐美邏輯實證論（logical positivism 或empiricism）和行為科學（behavioral science）思潮的推波助瀾，6 令「史學方法」的講究，臻於巔峰。風吹草偃之下，個人遂亦以研究方法自任，視此為治史的終南捷徑。但之後，緣林毓生、余英時兩位教授引進孔恩（Thomas Kuhn, 1922–1996）科學革命的觀點，復加上赴美進修，受到晚近分析哲學（analytical philosophy）的薰染，遂一改成見，放棄舊有的思維。這些瑣細的回憶，都是陳年往事了。而身處今日後現代主義的情境，「反方法」的情結，依然是主流意識。故拙文〈論「方法」及「方法論」容仍有異曲同工之妙。
再，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對傳統史家而言，不啻為揮之不去的夢魘，但史家卻不得不正視它的挑戰，倘若因應得當，猶不失為新史學發展的契機。這是拙文〈後現代主義與中國新史學的碰撞〉的論旨。晚近「敘事式歷史哲學」（narrative philosophy of history）的興起，當然也是後現代主義的同調，拙作略有抒發。對比當今史學追逐、崇尚解釋性的論證，「敘事性的史學」不啻為一帖及時清涼劑，不無提神醒目之效。此外，收入本冊的〈文學的真實與歷史的真實〉一文，則是稍行展演敘事式哲學的具體實例，蓋乃小品的操演，聊供一粲耳。
兩岸聲息不通近半世紀，因此學術時尚自是有別。1970年代末至1990年初，乃是台灣「思想史」最為輝煌的時期，該時人才輩出，引領風騷。然而逾此，則每況愈下、一蹶不振。這種趨勢與西方史學的風潮雖稍呈落後，但大致相符。反觀，當前中國大陸思想史的研究，則方興未艾。此一間差，在學術史饒有意味。總體而言，中文語境的思想史研究不若西方變化多端，美其言則是成熟穩重，然不容諱言，其研究方法較為傳統、拘謹，乃是不爭之事實。拙文〈蛻變中的「思想史」—一個史學觀點的考察〉，則是為此而發。好友葛兆光曾笑我對此間思想史的火苗，澆了一盆冷水，實乃無心之過，敬請明鑑。
又臆想中，世界史應是史家治史最終的目標，或最高價值所在；但卻絕少史家會信以為真，朝此邁進。箇中原委，值得探究。之前，世界史這塊園地，僅有業餘人士偶爾耕耘，專業史家則避之唯恐不及。但迄20世紀晚期，形勢丕變，「世界史」雖未稱得上顯學，但學會、學報則應運而生，甚為活躍。拙作〈從普遍史到世界史和全球史—以蘭克史學為分析始點〉，則是討論19世紀以來世界史的演化，期能梳理其理論與方法的癥結。
〈重識穿梭異文化空間的人物—以梁啟超、王國維、傅斯年為例〉一文乃是建立在之前個人三篇具體個案探討之上，而予以方法論的點撥，盼能彰顯其研究取向的風格。因此凡一欲探討跨文化的人物，理應「知己知彼」，關注不同文化的影響，方能得其全貌。
〈近年宗教史研究的新啟示—「宗教」核心概念的反思〉乃是受拙作《儒教與神聖空間》（Confucianism and Sacred Space, 2021）英譯本的評論所啟發。蓋近年宗教史的研究除了具體個案的探討之外，並強調對「宗教」一詞及其概念的省思，盼能促進未來宗教史的開展。
末了，本書得以結集成冊，需特別感謝中研院陳盈靜女士不憚其煩的協助。個人敝帚自珍，野人獻曝在所難勉，但願博雅君子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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