麗人公寓

　　余秋雨說：「若要從文學的角度來透析上海的生態和心態的演變，越過唐穎有點難。」本書共收錄唐穎四篇以上海為背景的中篇小說＜那片陽光還在＞＜紅顏＞＜麗人公寓＞及＜糜爛＞，其中＜紅顏＞被改編為話劇，於2003年秋季上海話劇中心小劇場上演，後改編成電影「做頭」。

　　年少輕狂的愛情總是愛的大膽、愛的熾熱、愛的勇敢、愛的義無反顧。歷經感情挫敗的女子，從同性情誼中得到精神的援助與慰藉，繼而領悟對人生態度的成熟與世故。

本書特色

　★榮獲多項大陸文學獎項，余秋雨推薦。
　★＜紅顏＞一篇改編話劇演出及電影「做頭」拍攝，由關之琳、霍建華主演。

作者簡介

　　唐穎，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出生上海，1982年畢業於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目前為自由職業作家。
　　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作家寫作計畫2004年成員。著有《無性伴侶》、《多情一代男》、《無愛的上海》等。

　　我們快樂嗎？

　　直到很多年以後，我，或者我們，才會發現自己絕不會是最快樂的人。

　　亨利．米勒稱作家是「向內長的腳趾甲」。

　　艾瑞卡?張說:「我們坐在哪里鬱悶很多年，從肚臍眼裏挖東西，但只經歷了出版後的反高潮。」

　　這是寫作人命定的境遇嗎？「寫」是個漫長的期待，你的熱能、荷爾蒙在被預支，當結果到來時，只有疲憊和空虛。如果這是個反高潮，真正的高潮已在初初執筆的一刻出現過了？

　　也許有些誇大其詞，事實是，這正是寫作的特性，在真實的人生裏，我們學會輕描淡寫，輕描淡寫我們的情感，令人感到鬱悶的恰恰是這一點。

　　寫作作為生活方式，並非是最好的，「最好」是個引人走入歧路的詞。或者說，我沒有找到更適合於我的生活方式，我為此迷惘。同時，我沒有因為寫作而放棄什麼，就這一點，我是個平庸的寫作人，難道我想面面俱到嗎？好像又不是。我的日程表中寫作的時間很少，一星期有三個半天已經很順利了，那是在手頭有東西寫的時候，有時候，兩三個月都在「不寫」，然而，「想寫」的感覺卻跟著我。

　　對於我，有「寫作」的願望，比「寫作」更有意味，生存意義因為它而有所提高，這種說法好像很空泛。確切的感覺是，當我進入寫作狀態，便開始遠離現實，是的，我找到了遠離現實的方式。用卡爾維諾的說法：想開闢一個不同的空間，自然還有別的更充實、更個人的方法。寫作於我，是唾手可得，瞬間便能構築的另一個空間。

　　因之，寫作生涯很像持續著的青春期，假如說反叛故土渴望異鄉是青春期的特徵，伴隨著焦慮和不安寧的靈魂。　　

　　談到寫作，一定要提到其他寫作人對我的影響。

　　幾乎整整兩世紀的西方作家影響過我，不僅在寫作上，也是我成長歲月需要的蛋白質和維持生活素。我經歷過兩次瘋狂閱讀時代，先是文革後期的地下閱讀世界，我的中小學教育幾乎是在那個不再教授知識的時代結束，圖書館被封了，經典小說上了「毒草」黑名單，於是我們這代人便跟著「毒草」的指引，讀了許多經典書籍，想起來那些最精彩的書都是在陰暗角落，在常常是鬼鬼祟祟的狀態下獲得，而且多半是破破爛爛，經過無數次傳閱早已封面封底連同書名和作者名一起遺失，沒頭沒尾的小說，直到進大學，可以堂而皇之坐在圖書館閱讀，直到那時，，我才有機會把一本本名著被遺失的開頭和結尾補上，那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文革已經結束，高考剛剛恢復，我是高考恢復後的第二屆大學生，那是個令我今後人生常常要追懷的政治解凍時期，西方文化思潮大量湧入，我們在一片廢墟上反省和感悟，是可怕的信仰破碎過程，獲得的是精神解放而不僅是文學教育。這第二次的瘋狂閱讀已拋開十九世紀經典小說和老師開出的書單，是一次現代主義的洗禮。意識流荒誕派新小說黑色幽默魔幻現實主義，所有現代後現代流派不分先後一起湧入，真是一場現代文化的盛宴。

　　能夠列舉的作家太多了，但直接在寫作上給我影響的是法國作家，我的第一篇小說《來去何匆匆》的?述方式，便是模仿蜜雪兒?布托爾的《變》。佛朗索娃?薩岡的《那樣一種微笑》、《你好，憂愁》、《你喜歡勃拉姆斯嗎？》令我對題材的微小產生信心。瑪格利特?杜拉的《琴聲如訴》，使我從此迷戀現代主義所呈現的破碎、廢墟的美感。

　　有評論家認為，我的作品與張愛玲的小說有某種共同的藝術特徵。事實上，我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才有機會讀到張愛玲的小說，可歎的是，當年文學史的缺損令我這個中文系畢業生對張愛玲毫無所知。我想說的是，張愛玲的深刻與尖銳是要在自己的生命也成熟之後才能感受，她的小說沒有詩情，沒有烏托邦，幾近於豪華的文字講述的卻是一個腐爛的人生，張愛玲的洞察力是對於後來作家的挑戰。如果說有什麼共同點，那麼這一個讓她在其中生活，愛，並且書寫的城市，也給我同樣的機會。只是我的上海和她的上海已相隔整整五十年。

　　在本集子中收入的四個中篇小說，其背景是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上海，一個極其動盪充滿變化的時代，我所說的動盪和變化，是指整個大陸開始進入大規模的經濟改革時代，從極權時代進入消費時代，過往的價值觀正在粉碎，被禁錮的欲望獲得解放，但同時，黑匣子被打開了，我們的精神也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危機，我們以為快樂將隨著新生活一起到來，可為何抓獲的卻是一個個悲劇呢？我的小說講述的便是這樣一些故事。

　　有人認為我的小說肯定了某種物欲，可我的故事好像在告訴人們，你得為自己的欲望付出代價。當然，欲望是人性，是社會前進的活力，可我或多或少被中語文化制約，在直面它的時候，已經有了道德態度。然而，我很怕我的小說僅僅為了「警世」，我希望能客觀地展現我的人物，那些有欲望有活力因而也讓自己的人生充滿戲劇性的人物，他們經常需要選擇，為了一些在旁人看來是卑微的願望，他們舍此取彼，讓心靈飽受煎熬，這一刻的人才最富人性。也許，人性本來就是卑微的，和時代的大而化之比起來？也因此，讓我看到自己寫作的價值，刻畫人性是我不倦的追求，假如這也能稱為追求。我還想說，沒有選擇的人生是不人道的，這便是我從舊時代走向新時代時對我筆下人物的肯定。

　　也有人認為，我的小說是悲觀的，可面對時代變遷我們的歡欣和嚮往還記憶猶新，為何我的故事卻是悲哀的？

　　我是在文革中成長，那個時代給我最厚重的陰影是，沒有個人，只有群體，人們生活在群體的謊言中，冠冕堂皇的理想後面，是殘暴的獸性的張揚，多麼可怕的「群體」！當社會更加物質化的時候，也更加人性化，消費時代是個人化的時代，表明了某種無所不在的個人選擇，是對群體化意識的消解。今天人們對於物質的巨大熱情，充滿了當年物質匱乏的恐懼，也是人性受壓之後的反彈，這種物欲的需求不會永久地持續下去，我想展示的是，人們必然在沈溺中失卻自己，又在掙扎中找會自己。人的精神是在與自己的抗爭中變得強大。

　　然而，人的確又是渺小的，和時代的潮流相比，過往的政治潮流，今日的經濟潮流，你永遠無法選擇你嚮往的時代，你永遠有生不逢時的感覺，要說悲觀，這才是我的悲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