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美（2021年新版）

「公車站」是威靈頓一處場所。二十年來這家便宜的摩洛哥餐館一直普受歡迎，吸引了學生、甘迺迪廣場上了年紀的嬉皮士、教授、本地人和觀光客。一戶第一代摩洛哥移民家庭經營這間餐館，食物很棒，不故弄玄虛，風味十足。雖然威靈頓沒有摩洛哥族群鑑賞道地的塔金燜羊肉或番紅花庫斯庫斯，但伊薩卡里一家人可從來沒有因此想要將口味加以美國化變通。他們供應自己喜愛的東西，等著威靈頓佬去適應，結果他們成功了。不過餐館的裝潢倒是向小城對於俗麗民族魅力的飢渴低頭：鑲嵌珍珠母的橡木桌，低矮的長條軟椅埋在繽紛的粗山羊毛靠墊裡。長頸的水煙筒架在高處，有如異國的鳥禽飛來築巢。
六年前，伊薩卡里老夫婦退休，換由他們的兒子尤瑟夫和他德美裔的老婆凱特琳當家。尤瑟夫不像他父母面對學生只知勉強忍耐──他們大壺喝啤酒，持偽造身分證件，要求供應番茄醬──年輕的、更像美國人的尤瑟夫喜歡學生，了解他們的需求。將餐館一百五十呎的地下室改裝成俱樂部空間就是他的主意，得以舉辦各式各樣的課程、活動和派對。在這地方，《星際大戰》的扮像可以配上《齊瓦哥醫生》的電影配樂。一個胖墩墩的、臉帶酒窩的紅髮女士向一群苗條的新鮮人女孩說明如何順時針逐步加大動作擺晃下腹部，肚皮舞的藝術。本地的饒舌歌手登場即興演出。英國吉他樂團喜歡到此短暫停留暖身，紓解美國巡迴演出之前的緊張情緒。摩洛哥，經由「公車站」的想像投射，變成廣闊包容的所在。波士頓的黑人孩子接納摩洛哥，接納它根本的阿拉伯性質和非洲靈魂，巨大的煙管，食物裡的紅辣椒，具有感染力的音樂節奏。大學的白人孩子同樣接納摩洛哥：他們喜歡它老舊的光彩，非政治化、東方風情的影史意趣，還有酷斃了的、尖翹的淺口鞋。甘迺迪廣場的嬉皮士和激進分子──幾乎沒人意識到這一點──比開戰之前更常造訪「公車站」。他們藉此明志和外國受苦受難的百姓站在一起。「公車站」定期舉辦的活動當中，以雙月演出的說唱之夜最引人注目。這種藝術形式和舉辦的場地一樣有容乃大：它令人人感覺賓至如歸。它既非饒舌亦非詩歌，沒有那麼正式拘謹，也不會太過狂野。它不是黑人，也不是白人的專利。不管是誰，只要你有話想說兼有膽量，就可以站上地下室後頭四四方方的舞臺大鳴大放。對克萊兒‧麥坎來說，每一年她都可以藉此讓新同學見識到詩歌是座包羅萬象的聖堂，而她的探索始終勇敢無畏。
因為這些學生的觀摩造訪，又是餐館的常客，伊薩卡里一家和克萊兒很熟，也很喜歡她。瞥見她的到來，尤瑟夫擠著穿過一列等候帶位入座的客人，協同克萊兒將兩扇門敞著，好讓她的學生從寒氣裡登堂入室。一手高舉抵著門框，尤瑟夫對學生逐一微笑示意，他們每個人也都有機會欣賞到他翠綠的眼珠，嵌在他黝黑的、無可置疑的阿拉伯臉上，不太像是真的，絲綢般光滑的卷髮，沒怎麼整理，有如嬰兒的頭髮一般。等所有人進門之後，他細心彎身到克萊兒的高度讓兩頰接受親吻。這番儒雅的展現當中，他牢牢握住後腦殼繡花的無簷小圓帽。克萊兒的詩歌班見狀相當興奮。對班上好些新鮮人而言，來到「公車站」，確切地說是來到甘迺迪廣場，其異國情調相當於造訪摩洛哥。
「Yousef, ça fait bien trop longtemps（尤瑟夫，好久不見）！」克萊兒響亮出聲，後退一步但兩隻小手仍然牢牢握住他的手。她將腦袋女孩子氣地斜向一側。「Moi, je deveins toute vieille, et toi, tu rajeunis（我變老了，你呢，看起來還是很年輕）。」
尤瑟夫笑了起來，搖搖頭，感激地看著眼前裹著好幾層黑色披巾的袖珍身形。「Non, c’est pas vrai……Vous etes magnifique, comme toujour（不，妳說的不是真的……妳還是和以前一樣美麗動人）。」
「Tu me flattes comme un diable. Et comment va la famille（過獎了。你的家人都還好嗎）？」克萊兒問道，仔細搜尋餐館看向遠端的吧檯，凱特琳在那兒，等著人家注意到她，高舉細瘦的手臂揮舞著。一個天生瘦巴巴的女人，她今天穿了件性感的棕色洋裝，更顯現出她確實已經懷孕好幾個月了，肚頭圓翹，看來應該是個男孩。她正撕著入場劵，遞給一列繳交三塊錢等候步入地下室的青少年。
「Bien（很好），」尤瑟夫簡短回答，接著，感染到克萊兒這般單純直率的言語的喜悅，以一種和她言談趣味不太搭調的態度進一步追加擴散，快活地喋喋不休，講起這渴盼許久的懷胎，他父母第二次更勁爆的退休生涯居然跑到佛蒙特州的荒野，這家餐館的壯大和功成利就。克萊兒詩歌班的學生，法語懵懂，圍聚在他們老師身後，怯怯地陪著微笑。不過克萊兒老是對別人無聊的連篇長論不耐，在尤瑟夫的臂上輕拍了好幾下。
「我們要一張桌子，親愛的，」她用英語說道，越過他頭臉看向寬闊走道兩邊雙排並列的雅座，有如教堂的座席。尤瑟夫，馬上回復生意人講求實際的本色。
「是的，當然。你們有幾位呢？」
「我都還沒有幫你介紹，」克萊兒說，開始逐一點指她羞怯局促的學生，附加好聽的形容──儘管那些事實根據有些草率──對每個人美言幾句。如果你鋼琴會彈一點，就說是個大師。一旦曾經在學校晚會演過歌舞呢？那還消說，當然是明妮莉的接班人。每個人都暈陶陶的。即便佐拉也不例外，被介紹為「班上腦筋出色的聰明人」，她開始感受到些許克萊兒真實的、無可爭辯的魔力：她使你覺得在當下這一刻，為眼前這件事盡心盡力，對你而言便是實現最美妙非凡的可能。克萊兒老是喜歡在她寫的詩裡提到契合性（fittingness）這個觀念：亦即，當你選擇追求的目標和你達成目標的才能剛好完全匹配，契合無間──不論目標和才能如何微不足道。克萊兒主張，在此一狀態當下我們成為真實的人，完滿的自我，美在其中。你的體態構造適合游泳就去游泳。當你領受謙卑不妨跪地。口若渴了便喝水。或者──如果想莊嚴以對的話──當你有情感或思想亟欲傾吐時，就提筆寫下足以確切含藏情思的詩歌。在克萊兒面前，你的存在既非缺陷亦非設計不良，不，完全不是。你是契合的容器和樂器，含納你自身的才能、信念和欲望。就是為了這緣故，威靈頓的學生擠破頭想加入她的詩歌班。可憐的尤瑟夫，臉上使出渾身解數變換各種驚奇的表情，招呼這群大人物光臨他成就的家業用餐。

「公車站」是威靈頓一處場所。二十年來這家便宜的摩洛哥餐館一直普受歡迎，吸引了學生、甘迺迪廣場上了年紀的嬉皮士、教授、本地人和觀光客。一戶第一代摩洛哥移民家庭經營這間餐館，食物很棒，不故弄玄虛，風味十足。雖然威靈頓沒有摩洛哥族群鑑賞道地的塔金燜羊肉或番紅花庫斯庫斯，但伊薩卡里一家人可從來沒有因此想要將口味加以美國化變通。他們供應自己喜愛的東西，等著威靈頓佬去適應，結果他們成功了。不過餐館的裝潢倒是向小城對於俗麗民族魅力的飢渴低頭：鑲嵌珍珠母的橡木桌，低矮的長條軟椅埋在繽紛的粗山羊毛靠墊裡。長頸的...

【導讀】
我們與陌生人的距離
――國立台北大學 應用外語系教授 王景智


如何估算我們與陌生人的距離？莎娣‧史密斯（1975-）塑造的倫敦人提供了一個丈量的標準。在魯西迪（Salman Rushdie; 1947-）和古雷西（Hanif Kureishi; 1954-）之後，史密斯以她北倫敦人細膩的觀察力、笑中帶淚的幽默以及冷靜客觀的批判，瀟灑走出前人的陰影，在白人土地上勾勒少數族裔的彩色人生。

母親為牙買加移民，父親為英國白人，這對老夫少妻帶著混血女兒落腳倫敦西北郊區，也因此倫敦西北的地景與族裔群像在莎娣‧史密斯筆下都成了――套句《白牙》牙買加移民後裔愛瑞的台詞――「陌生土地上的陌生人」。陌生人的無所不在，讓生命的不堪無所遁形，他們的突擊總迫使我們得直視難解的生命課題，也因此讓我們理解到原來和陌生人的距離又遠又近。史密斯的《西北》故事就是由陌生人莎爾的造訪揭開序幕。在一個乍暖還寒的四月天莎爾突然現身主角黎亞家門口急促地按著門鈴，鈴響前一刻黎亞才在驗孕棒上看到那熟悉又陌生的藍色加號，雖然事後證明莎爾不過只是拿母親生病住院急需用錢當幌子來誆騙黎亞，但陌生人莎爾訛詐錢財的伎倆卻讓黎亞驚覺，她竟如此抗拒成為母親。一如莎爾，《簽名買賣人》艾力克斯─李‧坦登是站在年老色衰好萊塢女星姬蒂‧亞歷山大紐約住所門口按電鈴的陌生人。艾力克斯亦出身北倫敦，他的膚色比牙買加愛瑞淺，但卻比愛爾蘭黎亞深，因為他是華裔猶太人，在孕育他成長的土地上，總有些尷尬時刻讓他覺得格格不入。即使如此，買賣簽名的這項工作一直驅策他追尋滿足欲求的方法，其中包括自行偽造，以假亂真。然而就在他得到夢寐以求的姬蒂‧亞歷山大真跡並因此聲名大噪、一夕致富後，艾力克斯發現，那張一鎊紙鈔上父親的簽名才是他這輩子最珍貴的蒐藏，因為那不是一個陌生人的簽名。

《西北》的莎爾和《簽名買賣人》艾力克斯都是不請自來的陌生人，《論美》的傑羅姆‧貝爾西卻是享受東道主悅納異己的陌生人。傑羅姆從美國布朗大學去英國當交換生，不僅擔任父親事業勁敵蒙提‧吉普斯的私人研究助理，還接受蒙提的邀請搬進他在北倫敦基爾本（Kilburn）的住所，蒙提刻意拉近與傑羅姆之間距離的結果，就是舉家遷往波士頓與傑羅姆的父親霍華‧貝爾西正面交鋒。至於《搖擺時代》裡無名的敘事者，是至親好友身邊最熟悉的陌生人。七歲時在基爾本，流著牙買加母親和白人父親血液的小女孩牽著母親的手走進踢踏舞教室，認識了同為棕色皮膚的崔西；三十三歲時，在倫敦西北區的聖約翰伍德（St. John’s Wood），她收到崔西寫給她的電郵:「現在所有人都知道妳的真面目了。」不論是摯友崔西或親密工作夥伴艾咪，其實「我們根本不了解彼此」。她靠著空中大學函授課程取得學位的女性主義母親也同樣覺得，那個抑鬱深沉且「缺乏抱負」的女兒很陌生，而敘事者酣醉攬鏡自照時也發現，鏡中女子是一個回視她的陌生人。

史密斯對種族主義的批判與基本教義派的嘲諷也像一面鏡子，除了反射前輩族裔作家古雷西和魯西迪的身份認同政治，也與他們的族裔書寫相互輝映。《白牙》裡的一對雙胞胎兄弟馬吉德和米列特，父母皆為從破落倫敦東區搬到生活條件相對單純的倫敦西北區的孟加拉移民。父親山曼德二戰時為英國政府效命卻擔心兒子如果繼續待在倫敦會數典忘祖，甚至背棄阿拉真主，決定將兒子送回故鄉接受「道德調整」。無奈二戰遭斷臂的老兵服務生小費有限，薪水微薄，即使抵押了房產也只夠支付一人的返鄉旅費，進退兩難之際，印度總理甘地遺孀因「藍星任務」遭錫克教徒報復，在新德里自家花園遇刺身亡，這個發生在印度的暴動事件讓遠在倫敦的山曼德決定送早兩分鐘出生的馬吉德回孟加拉，因為他「腦筋好、脾氣穩、學語言也快」，更重要的是，一九八四年的英國「只會讓我們撕裂」。八年後，離開英國的馬吉德「比英國人還英國」，留下的米列特則成為比穆斯林還穆斯林的KEVIN （Keepers of the Eternal and Victorious Islamic Nation） 激進組織成員。史密斯以小人物視角介入國家歷史的書寫方式與魯西迪改寫印度分裂與獨立建國史的幾部小說有異曲同工之妙，他們都以再現歷史盲點的手法來凸顯官方敘事的排他性與唯我獨尊。

至於米列特從青少年足協「幾十年來僅見最好的前鋒」變成自家製造的穆斯林恐怖分子的變形記，則會讓人想起古雷西於一九九四發表的短篇故事〈我兒狂熱〉（My Son the Fanatic）。巴基斯坦裔的計程車司機對模範生兒子丕變的生活態度感到不解與擔憂，原以為兒子染上毒癮，但在看到兒子蓄鬍並一天朝聖地麥加祈禱五次，父親恍然大悟，兒子已加入穆斯林基本教義組織成了聖戰士。古雷西的巴基斯坦移民父親極力想將兒子拉回西方物質文明世界卻苦無對策，所以在兒子禱告時衝進房間飽以老拳，除了洩憤，更冀望能因此將兒子打醒，但漠然的兒子僅淡淡地回了一句:「現在誰才是〔失去理性〕的狂熱份子」? 相較之下，史密斯的孟加拉移民父親似乎對兒子的宗教狂熱多了些同理心，因為「他知道那種乾旱，他嘗過那種人在異地才會有的乾渴――令人害怕又揮之不去――一種持續一輩子的乾渴」。古雷西的故事似乎預示了那對父子日後將形同陌路，而恪守教規的伊斯蘭聖戰士恐怕也不會還俗了，但史密斯的馬吉德和米列特或許在數百小時的社區服務後，能學會不要把生命浪費在讓他們生活太複雜的事務上，並重新與和他們有相同身份特質的人產生連結，然後在英國這塊土地上打造一座屬於他們自己的「千禧花園」。

在呼應古雷西冷峻的批判之外，史密斯和魯西迪一樣，都慣以笑中帶淚的敘事手法直指偏執狂的荒謬行徑帶給個人及群體的傷害。收錄在魯西迪《東方，西方》短篇故事集裡的〈先知的頭髮〉，就是壓垮文明與理性的那根稻草。某日清晨開設錢莊賺取高利的父親正準備出門收帳，在停放私人小船的岸邊撈起了一個精緻的小玻璃瓶，裡面裝著一根頭髮，他立刻得知那是遭竊的先知的頭髮。擁有聖物的父親搖身一變成為虔誠的穆斯林，旋即在晚餐桌上如數家珍地列出家中每位成員違反教義的行為，並用刑鞭打一對回嘴的子女。憤怒的兒子知道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那個裝有先知穆罕默德頭髮的小瓶子，只要把它放回清真寺一切就可船過無痕，所以他潛入父親書房，順利找到聖物後隨手放進長褲口袋，孰不知褲袋竟破了個洞，這是母親在家務上從未發生過的疏忽，興許是她被丈夫主動吐實的婚外情以及連串的家暴事件給嚇得分心了，就在兒子準備跨步上船去物歸原主時，那裝著先知頭髮的瓶子竟從破洞掉出落入水裡，兒子毫無察覺地乘船離去，瓶子則被尾隨的父親發現從水中撈起；寶物再度落入父親手中，其代價就是家毀人亡。先知的頭髮最終由警方歸還清真寺繼續供信徒膜拜，然而錢莊主的家庭悲劇就像是腐壞的白牙，「沒有回頭的機會了」。

無獨有偶，史密斯作品中也有類似的笑中帶淚情節。在《白牙》的〈臼齒〉部分，愛瑞、馬吉德和米列特因參加收穫節社區活動去拜訪二戰白人老兵漢彌頓先生。他牙口不好，三個年輕人準備的蘋果、雞豆和炸薯片對他而言都太硬了，唯一能送入嘴裡的就只有椰子裡的椰漿。接著漢彌頓先生當起潔牙大使，提醒三人牙齒保健的重要，畢竟哺乳動物一生只有兩次換牙的機會，不過打仗時「把牙齒刷得雪白」絕非明智之舉。漢彌頓在「黑得跟雞寮一樣」的非洲剛果打仗時，辨識被德軍徵召入伍的那些「黑鬼」的唯一方式就是他們「雪白的牙齒」，只要看到一道白光從眼前閃過就「碰」地開槍，一個「可憐的狗雜種」就「開膛破肚」地躺在漢彌頓腳下，這就是槍火下的優勝劣敗。漢彌頓告訴三個年輕人的「白牙」故事乍聽之下荒誕可笑，但種族極端主義者的傲慢反彰顯了人人生而平等這個普世價值的重要，不論是史密斯故事裡「外黑內白的椰子人」、外黃內白的香蕉人、或是「跟撲克牌黑桃一樣黑」的人，但凡生為人，無論人種膚色牙齒都是白色。種族主義者漢彌頓也知道這個道理，但他卻以此警告馬吉德不要吹噓自己父親是二戰英雄，因為說謊會爛牙，一旦細菌開始腐蝕牙齒就「沒有回頭的機會了」；一旦極端主義開始侵蝕人類的普世價值並任由其孳長，我們就回不去了。

莎娣‧史密斯筆下的移民大多來自前殖民地，宗教信仰也非常多元，這群異鄉客共同紮根在熟悉又陌生的西北倫敦努力追求想要的幸福，於此同時也嘗試更進一步認識那一直住在心裡的陌生人。閱讀莎娣‧史密斯的倫敦書寫不僅拉近讀者與作家的距離，在一個有意義的程度上，也讓我們重新思索人與人的距離。拿她筆下的陌生人故事做為丈量標準，我們與陌生人的距離大約是三十五公分――閱讀時的最佳護眼距離。

【推薦序】
推薦文 當我們一起論美
作家 蔣亞妮

讓我們翻開一九一○年，英國作家愛德華．摩根．福斯特（E. M. Forster）的經典小說《此情可問天》（Howards End），開章第一句話：「不妨從海倫寫給她姊姊的信開始說起。」（One may as well begin with Helen's letters to her sister.）與這本二○○五年莎娣．史密斯的小說《論美》的起手式：「不妨從傑羅姆寫給他父親的電子郵件說起。」對照一看，不難發現莎娣．史密斯意欲在這本小說裡做些什麼。時隔近一世紀，作者史密斯想在《此情可問天》的舊時沃土中，開長出新的故事野草。

《論美》挑戰並借道了經典小說中的人物特色、重要情節，一如《此情可問天》裡最重要的有形資產「霍華德莊園」之名，不偏不倚地也正是《論美》的主人翁姓名「霍華」（Howard）。不管是兩書中都出現的「爭議性遺產」、家族與家族間的衝突，一路到《此情可問天》裡三種階級（資本家、中產知識份子、貧困百姓）的關係角力，在莎娣．史密斯筆下都像經過了轉世變奏的還魂曲。她機敏地以不同物件傳達相同的衝突與情感，看似遙遠卻彼此連結。《論美》與《此情可問天》中的許多小說風景，似是霧中重逢，然而作者史密斯，卻透過了其他更重要的變造，在百年後的世界與社會背景中，振翅出一場質的飛躍。

《論美》的出版，在西方世界也備受關注。出版那年，即入圍了英國指標性的「布克獎」（Booker Prize）決選名單，那一屆的布克獎可以說是精采而驚險的一年，包含了四位曾經得主，其中柯慈（J. M. Coetzee）還獲得了二○○三年諾貝爾文學獎，更有魯西迪（Ahmed Salman Rushdie）、麥伊旺（Ian Russell McEwan）、石黑一雄等人⋯⋯那時的莎娣．史密斯也早以小說《白牙》獲得世界的第一道視線。若說莎娣．史密斯的第一本小說《白牙》，是她從自身出發與當代倫敦對話的作品，一本成長認同與社會觀察之書；那麼到了她的第三本小說《論美》時，她選擇轉身離開英國，將主場景拉到了美國的新英格蘭區（包含從波士頓為中心擴展出的六個州：緬因州、新罕布夏州、佛蒙特州、麻薩諸塞州、羅德島州、康乃狄克州）。作者饒富心意地選擇這一處不管在「廢奴運動」或文學、哲學上，都是美國重要發源處的地區，並且透過小說強調了，即使是在二十一世紀的「民主聖地」裡，仍然有著貧富懸殊的不同街廓、膚色、難民與資產群體，甚至是音樂的階級。落地在小說裡，它們分別成了霍華一家居住的那棟「新英格蘭風格的暗紅色高大建築，樓高四層」的百年貝爾西宅邸，與滿是海地難民的市區廣場；莫札特的《聖體頌》與街頭嬉哈音樂。

讓我們回到《論美》的「論美」這一詞上，在書末的致謝裡，莎娣．史密斯也明言除了E. M. Forster，她同時也以此書向美學名家伊萊恩．史加莉（Elaine Scarry）的名作〈論美與篤行正義〉（On Beauty and Being Just）致敬。如她所寫：「我挪借這篇文章以為書名、第三部的標題，以及發想許許多多的靈感。」在小說中，她放置的唯一引用則是一段章節引言：「錯估，或僅是輕忽大學與美的關係即足以犯下過失。一所大學和其他彌足珍貴的東西一樣，都是可以被毀掉的。」翻開伊萊恩．史加莉的〈論美與篤行正義〉一讀，或許更能明白「論美」所論的美是以如何迷人又矛盾的方式存在，以及，該怎麼樣更好地談論它。文章對讀者發動的終極提問是：「我們變成了『美盲』嗎？」在近代人文學科中，人們開始對「美」發動了許多反動的政治論點，像是認為美（或美學）「會使人分心於更重要的問題」；「它是特權階級的使女」；「它掩蓋了背後的政治利益」。於是，史加莉的〈論美與篤行正義〉也從這些反對中出聲捍衛美，認為美其實能更加促使人們關注正義，她從荷馬、柏拉圖、普魯斯特等不同名家中汲取靈感，試圖論證。也曾入圍布克獎的臺灣作家吳明益，在他的文集《浮光》最末章裡，同樣「論美」，他也談及伊萊恩．史加莉此文、談及他心中的美，並且談得如此深刻而優雅：「美有時候靠近『善』一點，有時候靠近『真』一點，有時候它們彼此推開，有時又像是扶住彼此的一面牆，得互相倚靠才不會坍塌，得互相溫暖才不會碎成塵埃。沒有人能真正釐清它們的關係，就像沒有人能夠到達地心，或情人的心底。這些力量的總合，我們稱之為藝術的力量。」這些也都近似莎娣．史密斯《論美》的某些思考切片，所有為美而生的創作，總像在不同時空、溼度、材質裡，以不同顏料作同一幅畫，畫出的模樣不盡相同，卻能在遠空處重疊顯影出其後更巨形的建築。

小說中的人物們，同樣不斷在「論美」。兩個家庭中的主要男性角色，霍華和蒙提，他們都是來到美國的英國籍男性，都是談論藝術、談論美的專家，甚至同樣是研究林布蘭的學者，最後還都冤家路窄地先後進入小說中那所虛構出來的「威靈頓大學」，任教於黑人研究學系。他們各執「論美」的兩端，蒙提是個極右派的文化保守主義者，擅於宣揚與保護黑人文化的理論，實際上卻落入了剝削與過度崇尚自由（與其帶來的競爭），反而也造成自身壓迫的人性謬論。有趣的是，在《此情可問天》裡，作為男性權威的大家長魏亨利（Henry Wilcox），體現在蒙提這個角色上的性格，總讓我想起魏亨利的那句經典台詞：「不要同情窮人，窮就是窮，我也覺得遺憾，但只能如此。」他同時參與種族委員會推動有色族群的慈善事務，卻也同樣成為了文化霸權中剝削的一方。

天秤另一端的霍華，則是一個自由派，幾乎是個無宗教論者，並深深信奉布希亞（Jean Boudrillard）所說的「表象取代了真實，真實不復存在」。在一段婚外關係中，女學生和他講起同儕們都如何看待他這位教授，所提出的「番茄假說」，讀來不只貼切，甚至精采令人屏息。「你從來都不說我喜歡番茄……番茄作為欺人耳目的結構體遭到完全的揭露，它根本無法引領你通往更高的真理――沒有人裝模作樣以為番茄可以拯救你的生命。或者令你快樂。或者教導你如何生活，或者令你尊貴高尚，或者成為人類精神的偉大楷模。你的番茄和愛與真理沒有半點關係。它們並非謬論。這些番茄其實根本毫無意義，完全只是人們為了一己之私，才將文化的――我應該說是營養的――重要性附加在它們之上。」霍華心中美的價值，是必須被不斷推翻與審視的，就像它那本出版日期一直「尚待決定」的著作：《反林布蘭：審問一位大師》。霍華不斷質問所有美的術語，番茄就像它們的代名詞，究竟美在何處？是誰決定了它的價值？

然而不論蒙提與霍華，如何相反、相對與相斥，「兩人就像商議好了般堅守各自最極端的立場――霍華是激進的藝術理論家，蒙提則是文化保守主義者。」他們始終是莎娣．史密斯筆下一體兩面的同一原型。他們永遠探討著學院裡滾動的各種番茄，不管是拯救或是釋放番茄也好、害怕有所信仰的人或是假信仰之名都行，他們大多時刻，看不見其他美的可能。一如霍華的妻子琪琪，在關係的瓦解邊緣裡對丈夫嘶吼著的：「這是真實的。這個生活。我們是真的存在這裡――這是真實發生的事情。受苦受難是真實的。當你傷害別人的時候，那是真實的。當你搞上我們最好的朋友時，那是真實的事情，而且使我受到傷害。」

霍華的妻子琪琪與蒙提的妻子卡琳，也為兩組家庭的平衡提供了更進一步的對照：她們都是實務派，不怎麼理解丈夫的理論；更重要的是作為串起她們情誼的那幅名畫——海地畫家赫克托．伊波利特（Hector Hyppolite）的《爾茲莉女神》（Maitresse Erzulie），她們不約而同穿越、捨棄了各種象徵定義，不管其他，單純只是覺得它很美（甚至只是畫中的鸚鵡很美）。小說在這裡討論與試圖分別的，並不只是男性與女性的論美、膚色與階級的論美，更是學院派相對於更多可能性的論美。作為對應，她們的丈夫在故事中也都有了各自的外遇情事，霍華甚至將這行為融進他的美學理論中：「說真的，男人他們會對美的事物做出反應⋯⋯婚姻不會終止他們的反應，這個⋯⋯這個關切對於美在世界當中作為一種身體物質的真實存在――顯然他們被禁錮其中，被當作幼兒一般⋯⋯不過這是真的，而且⋯⋯我不知道其他還有什麼辦法解釋。」回到前頭提過的吳明益，在他版本的〈論美〉裡，這樣寫著：「我一直認為，認為美是純粹的、無倫理性的，就像那些認為藝術可以歸藝術、文學可以光是歸諸文學的人，必定是無能創造美的謊言家。」

莎娣．史密斯藉由小說觀察謊言與弱點，在生活中，甚至在創作與學院裡、種族與移民間的泛濫、冒名、偽善，如同點名般，透過小說角色的塑造，一一作出致命的點評，理論家、慈善家，或許不過是大謊言家。然而，女性在這本小說裡，多半實誠可愛，一如裡頭如此寫道她們如何定義自己立場：「從來沒有仔細想過什麼是女性主義。我只知道每次我表達情感使得自己和一塊門墊有所區別，別人就把我奉為女性主義者。」這兩位妻子對生活與真實的熱情，與她們直觀的美感體驗相比，種種理論與運動，都被比作了荒謬的宣傳標語。卡琳身後，留給了琪琪一樣遺物（某件對她們來說同樣至美無語的寶物），並藏有一句遺言：「你我身上皆有庇護可以收容彼此（There is such a shelter in each other）」。這句詩詞，真實地來自莎娣．史密斯的丈夫尼克．萊爾德（Nick Laird）的《血緣》一詩中。鑲嵌著的當然是小說中離不開的族群議題（白人與人黑人），或許更是莎娣．史密斯自身對血緣（英國與牙買加）的期待與自白。

小說的最後一幕，霍華正在進行一場於生涯有重大影響的演講，卻只是看見了觀眾中坐著他久未聯絡的妻子琪琪，他對琪琪微笑，她回以微笑。演講如何、演講後他們是否聊上了天，是小說之外的事。當畫面停在現在，我卻想起霍華說的曾經：「他們兩個的結合說得上匪夷所思。他是個書呆子，她則否；他好理論，她講實際。她說玫瑰花就是玫瑰花。他說玫瑰花是一種文化與生物建構的積累，環繞於兩性相吸之純真／狡詐的二元極端。」

雖然世界與美，並非只是二元對立，但任何光譜同樣都有兩端。不管是新英格蘭區傳來奇異南方派對食物香氣的百年老屋、莫札特貴族一般的倚音（Appoggiatura）與詩歌性、海地的民族音樂與美國街頭饒舌，抑或是《爾茲莉女神》畫像中那隻鸚鵡、玫瑰花與愛情⋯⋯霍華與蒙提有他們的論美、琪琪與卡琳也有，就像法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伊萊恩．史加莉到莎娣．史密斯都完成了屬於他們版本的《論美》。當我們一起論美，我才終於明白，「知」是如此美好，美好得一如無知。

【導讀】
我們與陌生人的距離
――國立台北大學 應用外語系教授 王景智


如何估算我們與陌生人的距離？莎娣‧史密斯（1975-）塑造的倫敦人提供了一個丈量的標準。在魯西迪（Salman Rushdie; 1947-）和古雷西（Hanif Kureishi; 1954-）之後，史密斯以她北倫敦人細膩的觀察力、笑中帶淚的幽默以及冷靜客觀的批判，瀟灑走出前人的陰影，在白人土地上勾勒少數族裔的彩色人生。

母親為牙買加移民，父親為英國白人，這對老夫少妻帶著混血女兒落腳倫敦西北郊區，也因此倫敦西北的地景與族裔群像在莎娣‧史密斯筆下都成了――套句《白牙》牙買加移民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