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一生的志業及其理想──《傅斯年全集》序言
在民國時期的知識分子中,傅斯年是一個極具個性,而又充滿矛盾的奇特結合體。他長期在北大學習、工作,對北大師生有著相當重要的影響力,被視為自由派大本營北大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又承接傳統的正統觀念,與南京國民政府保持密切的關係,因此在1949年這個關鍵性的轉折年代,與胡適、錢穆一起被毛澤東點名為反動政府「只能控制」的幾個代表。 他力主以西方的現代化為樣板,反對所謂「國粹」,反對讀經,主張廢除「國醫」,成為「五四」以後在文化領域最激進的現代化路線的推動者。他又最具民族主義思想,堅定抵禦日寇侵略,毫不含糊地抗議蘇俄沙文主義政策,維護國家利益,是近代中國民族主義最有力的代表之一。他是純然學術的真正維護者,一生致力於發展科學的歷史學、語言學、考古學,為此付出了畢生的心血。他亦政亦學,不畏權門豪族,言談舉止中充滿「知識的傲慢」,有一股「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精神氣概,時人有「傅大炮」之譽。他事必躬親,治事威嚴,為人行政有德國人那種一絲不苟的徹底性精神,是現代學術機構管理的科學典範。他又致力於剷除社會不平等,體恤下層百姓的民情,為此謀求民主與社會主義相結合。這些看似矛盾、趨於兩極的選擇奇妙的集於傅斯年一身,醞釀一種極至化的表現,使他常常出人意料地產生一些爆炸性的言行。「縱橫天岸馬,俊逸人中龍。」這是他的才氣和風格的一幅貼切肖像。
傅斯年只活了五十五歲(1896~1950)。比起他的三位北大師友劉半農(1891~1934)、丁文江(1887~1936)、錢玄同(1887~1938)來說,歲數要長;而與後逝的胡適(1891~1962)、陳寅恪(1890~1968)、李濟(1896~1979)、顧頡剛(1893~1980)、趙元任(1892~1982)諸友來說,他又走得過早。他曾是這一學術精英群體聚合的紐帶性人物。他跌宕多姿的一生經歷了三個階段:(一)學術準備期(1896~1926),從他入小學,上中學,進大學預科、本科,直到赴歐留學,這是他的學生時代。在新文化運動中他開始嶄露頭角,在留學時代他形成了自己治史的學術志趣。(二)學術成熟期(1927~1937),這一階段他先後在中山大學、北京大學任教,並創建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他的學術著作大都完成於這一階段。他自稱:「吾這職業,非官非學,無半月以上可以連續為我自由之時間」。 說明瞭他奔波於學術與行政之間的匆忙。(三)行政工作期(1937~1950),這一階段他除繼續擔任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一職外,另還擔任過中研院總幹事、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長、西南聯大校務委員、北大代理校長和台大校長等教育、學術行政職務,並以社會名流的身份擔任過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政治協商會議委員、立法委員等政職,他的重心明顯轉向以學術、教育的行政工作為主,甚至捲入一些重要政治活動。 早在「五四」時期,蔡元培先生即題贈「山平水遠蒼茫外,地辟天開指顧中」, 寄望於他做一番開天闢地的事業。傅斯年留學歸國後,他的留德同學陳寅恪亦賦詩「今生事業餘田舍,天下英雄獨使君」。 鼓勵他主持復興中國人文學術的大業。為不辜負師友的期盼,他一生奔走勞碌,因此而過早地耗盡了自己天才般的能量。
傅斯年的一生剛好跨越了二十世紀上半段,這正是中國一個極其混亂而又充滿變革性的年代。「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這句俗語,遠不足以我們形容這個時期的歷史變數之速,由此而導致評判傅斯年的兩極對立,甚至多極差異,也不足為怪。時人以「譽滿天下,謗滿天下」來說明對傅斯年所牽涉的是非關係和人事糾紛難以評判。但我們不能忘記,作為學術界、教育界的一個重量級的歷史人物,傅斯年在他曾經生活、學習、工作過的地方,刻下了深深的痕跡,以至於我們無法輕視他作為歷史的存在。北大是中國的最高學府,作為民國時期北大派的代表之一,傅斯年那狂狷獨立的行世風格、盡忠報國的民族情懷,已深深的熔鑄於北大人的歷史傳統之中。中央研究院曾是中國的最高學術機構,作為中研院第一大所──史語所的創建者和初期領導者,傅斯年那威儀嚴苛的「老虎」作風、嚴格把關的治所戒規,已成為史語所學派的一種象徵。歷史上的人物有兩種情形,一種是在生前享有高位和名譽,他們利用自己的權力和地位發揮影響,但其事功和業績可能是平平而已,這種人死後的影響力自然是迅速萎縮;還有一種人是生前並未享高位,也不擁有重權,但以其個人的卓越成就和特有的感召力,在生前死後都產生巨大的影響,傅斯年屬於後者。胡適說:「他無論在什麼地方,總是一個力量。」「他這樣的人,無論在什麼地方都能發揮其領袖的才幹。他有學問,有辦事能力,有人格,有思想,有膽量;敢說話,敢說老實話,這許多才性使他到處成為有力量的人。」 在一個看不到多少希望的歷史時期,一個人有一個閃光的亮點就足以使人難忘,何況傅斯年一生有接連不斷的大手筆表現。當我們仔細探求二十世紀上半期中國現代化艱難行進的線索,就不難發現傅斯年在這一過程中的不凡表現。
「孟真是人間一個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記憶力最強,理解力也最強。他能做最細密的繡花針工夫,他又有最大膽的大刀闊斧本領。他是最能做學問的學人,同時他又是最能辦事、最有組織才幹的天生領袖人物。他的情感最有熱力,往往帶有爆炸性的;同時他又是最溫柔、最富於理智、最有條理的一個可愛可親的人。這都是人世間最難得合併在一個人身上的才性,而我們的孟真確能一身兼有這些最難兼有的品性與才能。」 這是五十年前胡適對傅斯年的一段評語。作為乃師兼好友的胡適生性並不好走極端,知人論事,在此一口氣用了十四個「最」字來表彰傅斯年,足見其對傅的人格和才性的推許。 在傅斯年逝世後的半個世紀中,海內外有關傅斯年的追思、紀念性的文字持續不斷,但這些追憶不約而同地都是為胡適的這段評語補充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