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佛登：從兒童個體化研究開拓自性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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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者序
以科學態度實踐榮格理論
周嘉娸／本書審閱者

麥可佛登對於分析心理學領域貢獻卓越，其中最廣為人知的是他對自性在兒童期發展的見解。佛登主張，自性並非到中年時期才影響個體化的歷程，他認為自性與自我透過「解體與再整合」（deintegration and reintegration）的動態關係，從兒童期就開始形塑個人的內在世界與外在環境。

佛登對於榮格學圈的重要貢獻並不僅於此，二次世界大戰後，流亡倫敦的精神分析師們與在地的精神醫療人員交流密切，心理治療以及相關理論在當時的英國蓬勃發展起來。佛登忠於榮格的理論，但他驚艷於佛洛伊德與克萊恩學派從臨床現象琢磨的態度，試圖從診療室內的實際經驗，尋找心靈共通的原理並將之與榮格理論結合。相對於榮格學派分析師習於從神話中推敲人類行為的意義，佛登透過對於臨床工作的反思，在自性的運作、自閉症、移情／反移情，以及分析師的態度立場上，都提出了獨到見解，並且他在榮格分析師的訓練制度上也多所建樹。1946年佛登與同仁在倫敦創立第一所榮格學派的訓練機構（Society of Analytical Psychology, SAP），榮格為此英國機構的首任主席。佛登領導了成人與兒童的訓練學程，並且從1955年起擔任《分析心理學刊》（Journal of Analytical Psychology）的首任編輯長達十五年。當時，他也應榮格邀請，共同編輯《榮格全集》以彙整榮格ㄧ生的著作。時至今日，分析心理學刊每年頒發佛登論文獎（The Fordham Prize）給當年度的優秀論文作者，足以彰顯佛登在分析心理學研究上的地位。

本書作者詹姆斯．阿斯特（James Astor）是介紹佛登理論的不二人選。在兩人數十年深厚的師生與同事情誼往來之間，詹姆斯從旁見證了佛登以優異的才能與體力，在參與臨床工作與教學的同時還筆耕不墜，也見證到佛登如何立基在榮格理論，探索發想所觀察到的臨床現象。

在本書中，詹姆斯帶領讀者從佛登的生平了解其個人發展脈絡，再透過精要介紹佛登理論，以及與榮格理論的異同，帶領讀者認識佛登的思想。在本書的第七章到第十章，詹姆斯則透過佛登本人所記載的臨床案例與反思，讓讀者們窺見佛登如何由臨床細節推演出獨到的見解，也揭示了佛登與克萊恩學派分析師在操作與概念上的相異之處。在第十一章與第十二章，詹姆斯描繪出佛登對於宗教經驗與共時性觀念與榮格所抱持的不同角度與立場。本書最末的附錄則鮮活又真實地呈現了佛登所帶領的專業團體中，分析師們認真檢視分析歷程的科學化討論氛圍，以及專業團體裡的動力。

佛登曾言，「最能夠緬懷榮格的方式，莫過於運用並發展他的思想，而不是消極地全盤接受，把它們供奉在神壇上。」我想就這點而言，作者詹姆斯在此書中非常成功的貫徹了佛登的信念，帶領讀者看見佛登如何實踐並發展了榮格的理論。也期待藉由此書中譯本的出版，中文世界的臨床工作者們，延續佛登的科學態度，在榮格理論的基礎上，一起思辨華人社會來訪個案的臨床樣貌。

2023年初夏

審閱者序
以科學態度實踐榮格理論
周嘉娸／本書審閱者

麥可佛登對於分析心理學領域貢獻卓越，其中最廣為人知的是他對自性在兒童期發展的見解。佛登主張，自性並非到中年時期才影響個體化的歷程，他認為自性與自我透過「解體與再整合」（deintegration and reintegration）的動態關係，從兒童期就開始形塑個人的內在世界與外在環境。

佛登對於榮格學圈的重要貢獻並不僅於此，二次世界大戰後，流亡倫敦的精神分析師們與在地的精神醫療人員交流密切，心理治療以及相關理論在當時的英國蓬勃發展起來。佛登忠於榮格的理論，但他驚艷於佛...

詹姆斯．阿斯特

佛登、榮格與佛洛伊德
佛登在人格類型上，佛登更像榮格，但他對分析的熱愛與對心靈發展的興趣並沒有因為前輩們的分歧而受限。在沉浸於理解榮格思想的當下，他一直都是屬於榮格取向的。但是，一如一直以來地，精神分析取向在工作領域上與分析心理學取向有所不同時，那麼他便研讀精神分析的著作，當成自己學習的一部分，特別是他一直想在這個領域中努力提出「榮格取向」的貢獻。無論是榮格特別有興趣的反移情，或是是榮格思想中相當缺乏的嬰兒發展這一塊，他都是如此。重要的是，要知道，佛登是在榮格的心靈範典之下組織他自己的理論，而當素材呈現出來的內涵無法符合這個範典，他便會予以修正。他借用了一些精神分析的思想，一開始是克萊恩與兒童分析的方法（而非她的理論），在1930 年代，那是革命性的，特別是克萊恩認為孩子的遊戲表達了孩子無意識幻想這一點。克萊恩給了佛登信心，讓他敢去跟孩子直接談論他們的無意識感受，而他很快地意識到克萊恩所談的無意識幻想相當於於榮格對原型經驗的描繪。同樣地，他關於移情與反移情的重要著作也是起始於榮格的概述，而後他對此進行了更仔細的研究。他最近關於病患與分析師之間無意識交流的著作，主要聚焦在對投射性認同的「榮格取向」理解。這涉及了對佛洛伊德和榮格各自對於認同在人格發展中的重要性的觀點比較，以及討論榮格關於涵容、同理共情（empathy）與神祕參與（participation mystique）的想法。榮格的思想相當重視自性，自性不只是人格中進行組織的核心，也是其中被組織起來之物，而佛登對兒童期的創新研究則為榮格這方面的觀點提供了生理遺傳上的基礎。他將其與榮格關於中年過後人生的自性運作，以及克萊恩學派所描繪的情緒發展（憂鬱心理位置）連結起來，同時，清楚標示出他「榮格取向範典」的獨特之處。

在他建立思想的早期，有一些榮格取向的學者認為他似乎在把佛洛伊德取向的思想放入榮格取向中，所謂佛洛伊德取向的思想，主要是指與性慾有關的概念，而榮格取向的思想則是指較不具體的意象。榮格的得意門生、同時也是心理學教授的卡爾．邁爾（Carl Meier），曾將佛登描述為「身負著榮格取向的陰影」，這句話為佛登一路上所遭遇的阻礙賦予了原型的意義。佛登的思想被一些榮格取向學者邊緣化，因為他們覺得他具體的詮釋方式難以應用，只是把成人中的兒童當成原型意象之一。於是，這些學者提出了其他替代的詮釋，包含了所有存在的外在表層因素，卻迴避了嬰兒核心的移情。這種迴避核心的狀況並非榮格心理學所特有，舉例來說，當代精神分析的臨床研究中，史坦納（Steiner）提出了「心靈撤退」（psychic retreats）來描繪病患如何讓他們的分析師陷入一種微妙的勾結，以共同迴避痛苦的真相（Steiner 1993）。

佛登的重要性
在工業化的西方社會中，如果說我們已經將「人的權利」從追求幸福（happiness）修改成追求快樂（happy），那麼，我們便忽略了伴隨這種修改而存在於我們社會中的一個奇怪悖論。由於強調追求快樂的權利，而且還誤用分析知識來予以支持，父母現在會將孩子出的問題都視為自己的錯誤。然而，這種快樂是一種權力的態度反應在社會上，變成要求國家而非個人來治療所有的疾病。這就好像我們誤用了精神分析的知識，把一切問題都歸咎於我們的父母，並且要求國家像父母一樣把一切處理好。

麥可．佛登走過這些路程，發展出他獨特的聲音，即繼榮格之後，他一直主張個人要對自己的命運負責。佛登具開創性的思想展現了這個基礎真理的概念性與生物性，這是生物性的，而不是生化性的。他逐漸從自己的經驗中摸索出一個關於嬰兒與母親關係的革命性概念，其核心思想是：與其說是母親創造了孩子，不如說是父母與孩子的互動創造了他們兩者。他的思想乃受榮格啟發，但他一直都不是「榮格取向」的，在他的認知裡，如同榮格自己所言，只有榮格自己是榮格取向的。這意味著，當佛登研究榮格的思想，並發現一個模糊不清的地方時，他依靠臨床證據來指引他，而不是像我們常見的那樣堅持自己的觀點是正確的。這樣才是大師真正的風範，因此，他在理念爭論之中引入了道德的元素。分析學界的分裂往往是由大師們的忠實追隨者所引起的，因為他們宣稱自己的解釋才是正確的。佛登不願意這麼做，為了更接近他靈感的來源──榮格，他迴避了人格中如同陰謀與邪教的部分。這本書聚焦於他的臨床貢獻，而不是他在政治上與編輯上的成就，不過我將在以下段落簡單介紹這兩者。

首先，身為一名臨床醫師，佛登在建立分析心理學會（SAP）的過程中發揮了主導的作用；在這方面，他與榮格有著很大的不同。他在籌劃兒童與成人分析培訓的內容和條件要求上極具影響力，並一直擔任這兩個培訓的主持人。該學會是第一個提供榮格分析培訓的機構，而榮格本人是其第一任主持人。當學會後來在發展上陷入困境時，有部分成員感覺到學會的發展並不符合榮格本身的主要興趣，佛登因此回到主導的位置，引領學會走出了可能會邁向毀滅的僵局。藉由一小群人離開學會並成立了替代性的榮格取向組織，這個問題得到解決。1930 年代，英國有少數臨床醫師受榮格的思想所影響。在學會成立的九年內，它已經發展成擁有四十名接受過榮格分析培訓的成員，其中二十二名是醫生，分別在十家醫院、三家精神病診所與四家兒童指導診所都有代表。於今，SAP 共有一百四十名成員（四十名受訓者），是一個蓬勃興盛的教學與培訓機構。從歷史上來看，佛登的重要影響在於，他致力於探討當兩個人處在分析情境之時，究竟發生了什麼，這也是榮格相當著重的一點。在學會成立早期，他經常參加會議，期間他在討論小組中積極試著理解病患和分析師之間發生的事情。討論小組中一些討論的內容現在看來可能稍嫌天真，不過在當時卻是很重要的，也展現出討論小組相當有趣與生動的氣氛（詳見附錄）。

再者，在戰後期間建立起學會的同時，佛登在英國心理學會（British Psychological Society）醫學部門推廣榮格的思想，使之為廣大的臨床醫師所熟知，而這些醫師原先並不熟悉榮格的思想—或者，雖然已經有了相關著作的英文版了，由於政治性的原因（對佛洛伊德的忠誠）而沒有閱讀它。在實務工作中，這意味著他對英國客體關係學派的其他分析師的思想抱持開放態度。這麼做的重要性在於，讓榮格與佛洛伊德輪流居於要位，確保了榮格的思想被賦予同等地位。佛登總是相當留意榮格取向中有一小群成員們的需求，他們需要在醫院任職，這麼一來，他們的影響力便可以擴及英國國民健保署（National Health Service）中的教學與訓練。榮格取向在英國的地位與二十世紀初時在歐洲的地位正好相反，當時佛洛伊德需要榮格來建立社群的基礎。於今，則是榮格取向需要進入這些社群，以便能有一個宣傳榮格取向思想的立基點。

第三個佛登的重要貢獻在於編輯方面。作為《榮格全集》的編輯之一，他確立了《榮格全集》大致的輪廓，決定了哪些文章要被組合在一起、編成什麼樣的書，以及出版的順序為何。他參與了第一版的出版後，便把這個任務交給威廉．麥奎爾（William McGuire）。閱讀了他與榮格的信件來往，我才體會到佛登不僅對榮格的思想有著非常透徹的理解，同時也意識到它對編輯工作的細節是多麼的重視，不僅向榮格澄清關於內容與意義、翻譯、標題，此外，例如共時性的文章，他也向統計學尋求建議。因此，對於共時性那篇文章，他向榮格提供了詳盡的建議，討論如何修改並精進它──榮格接受了那部分的建議。榮格的文章不容易閱讀，因為他經常偏離原本在談的主題，彷如他無力抑制自己的聯想。從我讀到的有關編輯的信件中，佛登一直不願意修剪榮格的想法，這是因為他認為這麼做將會違反這些思想的精神。佛登也是《分析心理學期刊》（Journal of Analytical Psychology）出版的幕後推手，並且擔任它的第一任編輯，他任職這個職位長達十五年，樹立了科學嚴謹的傳統，在往後大部分時間裡，它都維持著這樣的傳統。此外，他還寫了許多關於分析心理學的書與文章，以及一本回憶錄（詳見參考書目）。

他一直與榮格不盡相像，榮格無意建立培訓與社群，有一次榮格在蘇黎世參加一場以他的思想為主題的研討會時，說道：「感謝上天，我不是榮格取向的！」佛登的人格特質鮮明，他喜歡情緒高漲的激烈討論。要釐清他所產生的影響有一部分的困難來自於，當他與多年來的同事發生分歧時，不容易釐清這些問題主要是針對理論思想還是針對個人。有一些與他鬧翻的人曾經接受過他的分析，這使得一切因而更模糊難辨。很難辨別他所激起的反對意見有多少是與嫉妒有關的，或者由於分析結束的特殊情況而產生的未竟移情，例如，當一個病患的身體疾病導致分析終止的狀況。時間將證明佛登對分析心理學的貢獻為何，現在相當清楚的是，他確實建立起一個高品質的榮格分析師訓練機構。他作為一個分析師，具有創造性與創見，是極少數擁有國際聲譽的榮格分析師之一。他所遺留後世的，不僅僅是建立了兩個培訓機構—一個是兒童分析的，另一個是成人分析的，並留下一個興盛的社群、許多忠實而充滿感激的同事，以及他本身所發表的著作，此外還包括他對病患生活的影響，以及他一手促成《榮格全集》的問世。

對我們許多人來說，他為我們的工作提供了指點，告訴我們該留意什麼，以及如何思考我們正在留意的內涵。已有許多人對佛登提出讚譽了，其中有些人—如唐諾．梅爾徹（Meltzer 1986a）—將他與佛洛伊德、克萊恩與比昂相提並論，不過又將他與他們區分開來，因為他有能力在開創性的臨床工作同時也兼扛起諸多職務，他管理學會、培養培訓學員，既不膨脹自滿，也不被前輩們的分裂所影響。蘿絲瑪麗．戈登（Rosemary Gordon）曾寫道：

麥可．佛登最特殊而重要的貢獻在於，他運用了自己與兒童工作的經驗來支撐與深究榮格在他原創的概念──自性與個體化歷程──所指出那些心靈的根源⋯⋯榮格一直致力於研究後半段的人生歷程。作為一名兒童精神病學家與兒童分析師，麥可．佛登對分析心理學的貢獻是將榮格原初的思想做了重要的補充與強化⋯⋯為榮格的思想提供了力量、穩固與真實。（Gordon 1986, p. 229）

對我來說，傳統的榮格取向幾乎把神話看作是後設心理學，用神話來闡明人類行為。佛登顛覆了這個傳統風氣，用他與病患工作的臨床經驗來闡釋我們當代的神話。透過這樣的扭轉，在不完全放棄使用神話來闡釋臨床素材的情況下，他不僅幫了榮格取向一個大忙，而且還為神話本身提供了臨床基礎，好讓他們有了更穩固的扎根，不至於漂漂浮浮地，彷彿只是漂流在神奇世界中的分析片段。

詹姆斯．阿斯特

佛登、榮格與佛洛伊德
佛登在人格類型上，佛登更像榮格，但他對分析的熱愛與對心靈發展的興趣並沒有因為前輩們的分歧而受限。在沉浸於理解榮格思想的當下，他一直都是屬於榮格取向的。但是，一如一直以來地，精神分析取向在工作領域上與分析心理學取向有所不同時，那麼他便研讀精神分析的著作，當成自己學習的一部分，特別是他一直想在這個領域中努力提出「榮格取向」的貢獻。無論是榮格特別有興趣的反移情，或是是榮格思想中相當缺乏的嬰兒發展這一塊，他都是如此。重要的是，要知道，佛登是在榮格的心靈範典之下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