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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導言：關於洛維特與這本自傳
區立遠
卡爾． 洛維特是德國二十世紀重要的哲學家， 但他的名字無論在台灣還是甚至在德國，都不算是家喻戶曉的名字。雖然洛維特早在出版《從黑格爾到尼采》（1941）與《世界歷史與救贖歷史》（1949）等主要作品時，便奠定了作為歷史哲學家與哲學史家的國際聲譽，但是他思考的範圍並不僅於此，還包括哲學人類學、社會學、新教神學；而他把握問題與剖析手法之犀利、對西方思想傳統的修養之深厚，更使他的哲學成果獨樹一格，不容易用學院一般的哲學領域來適切標定。因此他的思想整體來說，仍有相當的部分與面向沒有得到學界應有的反響。德國的麥茲勒（Metzler）出版社在他辭世之後，陸續為他出版了九大冊的作品全集，其中包含專論十餘本，加上所發表的各式文章接近三百篇，編選十分嚴謹，為仍在進行中的洛維特研究提供了健全的基礎。現在翻譯的這部自傳，因為發現太晚而沒有收入全集，但是在他所有作品當中，卻可能是最適合通俗閱讀、最容易讓人認識他鮮明的思想性格的一部。
這本書的誕生與出版，背後有漫長而崎嶇的歷程。我們要從洛維特的生平經歷說起。卡爾．洛維特一八九七年出生在一個富裕的猶太裔中產家庭，父親威廉．洛維特（Wilhelm Lowith, 1861–1932）是一位白手起家的畫家，也是慕尼黑與維也納藝術學院的教授。他發跡的十九世紀末年這段期間，可說是一段德國史上的黃金歲月，經濟、科技、學術、醫藥、現代化的基礎建設如自來水、電力與電話的普及等，都在這二、三十年間有很大的進展，後來的史家以當時在位的皇帝威廉二世（Wilhelm II, 1888–1914）之名，稱之為「威廉時代」。
由於一八七一年德國統一時，德皇威廉一世（威廉二世的祖父）將北德各邦已經先行實施的公民平等法律一體適用於全國，於是從中世紀以來針對猶太人的種種歧視性的規定與職業限制皆不復存在，許多猶太家庭便把握這個機會，從外地來到德國，從鄉下湧入都市，在這黃金的二、三十年中辛苦奮鬥，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像久旱的土地上下過了雨，千百的花朵拼命地綻放。此時猶太人占德國總人口約少於百分之一，但他們於此時期進入中產階級的比例卻遠遠高於德國人。有超過六成比例成為殷實的富裕階級，而仍陷於貧困的猶太人則是族群中的少數。根據一項統計，在一九○○年前後，德國金融業高階的領導人裡，猶太裔者約佔三分之一強。其他如報業、出版業、工業、甚至學術等各領域，也都有遠超過比例的猶太人進入頂尖的領導階層。也因此這段時間裡，德國的右派民族主義者仇猶反猶的聲音日漸高張，德文中的「反猶」（Antisemitismus）一詞便於此時成型，而在一個世代之後，更具體匯流成為迫害洛維特以及其他無數猶太人的力量。
在此世紀交接的時代，從富裕階層的青少年當中興起了一股「少年運動」。簡言之，這是中產階層以上家庭的青少年主張要自我實現、自我教育，而不願意順從高度技術化了的社會對他們的種種要求。這運動因此有一種反叛的性格。少年運動的精神導師，便是尼采（一八九○年發瘋，一九○○年過世）。洛維特青少年時深受少年運動影響，在慕尼黑實科高中時代便已熟讀了尼采的名著《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而且終其一生，尼采的「永劫回歸」的概念都是他批判傳統歷史哲學的重要元素。他自願參加一九一四年爆發的歐戰，主要的動機與其說是愛國主義——事實上洛維特的政治興趣一直並不顯著——毋寧說與少年運動的關係更為密切，因為自願從軍正是少年的自我決定，也是對原本生活的逃脫與背叛。
在參戰、負傷、兩年的戰俘生涯之後，洛維特於一九一八年返鄉，進入慕尼黑大學就讀，並在這一年的冬季學期聽了也是猶太裔的韋伯（Max Weber, 1864–1920）著名的《學術作為一種志業》的演說，給他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影響，也為他的學問志向指點了方向。德國戰敗後德皇退位，慕尼黑正因蘇維埃革命而混亂不明，洛維特決定遵循韋伯的指示，將「當前的工作做好」，而這當前的工作，對他來說，就是哲學。
他於是轉往弗萊堡（Freiburg）跟胡賽爾（Edmund Husserl, 1859–1938）讀哲學，但更受到當時還默默無聞的胡賽爾助理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的吸引。對這一段大學生活，洛維特在本書中有深刻的描述：
從外在條件來看，那是個困頓的時代，充滿著危險、困厄與動盪，然而那同時也是一個最坦然開闊、最不受拘束、也最為獨立的年代。在這段時間裡，年輕人仍知道要找尋自己的道路，能各自成就自己的特殊性。人們從戰場裡回來，對精神糧食充滿渴望，而我們在大學裡也真能夠依照自己的判斷找到這些食糧，大學的缺陷並不構成障礙。日後海德格有一次也跟我說，他再也沒有遇到過同那時候一樣的一群學生了。我們是最後一代的自由學生——不曾被集體價值統一燙平，也不以快速畢業為基本心態。（頁九十三）
這樣的大學經驗非但難以用今日一般就業取向的標準來衡量，就連洛維特自己一九二八年之後在馬堡︵Marburg︶任教時，也認為已經一去不復返。
夾在弗萊堡與馬堡時期之間的重要插曲，是一九二三年的惡性通貨膨脹。這場經濟災難摧毀了自「威廉時代」以來的市民階層，洛維特的父親在短期內喪失了辛苦經營四十年所積累的財富。洛維特在書中對威瑪共和這段時期（1918–1933）的政治局面雖然著墨甚少，但對這一場惡性通貨膨脹卻有深入的刻寫，因為此一事件不只切身影響他的家庭，也被他視為當日盛行的文化虛無主義的外顯，更是歐戰的真實意義的表現，同時預先為希特勒黨人的革命作了準備：
它（戰爭）代表一種傾其所有的支付行為，一種全盤的毀滅，其結果就成了這段物價膨脹期間的一切歸零，也是這千年的德國帝國的歸零。德國中產市民的美德在當時被洪流沖走了，而這股污穢的洪流裡夾帶著的運動力量，在希特勒身邊排成了戰鬥的隊形。（頁一○二）
一九二八年洛維特完成就職論文，在馬堡取得「私講師」的身分。一九二九年與柏林女孩艾妲（Ada）結婚，一九三一年得到固定的教職，自此他有機會過平淡的哲學教授生活。然而從一九三三年希特勒登台後，猶太人的法律地位、工作與財產權益便開始岌岌可危。洛維特對於納粹初掌權時學院裡的觀望、被動、苟且、逢迎，以及學生的激進與膚淺，做了精彩的近身觀察。整個大學體系毫無抵抗，怯懦地接受一體化運動，唯一在報上作了嚴正抨擊的神學家巴特（Karl Barth），卻是一個瑞士人。經歷此段過程的德國學者，在戰後願意如實描述當時情況者並不多見。洛維特提供的，與其他許多速寫段落一樣，是一份可貴的報導。
洛維特這本傳記裡描述最多的個人，是海德格，這位引導他進入哲學世界，使他的學院生涯成為可能的導師，但隨即也因時代政治、哲學路線與人格行事等等主客觀因素而成為他猛烈抨擊的對象。洛維特對海德格的批評並不是單純地針對他為納粹效力的行為，而是更深刻地指出海德格的政治投入，其原因是奠基在他的哲學思想裡面。這不是「一時的失節」，而是如柏拉圖三赴西西里一樣，其政治行動是思想的自然結果。多年以後，洛維特經歷了十八年的流亡生涯回到海德堡任教，與海德格的關係也沒有立刻恢復。海德格在戰後頑強地拒絕對猶太人大屠殺的慘事公開發表立場，引起支持者與抨擊者間激烈的討論。洛維特於一九五三年出版了一本《貧瘠時代的思想家》（Denker in durftiger Zeit, 1953），是一部對海德格哲學的嚴厲批判，而此書主要的線索，早在他一九四一年的這本自傳裡便已有清晰的呈現。由此可見洛維特思想的一貫。洛維特在這本自傳裡不只批評了海德格，也對他的人格與精神、行事與反應方式做了生動細緻的側寫。高達美在給洛維特七十歲祝壽的論文集裡，曾讚譽他有可能是德國當代哲學家裡文筆最優秀者，這論斷在側寫海德格的例子上可說得到有力的證明。洛維特擅長用小故事或三言兩語把一個人的神氣模樣精準抓出來，在這本自傳中也是隨處可見。
洛維特此書有許多主題發人深省，即便到今天也仍有時代意義。比如他對猶太文化與德國文化的認同問題的省思。猶太人在歐洲的散佈很廣，在納粹進行系統迫害之前，從歐洲的最西邊的西班牙到最東邊的俄國都有。其中在東歐的猶太人，最概括地說，錫安主義比較強烈，對猶太信仰、猶太生活方式、希伯來文的學習與《托拉》經典的研讀都很重視。他們跟居住環境同化的程度小，所造成的衝突也大。但在西歐的猶太人，文化認同與解放的情形就比較普遍，其中洛維特的家庭即為典型的例子；他的父親在文化上是個道地的德國人，完全沒有猶太的信仰。洛維特對此有清楚的意識，他知道自己向來努力從猶太文化走出來，因此盡力排除自己身上仍有的猶太屬性，也對猶太意識明顯者感到排斥。自傳中他對於一九三三年被迫在「猶太人」與「德國人」兩種身分之間選邊站感到憤怒。猶太人的歷史以「大離散」（diaspora）開始，極早便已成為歐洲文明的一部分；納粹德國責怪他們用偽裝來敗壞德國文明，是狹隘的血緣主義，而其實歐洲文明自始便容納多種種族的影響，其核心從根本來說，並非基於血緣，而是一種批判的精神。事實上猶太人早已用他們的表現證明他們有能力「毫無保留地」進入歐洲文化；若排除猶太人的貢獻，歐洲文明是不可想像的；猶太人的經濟貢獻與文化創造早已是歐洲文明不可逆的重要成分。然而被迫選擇認同的猶太人中，不是所有人都能看清事實。他們當中有人從未想過自己不是德國人，甚至還熱切地支持希特勒，卻一夕之間必須流亡國外；也有人「覺醒」自己屬於猶太文化的「事實」，從此洗心革面，回歸猶太信仰。在這道認同的光譜中，存在許多不同情狀，也各有各的悲劇，都在洛維特的筆下得到或鮮明或簡潔的刻劃。
一九三四到一九三六年，因情勢不明，洛維特靠洛克斐勒基金會提供的一份獎學金避居義大利，但名義上仍保留馬堡大學講師的身分。一九三五年初，教職被剝奪，他在德國的生存基礎至此終於完全消失。一九三六年，義大利的法西斯政黨也一體適用了德國的種族法令，猶太人必須在半年內全數離境。洛維特多方申請包括南美洲波哥大與土耳其伊斯坦堡的教職，皆未成功。眼看就要走投無路，這時卻發生了奇蹟一般的事情：昔日在馬堡時期結識的、前來跟海德格學哲學的日本哲學家九鬼周造（此時任職京都大學哲學系）為他居中聯絡，幫他在日本仙台的東北帝大找到了講座的位置。洛維特夫婦於是打點了行李，在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一日於義大利那不勒斯港登上了日本郵船「諏訪丸」（Suwa Maru），前往遙遠的日本。
洛維特在本書中跳過了三十三天的旅行日記，直接從到達日本之後的事繼續說起。這段航海日記後來於二○○一年在德國出版，裡面多是他在船上對船客、各站風情、旅途的辛勞的敘述，雖然有他一貫的細膩與清楚的風格，但大多跟納粹經驗無甚關係，這或許是他跳過不錄的原因。下面摘選相關的兩小段作為補充。
在他登船即將離開歐洲時，洛維特在自傳裡只簡短地說了「告別義大利，我比離開家鄉還難過」。《旅行日記》中則更完整地記下了他在此刻人生轉折的感受：
當船離開那不勒斯的港口，異國的國歌響起時，因為被強制移民而產生的所有的悲苦之情，又再度向我襲來。如果不是因為絕大多數「善良無辜」的德國人都無可救藥地相信了報紙、電台以及政治宣傳，以至於他們對「移居國外者」只有一種印象，以為這些都是對德國充滿怨毒、在外搞恐怖宣傳以及一些不乾淨的分子，終身的任務完全只在於在外國傷害德國，被迫移民也不至於像現在這樣傷人，這樣使人沈重。可是實際上正就是這些善良無辜的德國人，以一種只能用卑劣來形容的方式，對待著那些仍在國內生活著的、那些被迫移居國外的、甚至是那些在戰爭中為了國家而喪生的德國猶太人，而且對為數如此眾多的受侵害者默默忍受的苦衷沒有最絲毫的理解，更不願去理解，只為了不希望他們「解決猶太人問題」的簡單方案受到任何干擾。現在在德國，就算猶太人問題已被解決，但是「德國問題」並不因此就算完結；一個德國猶太人仍然遠比一個日耳曼種的小德國仔更了解，甚麼才是真正的德國。（《旅行日記》頁十四。）
此外，這艘「諏訪丸」從義大利出發，經過蘇彝士運河、紅海、印度洋、新加坡前往日本的航程，中間有一站是台灣。乘客除了少數英、美國人之外，其餘大多都是日本人。洛維特夫婦上船不久，仙台大學便傳來電報關心他們旅行的狀況。船上日本人得知洛維特是受聘到日本任教的哲學教授之後，登時對他們十分尊敬。因此郵船離開香港，抵達基隆，也就是首度進入日本領土時，日本人特別安排了洛維特夫婦與其他幾位西方人做了台灣一日遊。日記上有這樣的記載：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日上午在福爾摩沙靠岸，我們首度進入日本的領土。港區有防禦工事，離船的檢查十分嚴格。有船塢，有工廠，一切看起來都很破敗，好像還沒蓋完一樣，儘管福爾摩沙在日中戰爭之後已經落入日人手裡四十年之久。這個港口名為基隆（Kirun），一片的髒亂可憐；幾位日本先生安排了一輛汽車帶我們前往台北（Taihoku）參觀。所走的公路路況惡劣，讓汽車爆了幾次胎。同行的英國人對於已經經營了四十年的文明設施卻仍然如此悽慘感到驚訝，也有道理感到驚訝，但是日本的先生們仍然很驕傲他們在這裡所達成的成績，因為從前這裡尚住著出名的獵人頭族，而獵頭者是當地的原住民，被獵頭的人則是外來者！現在這些原住民只得改用微薄一些的禮物獻給神明了。中國的居民現在有了學校，必須學習閱讀與書寫。仍未完成的公路兩邊立著可憐而骯髒的磚造房屋，裡面住著窮人，看上去讓人覺得，他們在新的統治者手下過得實在不特別好。但是這塊土地非常肥沃；谷地的平原上大量地種植著稻米、茶、香蕉、樟腦，高聳的山景看上去十分壯觀，日本人說，上面有些地方仍是原始狀態。到了台北，總督的駐地，日人在此處設立了一間銀行，一家郵局，幾所學校、公園，甚至還有一所「大學」，但是這些都不引人久留觀賞。最漂亮的，是一座古老中國城門。也因此當我們去附近一座寺廟（神道教的神社）參觀時，令我倍感出乎意料。這是一座新建的、但是按照極為古老的傳統建成的設施，讓我第一次對於異教的寺廟有了一點概念，也第一次認識到甚麼叫做與自然的力量相和諧的「神聖樹林」。（《旅行日記》頁七十三至七十四）
日記中接著是洛維特對台灣神社詳細的描述，以及在這印象下所作的一些省思，頗有一些篇幅，此處無法全部錄寫，但對於這座台灣神社的研究而言，是一份有意思的史料。由於歷史的偶然，洛維特可能是西方重要哲學家中，唯一到過台灣的人。
洛維特在日本任教的時間是一九三六到一九四一年，這段難得的東方經歷，給了他許多近身觀察東方文明以及回頭省視與比較歐洲文化精神的機會。《洛維特全集》第二冊裡收錄了他一些與日本相關的思索，如《歐洲虛無主義》（1940）文末的〈後記：給日本讀者〉，對於日本吸收西方文明的方式提出了他的批判；《關於東方與西方之差異的幾個註記》（1960）總結了他對東西方精神的根本比較與掌握，分析極其深刻，可與本書中對德國文化精神的分析、對義大利人民族性的深入觀察互相參照。
以上所述主要是提供一些整理的訊息與背景，以幫助對作者與此書的理解。事實上洛維特此書或許不需要太多的介紹，當中許多事，他自己已經做了最好的說明。最後回到這本自傳的出版故事： 這本書原本是作者在日本流亡的最後一段日子裡（一九四一年一月），為了參加徵文活動爭取獎金、貼補移居美國所需的旅費，而在短時間內從自己的日記與蒐集的書信、文件裡整理寫出來的自傳文字。然而這份報告顯然太過哲學性，不合哈佛大學徵文單位的需求，因此沒有得獎。事後洛維特也無意出版。此後這份文稿便跟著洛維特夫婦的行李，從日本到美國（一九四一年三月），輾轉多處。戰後，一九五二年，經昔日同窗高達美的接洽，洛維特返回德國，在海德堡大學哲學系任教，一九六四年退休，一九七三年過世，這份稿子已經無人想起，直到遺孀艾妲整理稿件時才被重新發現，到一九八六年才終於出版。像時間膠囊一樣沈寂如此之久，卻在條件完全改變了的時代重新問世，也算是難得的奇書。書中所描述的人事物與角度，不是後人蒐集資料所能代作，甚至也不是原作者事過境遷之後所可能重寫。〈前言〉作者科塞勒可提到，哈佛徵文事件如今無人知曉，稿件也不知去處。不過隨著「流亡文學」研究的興起，德國曼茵茲（Mainz）大學教授蓋爾茲（Detlev Garz）於一九九四年在哈佛大學的檔案館裡重新發現了這批應徵稿件，所以現在知道當初共有二百七十份報告參加應徵，文章長度介於一百二十頁到三百頁的打字稿之間。當中也有些精彩的報告現在已經出版。
Prof. Ernst A. Schmidt 先生在本書翻譯過程中曾經提供譯者協助，解釋許多困難的地方，在此表示感謝。他六○年代在海德堡讀書時曾經上過洛維特的課，也認識洛維特夫人。據他轉述，洛維特講課都是把整篇演講完全寫出，上課時則一句一句地宣講，語調相當單調，課堂上學生並不特別多。當時的海德堡哲學系裡，是高達美比較熱門。洛維特夫婦沒有子嗣，也並不富有，晚年在海德堡過著很簡單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