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小小老百姓：陳伯達與「文革」(IV)

「文革」風雲叢書‧總序
「文革」史料整理綜述
體例說明

1967
陳伯達對紅衛兵負責人的講話（1967.10.1.）
陳伯達、戚本禹接見《人民日報》社工作人員的談話摘要（1967.10.7.）
陳伯達等審查交響樂《海港》時的指示（1967.10.9.）
中央首長接見北京部分中學教師代表座談紀要（1967.10.9.）
陳伯達、謝富治接見北京部分中學學生代表座談紀要（1967.10.10.）
中央首長接見天津「大聯籌」代表時的講話（1967.10.10.）
陳伯達、謝富治接見河北五個地區赴京彙報代表團的講話（1967.10.27.）
陳伯達對水產部的指示（1967.11.21.）
陳伯達接見天津赴京彙報代表團時的講話摘要（1967.11.22.）
中央首長接見北京工代會大學紅代會的講話（1967.11.23.）
中央首長接見煤礦工人座談會紀要（1967.11.23.）
陳伯達、謝富治視察草場地中學時談話（1967.11.28.）
本月
陳伯達在北京軍區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上的講話（1967.11.）
解學恭和南開大學衛東總部座談時傳達陳伯達的指示（1967.11.）
陳伯達、謝富治在清華大學附中的講話（1967.12.5.）
陳伯達關於貫徹執行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的指示（1967.12.7.）
陳伯達與南開大學師生的談話（1967.12.22.）

1968
陳伯達、姚文元與中央廣播事業局軍管小組和「廣聯總」的談話（1968.1.17.）
中央首長接見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湖南班全體同志的講話（1968.1.24.）
陳伯達、姚文元接見廣播事業局軍管小組和「廣聯總」的談話（1968.1.27.）
中央首長接見天津市革委會及駐京部隊文藝系統代表時的講話（1968.2.21.）
中央首長在聽取鐵路會議部分代表彙報時的指示（1968.3.9.）
周恩來、陳伯達、康生中央首長在接見軍隊幹部會議上的講話（1968.3.24.）
陳伯達、姚文元對廣播事業局軍管小組同志的談話（1968.3.27.）
本年
中央首長接見吉林省革委會群眾代表和軍隊代表時的講話（1968.）

1969
陳伯達在「九大」全體會議上的發言（1969.4.14.）
康生、陳伯達在中央直屬機關傳達「九大」大會上的講話（1969.5.23.）
中央首長對新疆兩派在京部分代表的指示（1968.7.20.）
中國共產黨九屆二中全會簡報：陳伯達在中國共產黨九屆二中全會華北組的發言（1970.8.24.）
中央首長對各省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成員的講話（1969.10.17.）

附錄
中共中央關於傳達陳伯達反黨問題的指示1970.11.16；中發［1970］62號
毛澤東在三十八軍檢舉陳伯達反黨罪行報告上的批語（1970.12.16.）
中共中央轉發「反黨分子陳伯達的罪行材料」（概要）（1971.1.26.）
中共中央關於擴大傳達反黨分子陳伯達問題的通知（概要）（1971.2.21.）
關於國民黨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務、修正主義分子陳伯達的反革命歷史罪行的審查報告（1972.7.1.）
中央專案組1972年7月1日中發［1972］25號文件
中共中央關於批發《關於國民黨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務、修正主義分子陳伯達的反革命歷史罪行的審查報告》的通知及附件材料1972.7.2；中發［1972］25號

陳伯達研究文獻
「文革」研究文獻
後記
 

「文革」風雲叢書‧總序

　　優秀的歷史學者都認為史料對於研究工作具有至關重要的價值。史學家傅斯年認為：「史學即是史料學。」史料固然並非史學的全部，而史學的學科起點必須建立在史料勘查、輯佚、校勘等整理工作的基礎之上。沒有史料積累的歷史學家，正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歷史學者沈志華介紹他的治學經驗道：「浩瀚的史料，其實很簡單，我覺得做研究能成功要竅門，第一，你得下工夫，誰也不比誰聰明到哪兒去，都差不多。……別的學問我不敢說，你說你搞哲學，你劃著船轉悠轉悠，回去就能想出點東西來。搞歷史的不行，搞歷史不是想出來的，是看出來的，你得看材料，看不到就不知道，怎麼可能想出來一件事呢？道理可以想出來，史實想不出來的，史實是看出來的。」從材料入手，強調實證，這是史學研究的鐵律。沈志華進一步強調核實原始材料的重要性，他說：「研究歷史需要看大量史料，不看就是蒙自己，如果沒有史料那就沒辦法了，至少我對這個事情的判斷是只要能看到的東西，我必定把它找來看，就是人家都寫了，你都不敢信，你都要找原件看看，做學問不下這點苦工夫，不可能做到有多好。」不但要高度重視史料，而且要做到廣泛搜求、竭澤而漁；即使有二手材料可用，也要親見原始資料才放心。

　　瑞典隆德大學「文革」史專家沈邁克（Michael Schoenhals）談治學體會時，也強調佔有史料的重要性，他介紹了「文革」研究的心得與經驗：「不管你準備去寫哪個題目、深入什麼課題，你腦子裡肯定不是『一張白紙』，而是由無數早已接觸到事實而形成的一些初步觀點和看法。為了對這些觀點和看法進行核對總和改進，從而寫一部不但對你自己能說明問題的，而且對你想像中的讀者（中國的也好，外國的也好）較有意義的歷史著作，你首先必須查閱汗牛充棟般的原始資料。這是我想強調的第一點：閱讀大量材料的重要性。」他在研究過程中最喜歡使用的中國出版物之一，就是研究資料中的「大事記」或「年譜」。他認為此類材料的信息量往往非常大。

　　文學史家錢理群對枯燥史料的研究傾注了個人的生命體驗，從中發現了一番別樣的滋味。他說：「史料本身是一個個活的生命存在在歷史上留下的印記。因此，所謂『輯佚』，就是對遺失的生命（文字的生命，及文字創造者的生命）的一種尋找與啟動，使其和今人相遇與對話；而文獻學所要處理的版本、目錄、校勘等整理工作的物件，實際上是歷史上的人的一種書寫活動與生命存在方式，以及一個時代的文化、文學生產與流通的體制與運作方式」，「無不包含著極其豐富的文化內涵與生命內容」。史料的確並非冰冷之物，研究者的生命體驗、問題意識以及所處時代的社會氛圍決定他會喚醒哪些相關的史料。向公眾開放史料，無異於復活一條條鮮活的生命。

　　本叢書的編撰思路借鑑了謝冕編撰「百年中國文學總系」，而他的思路則來自於《萬曆十五年》、《十九世紀文學主潮》的啟發，即通過一個人物、一個事件、一個時段的透視，來把握一個時代的整體精神，從而區別於傳統的歷史著作。根據這一啟發他提出了叢書編寫的三點原則：

　　一、「拼盤式」:即通過一個典型年代裡的若干個「散點」來把握一個時期的文學精神和基本特徵。比如一個作家、一部作品、一個作家群、一種思潮、一個現象、一個刊物等等。這說明叢書不是傳統的編年史式的文學史著作。二、「手風琴式」:寫一個「點」，並不意味著就事論事、就人論人，而是「伸縮自如」。「點」的來源及對後來的影響都可以涉及，強調重點年代，又不忽視與之相關的前後時期，從而使每部著作涉及的年代能夠相互照應、聯繫。三、「大文學」的概念:即主要以文學作為敘述對象，但同時鼓勵廣泛涉獵其他藝術形式，如歌曲、廣告、演出等等。

　　根據謝冕的上述宗旨，本叢書以「文革」歷史風雲作為對象，通過敏銳的問題意識，試圖梳理重要的人物、觀念、事件、運動、思潮等歷史脈絡；以深入的文獻考證，詳實的第一手資料編撰專題性的史料文集。

　　例如本叢書以人物為主的史料編撰，聚焦研究對象整體的生命歷程，全面展現重要問題的來龍去脈，勾勒人物跌宕複雜的人生軌跡。這種編撰方式，可以稱之為史料傳記，或人物史傳。歷史是人的歷史，人是歷史中的行動者，也是歷史的創造者。因此，研究歷史，從根本意義上而言也就是研究人；反之，研究人，是瞭解歷史的一條主導進路。研究人的歷史，首先需要掌握歷史的載體，即史料。通過對史料的整理、輯佚、考據、爬梳，進一步確立理解歷史的理論與方法，從而形成一種關於史料的闡釋經驗與學術傳統。以「文革」人物個案為對象的史料考察，是形成中國當代通史的前提，也是建構中國當代史料學的基礎。

　　本叢書希望凸顯五個方面的特點：第一，文獻性。希望達到奠基學術根基的目的，為「文革」研究建立紮實的史料基礎。第二，知識性。通過編者按、編者注等詮釋形式對一些史料解題，或者對細節進行補充說明。第三，故事性。每一本書都是一段歷史，一個故事，在編撰體例中試圖給讀者一種講故事的起承轉合的感覺。第四，問題式。本叢書的選題或者每一本書中的專題設計聚焦於特定對象，例如普遍有爭議的、有疑問的重要問題，產生了重大歷史影響的人物、事件、運動、思潮或者制度。總之，這些選題都應該具有學理思考的深度。第五，讀本式。每一本書從選題、內容與體例安排等等方面的設計，試圖將該選題的相關問題與知識進行整體掃描，一網打盡。不僅提供原始資料，而且還有研究文獻等，為讀者瞭解該選題提供一個學術地圖或者研究攻略。

　　本叢書的編撰方式所體現出的「史料學」，有待讀者做出回答，敬祈社會各界專家、朋友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