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造歷史」的人：從希羅多德到西蒙‧夏瑪，如何形塑我們的2500年(上下冊套書，不分冊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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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前奏／修道院外的修士
一、歷史的破曉／希羅多德還是修昔底德？
二、羅馬的榮光／從波利比烏斯到蘇埃托尼烏斯
三、歷史與神話／創造聖經
四、封閉過往／穆斯林的歷史觀
五、中世紀的編年史家／為民族創造歷史
六、無心插柳的史學家／馬基維利
七、莎士比亞／歷史的戲劇
八、佐佐與異教徒傀儡／伏爾泰與吉朋
九、宣告一門學科／從麥考萊到蘭克
十、很久很久以前／精通過往的小說家
十一、美國內訌／南北戰爭的不同版本

下冊
十二、鞋子、船隻與封蠟／年鑑學派
十三、紅色史學家／從馬克思到霍布斯邦
十四、局內人書寫的歷史／從凱撒到尤利西斯‧格蘭特
十五、編織歷史／邱吉爾與他的工廠
十六、重量級的對手／學院裡的戰爭
十七、受傷的史學家／約翰‧基根與他的軍事頭腦
十八、女性的歷史／從班昭到瑪莉‧畢爾德
十九、我們的故事由誰講述？／從喬治‧威廉斯到伊布拉‧肯迪
二十、虛假的歷史／述說真相與「愛國主義」的角力
二十一、初稿／記者與近期的過往
二十二、電視上的歷史／從艾倫‧泰勒到亨利‧路易斯‧蓋茨

後記
致謝
作者簡介
譯者簡介

 

序

　　首先介紹一些我個人的歷史。一九六○年九月，我進入唐塞德學校（Downside School）就讀，這所學校位於英國鄉間腹地，距離巴斯（Bath）這座古老城市約半個小時的車程。這所羅馬天主教男子學院受到唐塞德修道院直接控制，那間教堂所屬的本篤修士團體在四百年前創立於哈布斯堡尼德蘭（Habsburg Netherlands），後來因為法國大革命而遷移到英國。

　　我被分入一個有十二名學生的小組當中修習中世紀歷史，小組成員的年齡介於十三至十五歲之間（我當時十三歲）。我們的專題科目是亨利八世解散修道院，而這項主題的首要權威是大衛‧諾爾斯（David Knowles），他在當時是劍橋大學的中世紀史教授。他對那些入世的修士所抱持的觀點直截了當：「他們罪有應得。」直至我在唐塞德學校的學業即將完成之前，我才得知諾爾斯自己曾是那裡的修士，並且在二十年前左右於不太愉快的狀況下離開。我當時尚未成形的心智產生了一個念頭，心想他的判斷必定不免受到他身在修會裡的經歷影響。

　　出社會之後，我開始對其他作家心生好奇。他們同樣形塑了我們對於過往的認知，但他們的人生又如何形塑了他們的書寫？ 我閱讀約翰‧盧卡奇（John Lukacs），他提到「歷史」帶有雙重意義，因為「歷史」除了是過往之外，也是對於那個過往的描述，所以每一位歷史作者都是一名詮釋者、一面濾鏡，不免為歷史注入他們自己的觀點。

　　探討歷史的本質與史學家的書籍多不勝數，就算單純只就英文著作而言也是如此。但儘管這樣，這個領域還是有許多空間可讓人開闢自己的道路。和我想寫的這本書最近似的著作，是已故的約翰‧布羅（John Burrow）所寫的《歷史的歷史》（A History of Histories, 2009），他當初帶著精心挑選的三十七部文本閉關於自己的牛津書房裡，而寫出了這本權威性著作。如同他指出的：「除了最乏味的極少數之外，幾乎所有的史學家都帶有一些個人特有的缺陷：某種程度的共謀、理想化，以及認同；某種義憤填膺、矯正錯誤或者傳達訊息的衝動。他們最引人入勝的書寫，經常就是源自這些缺陷。」他接著檢視對於過往事件的描寫如何隨著政治、宗教、文化與愛國精神的影響而改變。不過，他聚焦於古代與中世紀歷史，而且主要的興趣是史學史（也就是對於歷史書寫的研究），而不是在於史學家本身：這就是我們兩人著眼點的不同之處。

　　吉朋記述羅馬帝國衰亡的著作，是最廣為人知的歷史著作，而他也寫了六冊極為不同的自傳，並且深深明白對於過往的陳述必然是形塑該項陳述的智力所造就的產物。在〈米底亞王國回憶錄〉（Mémoire sur la monarchie des Mèdes）這份沒有出版的手稿當中，他省思指出：

　　每一位書寫歷史的才智之士都會把自己的精神特性注入其中，也許是在自己沒有知覺的情況下。這麼一位才智之士筆下的人物雖然各有不同的熱情與處境，卻都似乎只有一種思考與感受的方式，也就是作者本身的思考與感受方式。

　　才智之士、書寫歷史的人、作者的思考與感受方式──這些詞句需要深入探究。這就是本書打算做的事情，把學者之間的較勁、資助者的要求、謀生的必要、身體殘疾、潮流變遷、文化壓力、宗教信仰、愛國意識、風流韻事、對於名望的渴求等等都納入考量。本書也企圖敘述世人對於何謂史學家的看法所出現的變化，同時解釋傑出的史學家為何會寫下他們那些版本的歷史。海德格據說曾以這麼一句話為一場研討會揭幕：「亞里斯多德出生、工作，然後死了。接下來，讓我們來探討他的思想吧。」在我看來，這樣的劃分並不合理。

　　我挑選的都是作品通過了時間考驗的作家：希羅多德與修昔底德、李維（Tito Livy）與塔西佗，乃至傅華薩（Jean Froissart）、吉朋、偉大的十九世紀史學家，一路直至今天。不過，我也在其中納入了邱吉爾──他雖然不是個傑出的史學家，卻是一位極為重要的參與紀錄者，不但深具說服力，著作也廣受閱讀。此外，我還納入了像是西蒙‧夏瑪（Simon Schama）與瑪莉‧畢爾德（Mary Beard）這樣的史學家：他們開始在電視上露面之後，名聲與影響力就成長到了一個不同的層級。

　　我採用的書名也許有些狂妄，可能要為「歷史」一詞加上括號才算是比較準確，因為歷史畢竟具有複雜的過去。我挑選人物的標準比較是基於「影響力」，而不是依據某種眾人一致認同的史學名人錄，因為令人吃驚的是，有許多為我們提供了我們所知的這些歷史的人士，都絕對不會自稱為史學家。如同黑人學者W. J. 摩西（W. J. Moses）在將近二十五年前所寫的：「歷史意識不是職業學者的獨立創作，也不專屬於他們所有。」我納入的人物包括聖經的寫作者、幾名小說家、一位劇作家（莎士比亞，因為我認為他比歷史界或文學界的任何作家都更加形塑了大多數人對於過往的觀點），還有佩皮斯（Samuel Pepys）這位日記作家。有些人可能會主張佩皮斯的個人沉思應該算是歷史的第一手來源，而不是歷史著作，但他的日記其實兩者都是，充分顯示了十七世紀下半葉的英國中產階級生活。日記也是一種祕密歷史，刻意保密不讓他人閱讀，以其中的悄聲言語挑戰掌權者的公開聲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最傑出的日記作家都是女性：義大利的伊莉絲‧奧里戈（Iris Origo）、荷蘭的安妮‧法蘭克、德國的烏蘇拉‧馮卡多夫（Ursula von Kardorff）。在那個時候的某些國家裡（例如澳洲），寫日記是一種可以受到軍法審判的罪行。一九四一年，在列寧格勒圍城戰展開之時，書寫日記被視為一種見證形式而受到鼓勵；後來，這類記錄卻遭到查禁，原因是日記可能會破壞日常英勇行為的集體敘事。

　　要記述全球各地從古到今的所有史學家，明顯可見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我雖然依據自己的興趣以及生活經驗而竭盡全力撰寫這本書，卻也和每一位過往書寫者一樣，不免受制於自己的主觀，還有所處的情境以及個人的經驗與時間。不過，針對我們是什麼人的敘事以及歷史該由誰書寫爭奪主導權，是所有文化當中都存在的現象，而我們對自己的歷史所懷有的理解也會影響我們的行為與認知。如同詹姆斯‧鮑德溫（James Baldwin）所寫的：

　　歷史不只單純指涉過往，甚至也不是主要指涉過往。相反的，歷史的巨大力量來自於我們把歷史攜帶於內在、我們的許多方面都在不知不覺間受到歷史的控制，而且歷史也的的確確存在於我們的一切所作所為當中。這種情形不可能改變，因為我們的參考架構、我們的身分認同，以及我們的夢想抱負全都脫離不了歷史。

　　幾年前，我在剛開始著手撰寫本書的時候，到麻州的阿默斯特學院（Amherst College）向一群歷史教授發表演說談論這項寫作計畫。演說結束後，一名拉丁美洲歷史教授走到臺前，先是客套了幾句，然後對我說：「你對你的主題採取橫向做法，我們這裡是採取縱向做法。你在阿默斯特一定沒辦法取得終身職。」我覺得這項幾何學不具說服力，但即便是我所嘗試的這項如此廣泛的探究，也可能會讓大學裡的史學家感到不悅。

　　我在一九六○年代中期就讀劍橋大學的時候，歷史系裡的老前輩是出生於德國的都鐸王朝專家傑佛瑞‧艾爾頓（G. R. Elton）。他在一九六七年出版了《歷史學的實 踐》（The Practice of History），主張只有「專業人士」撰寫的才是真正的歷史，而「業餘人士的招牌特色是缺乏直覺理解。……業餘人士傾向於認為過往或者部分的過往老舊過時；專業人士則是完全不可能有這樣的表現」。他接著指出：歸根究柢，專業人士運用的工具就是「由學問與才識控制的想像力，而這樣的想像力又為學問與才識賦予意義」。理察‧埃文斯爵士（Richard Evans）是二十世紀德國的傑出詮釋者，一直到不久之前都是劍橋大學的現代史欽定教授，而藉著與他的談話，我得知了艾爾頓的觀點至今仍然具有支配地位。在埃文斯眼中，任何傳記作家、回憶錄作家，或是懷著特定目標探究其主題的人士，都不算是真正的史學家。由於他們兩人都和威爾斯有地緣關係，可見威爾斯的歷史殿堂大概頗為寂寞冷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