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嚴法師學思歷程（大字版）

二、編輯和寫作

我從軍中退伍，正式拿到的退役令，是從一九六○年元月一日生效，而我再度出家披剃改裝的日期，則選在一九五九年農曆十二月初一日。因為我是因病而從軍中徵退，所以打算重回僧團之後，能好好休養身心。一方面藉以懺悔軍中十年來的恣意和放逸，同時抖落一身軍旅生涯的風塵，也希望鑽進東初老人所蒐集的佛教藏書堆中，飽餐一頓。

東初老人為了用文字達成宣揚佛法的目的，繼承太虛大師的遺志，鼓吹「人生佛教」的建立，所以從一九四九年五月，便集合了幾位志同道合的佛教青年，發行了一份月刊，就叫作《人生》，前後經過十多位主編的耕耘。當我投到東初老人座下之時，正好當時的《人生》主編提出了請辭的要求，我也就順理成章地，由該刊作者的身分，一變而成了它的主編。直到我往臺灣南部山中禁足為止，前後為它服務了兩年。

在這段時日之中，我的身體健康，始終沒有好過，經過氣虛無力、頭昏、氣悶、手軟、腳冷、食欲不振、腸胃失控。很多人說，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成道之前，就遇到種種的魔障，我這一點小毛小病算不了什麼！好在有一位前輩的長老，介紹了一位漢醫給我診斷之後，開了兩付藥膏，繼續服用了半年，身體才算從奄奄一息之中漸漸好轉過來。

但是，那一個階段，佛教界能夠為《人生》月刊提供稿件的不多，而且沒有稿酬，開發稿源相當困難，我真佩服前任的幾位主編，真是神通廣大，竟然能夠每月按期出版。因此我向東初老人請教箇中祕訣，他的回答是：「有什麼祕訣啊！沒有人寫自己動手。每天只要寫一篇，一個月就有三十篇了，然後，每篇都給它一個作者的筆名就成了。佛法那麼深廣，人間的問題是那麼地繁複，每天從所聽、所聞、所讀、所觸、所思之中，有寫不完的文章，大好的題材，俯拾即是！」

因此，我就向他請求供稿，他的回答更妙：「不會寫文章的人來編《人生》，我沒有辦法，只好寫嘍！如今你是很會寫作的人，而且我也老了，當然是你自己來寫。」

就這樣，從社論到編後記，我只好埋頭苦幹了。幸而，還有兩位長期供稿的居士，為我們的《人生》消化了若干的篇幅。他們的文章，雖然都是長篇大論，充滿了思想學問，也頗深入，但對於一般的讀者大概都略顯深澀。好在每期出版的數量不多，只有一千份上下，而且總有一、兩篇富有可讀性的文章。特別是偶爾由東初老人口述，而我筆錄成文的社論，經常是「擲地有聲」之作。

我為《人生》向各處邀稿、徵稿、求稿，佛教內外的幾家刊物也向我逼債，這使我除了為《人生》編校和撰稿，也得應酬外邊向我索稿的壓力，在健康狀況如此衰弱的情形下，實在感到寫文章是一樁大苦事。尤其，我編的這一份刊物，它的編輯部、發行部和財務部的辦公室，都在我的斗室裡。工作人員除了我還是我，常常為了版面的調整、新聞的穿插，乃至於一、兩個字的更正，必須親自從老北投火車站到萬華的一個矮小局促的印刷廠，跟排字工人打交道。雖然他們對我的態度都很好，可是每次出版，總要往印刷廠跑上五、六次，也就不是什麼好玩的事了。而據我所知，當時不管是佛教內或佛教外的文化界，大多數是在如此的情況下，把書刊一本本地出版了，送到讀者手上的。可見，文化工作的從業人員，應該具備如此的奉獻精神。

在那段時間裡，我也設法多讀一些大部頭的經論，利用編寫工作之餘，害病求醫之暇，讀完了一部八十卷的《華嚴經》、四十卷的《大般涅槃經》，一百卷的《大智度論》則只看了二十多卷，同時除了早晚課誦及禪坐之外，我還每天禮拜一炷香的「大悲懺」。使得病弱的身心安住在信、解、行的三個原則之中。

三、求戒的紀錄

一九六一年農曆八月，我在基隆八堵的海會寺，依道源能信長老（西元一九○○─一九八八年）座下，求受沙彌、比丘、菩薩的三壇護國千佛大戒。佛教稱受戒的道場為「懺悔堂」，我本希望在戒場之中，除了努力學習戒律之外，好好懺悔，多拜些佛。可是，進入戒場第一天，就被選為沙彌首，等於現在一般學校訓練班集訓之時的學員長，要為全體的新戒學員服務。

接著戒場的書記真華法師為了提拔我，很慈悲地向道源長老推薦我擔任《戒壇日記》的執筆工作。他們的理由是：1.我從小出家，本來就是和尚，來為新戒大眾服務，一定能夠得心應手，如理如法。2.我已經是個著書立說、擔任編輯的佛教界作家，應該要為這一次的傳戒大會留下寫實的紀錄，由我執筆寫《戒壇日記》，是最適當的人選。

如此一來，我就被擺布得團團轉，凡是課堂以及各種的活動，我都必須參加，而且先到後退，照顧全場，留心全程。早上要起得早，晚上要睡得遲，白天沒得休息。凡是課堂，我還不能像某些戒兄那樣偷閒打盹，否則不僅要受戒師的罵，還要挨戒兄大眾的怨。真如俗話所說「出風頭的椽子先爛」，十手所指，十目所視，暴露在大眾的眼光下，無所遁形。

不過，這兩個身分與職務，鍛鍊了我的體魄、信心，以及待人、處事的能力，同時，也讓我提高學習的要求。到受完戒為止，經過四十天的訓練，在一百多位同戒之中，獲得心得最多的，可能也是我。我把戒場的各項規則、活動的次第，不但記在腦中，也寫進了日記。把每一位戒師的開示，以及他們對於戒律內容的解釋，例如《毘尼日用切要》、《四分律比丘戒本》、《梵網經菩薩戒本》的內容，我都把它們扼要地記錄下來。到最後就完成了一冊將近十三萬字的《戒壇日記》，交給戒場「海會寺」印行出版了，供給在那場戒期之中的相關人員，做為永久的紀念和參考。直到現在，當我翻閱那本日記之時，還有歷歷如新的感覺。

臨出堂下山之前，我們的教授和尚白聖長老，知道我在戒期之中，備極辛勞，同時也未必能夠面面俱到，偶爾會引來一些指責和怨言，所以向大眾給我慰勉，而說了四句話：「受戒切莫當班頭，生活行動不自由，戒師罵來戒兄恨，含著眼淚向內流。」

長老能夠對我這樣的慈悲與愛護，當然相當感激，可是我對於戒場所見所聞，並不感到滿意，因為戒師們多半只知道照本宣科，古人怎麼說，他們也怎麼說，過去人怎麼做，他們也照著做，戒子們聽不懂的，他們可能也不懂，特別是戒律學中的名詞，往往是用梵文的音譯，在漢地的中國文化中，沒有那些東西，沒有發生過的事，的確無法用相當的中文來表達，再加上中國的古人，解釋戒律學中的種種問題，都用極為間接的文字來說的。現代人，如果缺少古來學者們那樣的學識基礎和文化背景，看起來還是不知所云。

在受戒場中，新戒都不會發問，戒師說什麼就聽什麼，遇到許多不懂和不通處，他們還以為應該就是這樣子的罷！我每每不便在課堂發問，而在課後請教戒師。倒是道源長老，不只一次地對大眾說：「戒律深奧難懂，所以律宗弘揚不易，希望諸位新戒菩薩發大弘願，親自去看律藏，加以研究發揚。」我當時發現，佛教的戒律，不管是出家戒或在家戒、聲聞戒或菩薩戒，不僅僅是在義理方面需要下大工夫做一番釐清，就是在對今日世界、現實社會的因應而言，也需要做大幅度的審視。否則，等於執死方而應變病。徒見重視戒律之名，而缺少淨化人心、淨化社會之實。這也是使我在受完戒之後，便去全力地背誦《四分律比丘戒本》以及《梵網經菩薩戒本》的原因。這也成了我不久之後去專攻律藏的動機，希望自己先懂，再讓人家去懂，先自己去用，再讓人家來用。（摘錄）

二、編輯和寫作

我從軍中退伍，正式拿到的退役令，是從一九六○年元月一日生效，而我再度出家披剃改裝的日期，則選在一九五九年農曆十二月初一日。因為我是因病而從軍中徵退，所以打算重回僧團之後，能好好休養身心。一方面藉以懺悔軍中十年來的恣意和放逸，同時抖落一身軍旅生涯的風塵，也希望鑽進東初老人所蒐集的佛教藏書堆中，飽餐一頓。

東初老人為了用文字達成宣揚佛法的目的，繼承太虛大師的遺志，鼓吹「人生佛教」的建立，所以從一九四九年五月，便集合了幾位志同道合的佛教青年，發行了一份月刊，就叫作《人生》，前後經過...

我是一個極平凡的佛教僧侶，出生於民國十九年（西元一九三○年）的冬天，那是江蘇省南通縣的農村，第二年的長江大水災，使我家被沖洗得一乾二淨，成為赤貧，隨著家族播遷到了長江的南岸。

我自幼瘦弱多病，九歲始入學，十三歲便失學，十四歲上山出家做和尚。我的基礎教育僅受完初小四年級，一般青少年的中學、大學時，我正在忙著做小沙彌，應赴經懺，從軍報國，但我從小便知道知識可貴，學問崇高，我會利用任何機會自修，讀到了許多書。並且以同等學歷及著作成果，考進日本東京立正大學，以六年時間，攻畢文學碩士和文學博士的學位。

從知道佛經本是用來淨化人心、淨化社會的知識及方法開始，即慨嘆著說：「佛教的道理是那麼好，可惜知道的人是那麼少，誤解的人又那麼多。」一般人，不是把佛教世俗化，便是把佛教神鬼化，最好的，也僅把佛教學術化，其實，佛教是淨化人間的一種以智慧與慈悲為內容的宗教。

因此，我便發願，要用現代人的語言和觀點，介紹被大家遺忘了的佛教真義，讓我們重溫釋迦牟尼遊化人間時代的濟世本懷。就這樣，我便勤讀世間群書，尤其專攻佛典，不斷地讀書，也不斷地寫作。

我從少年時代開始作文投稿，從文藝性的到理論性的，從宗教的到神學的，從一般知識的通俗文章到專題研究的學術論文。寫了將近五十年，已出版的單行本包括中文、日文、英文的，達到四十種以上。分別在臺灣、東京、紐約、倫敦等地的書局發行，同時也有數種被譯成了義大利文、捷克文、越南文，分別在當地印行。

佛教是一種重視身體力行的宗教，由協助個人心志的堅定與安定，做到身心平衡，提昇自我，消融自我，以關懷他人，淨化社會。所以我個人讀書寫作的宗旨，是在理論觀念及實踐方法的疏通及指導。因此重視戒行的提倡、禪修的教學、知解的釐清，我的一般性的著作，大致都在這個原則下進行。我本人也被推著走向戒、定、慧三學並重的道路，故也不被局限於一般人所以為的「律師」、「禪師」、「法師」的範圍，而我自己，則恆以「法師」的身分自處，因為以佛法為師的意思最好。

由於佛教的內涵，既高明，又廣大，不論從任何一種學問的角度，來對佛教加以研究探討，都可發現佛教乃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大寶藏。為了提高佛教徒的教育水準及學術地位，所以我自己必須從事佛教教育事業及佛教的學術研究。先後擔任臺灣中國文化大學、東吳大學的教授，並應邀為國立政治大學等博士班為論文指導。也創立了由教育部立案的「中華佛學研究所」，成就專門研究佛教的學術及教育人才。同時於一九九○年起，每隔二至三年主辦一次「中華國際佛學會議」，以「傳統佛教與現代社會」為永久主題，集合世界佛教學者之菁英，就各種專門領域的論文，探討問題，以期達成古為今用的目的。

也正因召開國際佛學會議的機緣，使我認識了執教於美國天普大學的名教授傅偉勳博士，他和他的美籍女友華珊嘉（Sandra Wawrytko）教授，不僅出席了我們的兩次國際會議，同時也給了我許多的建議，尤其兩次會議之後，均由他們兩位協助，分別將會中全部論稿，編輯成中、英兩種版本，向臺北的東大及紐約的綠林（Greenwood Press）兩大出版公司推薦出版，廣受世界學術界的重視。

如今，傅公偉勳博士，因受臺北正中書局主編鍾惠民女士之託，主持本叢書《當代學人學思歷程》的邀稿，我也何其有幸，被傅公選中，代表佛教界，也代表宗教界的學人身分，參與供稿，實在是我生平中的一項殊榮。由於工作繁忙，寄稿時未及寫序，今將清校出版，應編者之囑，故於訪問中國大陸之後，途經香港，轉往美國之際，謹補一序。

聖嚴
一九九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自序於香港麗奧飯店

我是一個極平凡的佛教僧侶，出生於民國十九年（西元一九三○年）的冬天，那是江蘇省南通縣的農村，第二年的長江大水災，使我家被沖洗得一乾二淨，成為赤貧，隨著家族播遷到了長江的南岸。

我自幼瘦弱多病，九歲始入學，十三歲便失學，十四歲上山出家做和尚。我的基礎教育僅受完初小四年級，一般青少年的中學、大學時，我正在忙著做小沙彌，應赴經懺，從軍報國，但我從小便知道知識可貴，學問崇高，我會利用任何機會自修，讀到了許多書。並且以同等學歷及著作成果，考進日本東京立正大學，以六年時間，攻畢文學碩士和文學博士的學位。
...

自序

童年和少年
一、無憂的童年
二、無憾的少年

軍中的歲月
一、我還是和尚
二、從戎不投筆
三、學佛與佛學

出家與回家
一、我真的出了家
二、編輯和寫作
三、求戒的紀錄

戒律與阿含
一、戒律學並不難
二、適合時代的戒律
三、《阿含經》是佛法的基礎

宗教與歷史
一、宗教戰爭
二、我寫基督教
三、宗教比較
四、世界佛教通史

留學生涯
一、趕上了留學風潮
二、初到東京
三、碩士論文

日本佛教的面面觀
一、佛教的宗教活動
二、不務正業的寫作目的
三、日本佛教的學術會議

我的博士論文
一、學術與信仰
二、資料蒐集的困難
三、撰寫論文的發現

東方和西方
一、完成了博士論文
二、我成了海外學人
三、現實讓我改了行
四、禪師．學者．教育家

遊歷和寫作
一、雪地留腳印
二、闊別三十九年的故鄉
三、我的西遊記
四、我是開鑛工人

站在路口看街景
一、沒有目標的目標
二、我的身分只有一個
三、我的中心思想

附錄 拿到博士的那一天

自序

童年和少年
一、無憂的童年
二、無憾的少年

軍中的歲月
一、我還是和尚
二、從戎不投筆
三、學佛與佛學

出家與回家
一、我真的出了家
二、編輯和寫作
三、求戒的紀錄

戒律與阿含
一、戒律學並不難
二、適合時代的戒律
三、《阿含經》是佛法的基礎

宗教與歷史
一、宗教戰爭
二、我寫基督教
三、宗教比較
四、世界佛教通史

留學生涯
一、趕上了留學風潮
二、初到東京
三、碩士論文

日本佛教的面面觀
一、佛教的宗教活動
二、不務正業的寫作目的
三、日本佛教的學術會議

我的博士論文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