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朝鲜痛史」中文著述集解(卷一)

寫在書前／錢文忠
序／編著者

《朝鮮亡國史》／李芝圃
《英雄淚》／雞林冷血生
《朝鮮痛史──亡國影》／倪軼池、莊病骸
《三韓亡國史演義》／盧天牧

 

序

【寫在書前】／錢文忠

　　一個週二的清晨，我照例到復旦大學上課，也照例與孫科志教授會面，照例沉靜的科志兄慢條斯理地，將一疊厚厚的書稿放在了我的面前：即將付梓的《近代「朝鮮痛史」中文著述集解》。而這，既在我意中，又在我意外。

　　說意中，是因為我非常瞭解，科志兄是一位純粹的學者，韓國史、中韓關係史基本就是他生活的全部。他在與我喝茶、聊天的時候，無時無刻不帶著所關心的學術問題，隨時隨刻會把話題牽回到所關注的學術領域。我的研習範圍之一是中外關係史，只要遇到和朝鮮半島相關的問題，我首先想到的，必定是請教科志兄，每一次都是小叩大鳴，使我獲益良多。在這個領域，科志兄真是我的益友良師。這絕不是誇大其詞虛語客套，我在這方面的知識，絕大部分正是蒙科志兄指導、拜科志兄所賜。我深知，他打算研究的每一個課題，都會在不久以後化身成精彩的論著。近來，朝鮮亡國史一直是科志兄究心致力的課題，那麼，這部書自然也就在我的意料和期待之中了。

　　然而，更多的還是意外。科志兄這部書的編撰時間之快、發掘之深、網羅之廣，都令我驚歎。每一個人，只要略加瀏覽，就會感受到這部書背後的海量閱讀、細緻梳理、嚴格選擇。我想，完全可以說，這樣的一部書何止是史料選編，它正是相關學術領域的最重要基礎，同時也是科志兄扎實學術功底、深厚學術功力的最直觀體現。這是一項重要的學術貢獻，是朝鮮亡國史研究的舊礎石、新起點。這絕非我的阿好之言，讀者自有公論。

　　其實，沉靜的科志兄不斷有石破天驚的創獲。舉其近者，他對義士安重根家人在上海的葬地的考實，就在韓國引起了廣泛關注，甚至可以說是轟動。我們這一代人，大概都讀過題為「安重根擊斃伊藤博文」的課文。曾幾何時，這位義士的英名即便在中國，也近乎家喻戶曉。不過，又有幾人瞭解義士和家人的身後之事呢？又有幾人知曉義士和中國上海的特殊因緣呢？時至今日，則更不可論矣。

　　呈現在讀者諸君面前的這部書，毫無疑問，是一項重要的學術成果，是科志兄對韓國史、中韓關係史的重要貢獻。而它，對於中國的讀者，也自有重大的價值和意義。科志兄說：「對於近代中國人來說，朝鮮亡國具有著獨特的認識意義。明清時期的朝鮮不僅作為宗藩屬國而為中國人所知，還以『小中華』的文化姿態受到中國人的矚目。自19世紀中葉以後，朝鮮逐漸脫離宗藩體系下的傳統政治與文化聯繫，但與此同時，作為弱小民族而逐漸被侵略、被殖民的相似命運又在中朝之間建立起另一種的『共情』。因此，近代中國人特別是知識份子，不能不對朝鮮的亡國加以認真的觀察與反思。從清末一直到1940年代，『朝鮮亡國史』的書寫在中國蔚為潮流，就是近代中國人關注朝鮮命運、批判世界秩序、思考民族前途的表現。」

　　科志兄在此標舉出的「共情」，是有深刻的歷史和現實意蘊的。

　　作為改革開放後第一位在韓國頂尖名校高麗大學，以連韓國學者也讚歎不已的極短時間和優異成績獲得博士學位的科志兄，自入學術領域起，就備受韓國學界重視。前不久，我在上海有幸見到韓國當代著名學者，江南大學校中文系教授、仁山東方文化研究所所長、中央圖書館館長閔丙三博士，他就是從科志兄還在韓國留學時起，就對科志兄予以持續關注的。閔教授在提及科志兄時，就親口對我講：「他是中國研究朝鮮亡國史的第一人」。為好友得到韓國學者的如此高的評價，我當然歡喜不已。

　　撰寫此文時，我正在日本拜訪師友，訪學請益。連日來與此間學人晤談餐敘，無論是因為歷史原因，還是出於現實關懷，中、日、韓三國的關係，都是我們的主要話題之一。我介紹了科志兄的學術成果，非常高興地發現，他們對科志兄的學術研究早已甚為瞭解，基本不須辭費了。

　　科志兄念及平日相與論學之誼，命我寫「序」，這是我萬萬不敢的。我對本書所涉及的領域，只有學習之願望，絕無置喙之資格。然而，與科志兄的友誼，是我極為珍視的畢生財富。於是，我不揣冒昧，寫下這篇題為「寫在書前」的文字，既為祝賀科志兄新書問世，也為紀念我們的友情。即便如此，「佛頭著糞」之譏，恐怕也還是我逃避不了的了。
　　朝鮮半島是近代東亞國際關係的一個核心關節點。歷史上，朝鮮半島政權曾長期受到中國的較大影響，但自19世紀中葉以來，隨著西方列強勢力的東漸和日本逐步走上對外擴張的道路，朝鮮半島成為東西方各種力量碰撞的焦點，朝鮮王朝的滅亡也成為近代東亞乃至世界歷史上的一個重要事件。

　　1910年，日本強迫當時的大韓帝國政府簽署《日韓併合條約》，成為朝鮮獨立政權滅亡的標誌，也是長達36年的日本殖民統治的正式開端。不過，朝鮮王朝的滅亡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早從1870年代開始，日本就通過各種途徑特別是簽訂不平等條約的方式，不斷在朝鮮半島擴張勢力，如1876年《江華島條約》確立了日本在朝鮮的領事裁判權，1882年《濟物浦條約》承認了日本在朝鮮的駐軍權，1905年《乙巳保護條約》將朝鮮變為其「保護國」，等等。1910年的「日韓併合」只是這一系列殖民侵略活動的最終結果。

　　另一方面，作為歷史過程的朝鮮「亡國」，並沒有隨著1910年《日韓併合條約》的簽訂而立即宣告完結，相反，它在整個20世紀前半葉都持續地影響著東亞乃至世界的局勢。在實際政治層面，朝鮮民族的獨立運動始終沒有停息，不僅半島本土在1919年爆發了大規模的「三‧一運動」，在海外特別是中國各地的朝鮮獨立運動家更是長期堅持抗爭。而在政治思想的層面，朝鮮的「亡國」受到當時人特別是與朝鮮關係密切的中國人的持續關注，成為他們認識、反思與批判近代世界體系與國際秩序的重要切入點。可以說，朝鮮雖然「亡國」了，但它並沒從近代世界上真正消失。

　　對於近代中國人來說，朝鮮亡國具有著獨特的認識意義。明清時期的朝鮮不僅作為宗藩屬國而為中國人所知，還以「小中華」的文化姿態受到中國人的矚目。自19世紀中葉以後，朝鮮逐漸脫離宗藩體系下的傳統政治與文化聯繫，但與此同時，作為弱小民族而逐漸被侵略、被殖民的相似命運又在中朝之間建立起另一種的「共情」。因此，近代中國人特別是知識份子，不能不對朝鮮的亡國加以認真的觀察與反思。從清末一直到1940年代，「朝鮮亡國史」的書寫在中國蔚為潮流，就是近代中國人關注朝鮮命運、批判世界秩序、思考民族前途的表現。

　　從20世紀初到抗日戰爭結束，中國出現了大量有關世界各地被侵略、被殖民國家的亡國史，先後形成了數次亡國史的「編譯熱」，其中尤以朝鮮亡國史的數量最多。所謂「亡國史」，就是以近代弱小國家被列強瓜分、滅亡的過程為主要敘述對象的歷史。「朝鮮亡國史」就是以朝鮮王朝的覆亡為主線，以1910年的「日韓併合」為標誌性節點，敘述其趨向滅亡的過程，分析其滅亡的原因和亡國後的民族「後果」。換言之，是把朝鮮王朝的「亡國」當作核心對象加以闡述、剖析的歷史書寫。

　　這裡所謂的「亡國史」是廣義的，並不限於嚴肅的史學論著。實際上，朝鮮亡國史的體裁、內容、形式相當多樣，有較為嚴肅的史學專書，有報章刊載的短篇散文，還有一些作品以小說、劇本等通俗「演史」形式出現。這些「非史學」的亡國史也具有重要的價值。清末民初，近代人文社會科學的學科規範還不明顯，許多史學書寫如梁啟超的《朝鮮亡國史》，原本就是介於研究與政論之間，邊界並不清晰。另一方面，以小說、戲劇等體裁形式，融入國家、民族等近代觀念，來「演說」近代世界的歷史，在當時被認為是「新小說」、「新戲劇」，具有改造社會觀念的重要價值。回到清末民國的現場，作為一種社會文化潮流的朝鮮亡國史書寫，是由一批知識份子在政治、商業與文化等各種因素的共同推動下，批量地生產特定類型的文本，從而影響、改造社會大眾觀念的過程。它們的歷史意義不僅僅是學術的，更是社會的。因此，本書收錄的朝鮮亡國史重在突顯「亡國」主題，而篇幅、體裁等則相當多樣。

　　1870年以後，隨著中朝宗藩關係出現危機和朝鮮國權的逐步喪失，有關朝鮮亡國的評論開始出現於中國報章之上。在1890年代以前，基於中國作為宗主國的定位，輿論普遍認為中國應當而且有能力更加積極地介入、「庇護」朝鮮並指導朝鮮的內外革新。1890年代以後特別是甲午戰爭之後，隨著朝鮮內部脫離宗主國的傾向日益強化，中國輿論通過比較宗藩關係與近代「保護」關係的不同，普遍轉向認為朝鮮因日俄「保護」而滅國的看法。但這一時期的朝鮮半島畢竟還存在著自成一體的政權，此時有關亡國的議論還只能說是一種預言。

　　1910年「日韓併合」之後，中國的知識份子談論朝鮮亡國的方式發生了變化，從國之將亡的預言、評論轉變為以朝鮮亡國的「殷鑒」，為近代中朝兩國的救亡、獨立運動提供歷史的經驗教訓。過去報刊時評式的短文無法滿足這一需求，於是在1910年代便出現了大量詳細論述朝鮮亡國過程、原因、後果的專門書籍。參與編纂這類圖書的除少數外國人外，主要是兩類人：有留日背景的政治人物與活躍於上海的通俗小說作家。相應地，這些書籍也主要是以政論式、演義式的筆法寫就的。據統計1910-1945年間出版的朝鮮亡國史書，可查見的不下二十餘種。這些圖書大部分多次再版、翻版，代表性的如殷汝驪主編之《亡國鑒》總計再版至少十九版，可見其發行數量之大，銷售時間之長，也可見其在當時社會產生的巨大影響。

　　除單行本著作之外，1910年之後的報紙、雜誌上也陸續刊登有關朝鮮亡國的各類短文（包括詩詞）。在清朝晚期，中國的近代報刊就對朝鮮事務表現出濃厚的興趣。進入20世紀特別是民國成立之後，新聞出版產業發展迅速，各種報紙、雜誌在全國各地特別是上海大量湧現。這些報刊對朝鮮半島的報導廣泛，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有關朝鮮亡國的內容也佔據了不小的比重，其中有一些還具有相當深入的分析，例如1922年向達在《史地學報》上發表的〈朝鮮亡國之原因及其能否復興之推測〉，就是一篇具有深度的學術研究論文。相當一部分發表於報刊上的朝鮮亡國史論述後來都轉為了單行本出版，例如梁啟超的〈朝鮮亡國史略〉、〈朝鮮滅亡之原因〉、〈日本吞併朝鮮記〉等篇，就都是先在報紙上發表，後來又收入專書的。

　　有感於朝鮮亡國而作的詩詞，是多數只見於報刊之上的獨特材料。這些詩詞一般並沒有具體的史事記載，即使提到也相當簡單，因此它們的價值主要不在於「史」的敘述，而在於情感的傳遞。相比於理性的分析文字，詩詞更能夠表現當時中國人面對朝鮮亡國時的感性體驗，在這一點上詩詞材料的價值是無可替代的。在報刊所載的材料中，另一類有特別價值的是演講詞和劇本。在受教育水準相對較低、廣播等近代媒體尚不發達的時代，演講、演劇是最直接、有效的對眾宣傳形式。從1920年代前後起，以朝鮮亡國為主題的演講、演劇活動就在中國各地廣泛興起，從菜市場、公園、學校等公共場所到市民大會、遊行示威、國恥紀念會等各類集會，都能看到這類活動的影子。可惜的是，這些演講、演劇的具體情況絕大部分已經無從考察，只有極少數量的演講詞、劇本在當時的報刊上發表並保留至今，成為珍貴的歷史材料，使我們多少能夠一窺當時的中國知識人以及在華的朝鮮愛國志士向民眾「講述」朝鮮亡國史的努力。

　　上述諸種朝鮮亡國史著述，內容豐富，體裁形式多樣，是研究近代中韓關係史、東亞史、思想文化史等的重要史料。編著者早在十多年前就開始收集、研讀近代朝鮮亡國史的中文著述，在2009年還曾與韓國學者討論在日本吞併朝鮮半島100周年之際將這些著述和解題結集出版，然而卻沒有得到任何回應。此後由於各種原因，將這些中文著述結集出版之事就這樣拖延了下來。2019年是韓國三一運動和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建立100周年，中韓兩國學界舉辦了各種紀念活動，韓國社會各界也通過各種方式宣傳日本殖民統治時期韓國人民為了恢復國家獨立和民族自由所展開的抗爭。在這樣的氛圍下，編著、整理《近代「朝鮮痛史」中文著述集解》也有其特殊的意義。

　　這次結集出版的《近代「朝鮮痛史」中文著述集解》所收錄的晚清民國時期的朝鮮亡國史中文著述中，既包括了單行本的著作，也包含了單篇的文獻，而這些單篇文獻則又包括了史述、學術論文、史評、劇本、小說、演講詞、詩歌等多種體裁。這些朝鮮亡國史著述雖均以中文呈現，但其著述者既有中國知識人，也有朝鮮的愛國志士，甚至還有西方國家的人士，如《日本滅亡高麗慘史》的著者就是出生於加拿大、長期在英國活動的麥根斯（Frederick Arthur Mackenzie），故而反映了多元的朝鮮亡國史認識。對於這些朝鮮亡國史中文著述，中韓學界也曾有論及，不過在這些論述中，在論及相關著述的著者、出版或發行情況時存在不少錯誤和疏漏之處。有鑑於此，編著者在整理這些朝鮮亡國史中文著述的過程中，對於這些著述的著者、出版或發表及流傳情況做了較為縝密的考證，糾正了前人利用這些文獻時存在的錯誤和疏漏。同時編著者在考證工作的基礎上，對這些著述的撰寫動機及著述內容做了基於歷史事實的闡釋。希望編著者的這些努力能夠對各位學人利用這些文獻提供一些幫助。

　　《近代「朝鮮痛史」中文著述集解》的編著和出版得到了復旦大學歷史學系世界史教研室各位老師的大力支持，對他們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謝。在編著的過程中，編著者利用每週課堂前的有限時間，與我系著名學者錢文忠教授討論一些相關問題，錢教授淵博的知識、縝密的思維給了編著者不少的啟發。錢教授還應編著者的請求為這部書寫了一篇文字，向錢文忠教授表示感謝。滬上著名書畫家、篆刻家徐谷甫先生慨然為此書題寫書名，令編著者感動不已。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研究生張培在炎熱的暑期幫助校對部分書稿，向她表示感謝。此書的出版得到了秀威出版社的大力支持，特別是此書的責任編輯鄭伊庭先生為此書的出版付出巨大的努力，藉此機會向其表示衷心感謝。

　　由於編著者學識和水準有限，書中錯誤在所難免，請各位同仁和讀者諸君給予批評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