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北大之精神」
蔡元培任北大校長,推行的是「思想自由」與「相容並包」的辦學方針,這一點在他於一九一九年三月發表的〈致《公言報》函並答林琴南函〉中,有著比較完整的論述。這年三月十九日,《公言報》發表了〈請看北京學界思潮變遷之近狀〉一文,以及近代著名翻譯家、古文學家林紓(字琴南)致蔡元培的一封信。針對文章和林紓信中有對北大「絕對的菲棄舊道德,毀斥倫常,詆排孔、孟」和「主張廢國語而以法蘭西文字為國語之議」的批評,蔡元培在答覆中作了駁斥。同時,也闡述了他對大學理念的理解:「(一)對於學說,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相容並包主義,與公所提出之『圓通廣大』四字,頗不相背也。無論為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運命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二)對於教員,以學詣為主。在校講授,以無背於第一種之主張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動,悉聽自由,本校從不過問,亦不能代負責任。例如復辟主義,民國所排斥也,本校教員中,有拖長辮而持復辟論者,以其所授為英國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籌安會之發起人,清議所指為罪人者也,本校教員中有其人,以其所授為古代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嫖、賭、娶妾等事,本校進德會所戒也,教員中間有喜作側豔之詩詞,以納妾、狎妓為韻事,以賭為消遣者,苟其功課不荒,並不誘學生而與之墮落,則姑聽之。夫人才至為難得,若求全責備,則學校殆難成立。且公私之間,自有天然界限。……然則革新一派,即偶有過激之論,苟於校課無涉,亦何必強以其責任歸之於學校耶?」由此可以看出,蔡元培對北大精神的理解,其主要內容是「思想自由」與「相容並包」,對於教員以學問為主,而不問其政治主張與個人道德如何。
蔣夢麟代理北大校長後,對學術自由也極為推崇。早在一九一八年四月發表的〈建設新國家之教育觀念〉中,他就指出大學是為研究高深學問而設,「故當以思想自由為標準。」不僅如此,他還將學術自由與社會的進化聯繫起來,認為一個國家的精神應該以學術為寄託,學術是社會進化的基礎。「學術者,一國精神之所寄。學術衰,則精神怠,精神怠,則文明進步失主動力矣。故學術者,社會進化之基礎也。」而「文明之進步,賴自動的領導,賴高等教育之思想及言論自由以養成之」。因此,中國的高等教育也應講求學術自由。「吾國高等教育,近方萌芽,欲求將來學問之發達,亦非保其學問自由不可。」晚年的蔣夢麟在提及他在北大的歲月時,仍舊認為:「著者大半光陰,在北京大學度過,在職之年,但知謹守蔡校長餘緒,把學術自由的風氣,維持不墮。」由此可見,這一期間的蔣夢麟正是本著學術自由的原則,大力發展學術事業,並闡述了他對由蔡元培發端的北大精神的理解,以及對他所理解的北大精神的進一步的發揚與光大。
自新教育運動開展以來,蔣夢麟就認為傳統的教育思想已不適合社會發展的需要,因此必須對其進行徹底的改革。一九二○年四月,蔣夢麟應邀在浙江第二師範作關於根本改革教育思想的主題演講。在他看來,當時中國最重要的問題是教育問題,雖然傳統中國一直有重視教育的傳統,但由於一是接受教育的人數太少,「假使我國人民有五分之一入學的,那末當有八千萬。現在小學生不過三百萬,只有百分之四;還有百分之九十六,都不受教育。那末哪裡還可以像如意油、萬應消散丸的消滅百病?」二是根本思想方面存在錯誤,一種是「錯認學生為中國的主人翁」,如傳統的「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和「以天下為己任」的思想,其次是因為愛國和救國的緣故來辦教育的思想,以及一味模仿他國等原因,導致過去的教育「還是不應,不如意,百病不消散」。因此,他建議要根本改革過去的教育思想,而其目標是使受教育的對象成為一個活潑潑的、能自動的人,做一個有能力去改良社會的人,有生產能力的人。
那麼如何使受教育的物件達到上述的教育目標呢?蔣夢麟認為應以提高學術為鵠的。還在代理北大校長之前,他就比較了傳統中國學術的缺點和西方學術的長處,以及改進傳統學術的途徑,並對此做過一番論述。他指出:「今以吾國之學術而論,一曰無系統,周秦之學術,最有系統者墨家也。而儒家最有系統之書,為《大學》。此宋儒之所以自《禮記》中分出,以獨立為一書。宋儒求知識之方法,所謂致知格物者,均自此出。然與希臘諸賢之書相較,其系統之完密,則吾國遠不如也。近世西洋學術之發達,科學之精密,皆導源於希臘學術之系統。蓋學術之系統完密,而後知識得精確。……二曰太重應用。夫學術太重應用,則惟適合於社會之現況而止,不能再求真理,因是而國民乏進步之思想矣。……蓋西人之愛物,以有趣味為前提;吾國人之愛物,以有用為前提也。三曰太重古文字。專重古文字,則解者必少;解之者少,則知識不能普及;此為社會進化之障礙。」而要改進上述缺陷,他提出:「第一當講論理學科學之方法,蓋此二者,學術系統之基礎也。第二提倡精神上之興趣。夫應用二字,當以物質的或社會的用處為限。若夫精神上之興趣,則以求得新理為愉快。新理愈多,則社會愈進化;而後始得言永久之應用。……第三革新文學。」因此,「當設種種方法,獎勵學術,為全國倡。人民亦當結社研究,激發一般社會尊重學術之精神。學術興,則中國之精神必蓬勃蒸發,日進無疆。」
提倡學術自由,蔣夢麟認為就得培養一個良好的「學風」。什麼是「學風」呢?他認為:「一個學校裡,教員學生,共同抱一種信仰,大家都向那所信仰的方面走,前清時代,這個『學風』就是歐化。一個學校裡,能多請幾位外國人,或多請幾位洋文優長的教員,多造幾座洋房,大家就高興的了不得。自民國六、七年間至九年,大家所抱定的信仰,就是『文化運動』。那個時候講起『文化運動』,大家都抱無窮的希望。現在又漸漸兒消滅了。哪裡還能以『文化運動』四個字來喚起精神?究竟我們共同的精神在哪裡?這個問題,實在無人能做一個正確的答覆。」蔣夢麟想到的一個辦法就是「提高學術」,然而這個方法實行起來也不容易,「一來是提高學術,不是短促時期內所能辦得到的。二來是不能馬上用來出風頭。三來是要在圖書館、實驗室裡用苦功,哪裡能耐煩呢!」因此,他強調必須以提高學術,來養成一個學術化的學風。
在代理北大校長期間,蔣夢麟即積極投入到把北大建設成為全國最高學術中心的各項建設事業當中,以此來實現他一以貫之的「學術救國」、「教育救國」的理想,並把他對中西文化的理解注入到北大的發展之中。多年的留學經歷,使蔣夢麟認識到西方文化的優勢和西方社會發展的動力。因此,他主張直接向西方學習,這也使得他在文化觀上主張文化的交流與融合。
蔣夢麟曾分析過中國文化能一直發展的原因,以及在新的形勢下如何繼續發展的可能。他認為:「中國文化作為少數古文化之一,至今還巍然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除了其自身的生長、發展外,還與它能夠不斷吸收新的文化與適應新的環境有重大關係。」在他看來,中國文化自形成以來,來源就很複雜,決不是從單純的一條直線發展而來。不僅上古中國的思想來源不簡單,而且「現代中國的思想,包含成分甚多,故不但與漢代的思想不同,而與宋代的亦異。宋與漢的不同,其要素在佛教。今日與漢宋思想的不同,其要素在科學」。他指出一個文化如果能不斷吸收外來的文化,就可以保持強大的生命力。因為「文化是個有生命的有機體,它會生長,會發展;也會衰老,會死亡。文化,如果能夠不斷吸收新的養分,經常保持新陳代謝的作用,則古舊的文化,可以更新,即使衰老,也還可以復興」,所以「世界上沒有任何文化能夠不隨時吸收外國因素而可維繫不墜」。「歷史告訴我們,客人來了相當時期,會成為主人的」,而「舊時綜合的文化,吸收新來的文化就會進一步的發展」。因此,蔣夢麟相信文化的交流與融合是一個文化保持旺盛的重要原因,而為了尋求國家的富強之道,中國就應該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和工業革命的精神,但為了避免西化的副作用,還需維持中國原有的舊的道德體系。這也就是他為什麼提倡北大應輸入西方文化,注重自然科學,同時也要整理國故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