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在社區得到復健與支持，精神病患也能安居樂業。當生活過得好，生病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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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序
我是在2000年進入美國威斯康辛州立大學麥迪遜分校攻讀博士學位時，才踏進精神衛生領域。在此之前，我對台灣精神衛生的發展並沒有深刻認識。在美國就學、工作十多年來，我專注於社區精神復健與精神復元相關議題的研究。
這條學術路徑讓我「習慣」於輕易就近觀察到精神病患在社區中生活、接受復健服務的狀況。基於這樣的經驗，當我2015年回到台灣時，對於在社區中幾乎不見這樣的場景，感到十分錯愕。作為一位研究學者，面對這個現實，第一時間我打心底油然而生的是惶恐：我的學術發展豈不是要斷了線？
帶著「人都到哪裡去了？」的疑惑，我開始走訪精神醫療單位與民間團體、閱讀資料與文獻、與第一線服務者對話。在這個過程中，我了解到台灣過去三十年來社區精神復健幾乎毫無進展，社區中的精神服務方案寥寥無幾。同時我也了解到台灣社會對精神病患的偏見與歧視，數十年來如一日。精神病患及其家屬默默於社會的各個角落生存，既得不到該有的社區精神復健資源，也承受著不必要、不公平的辛苦和折磨。
在參訪中，我接觸到一種稱為「康復之家」的住宿型復健機構。精神病患通常是長期在醫院接受精神醫療照護之後才來到康復之家，要在這裡進行回到社區生活的準備，因此康復之家可謂是精神照護體系的最後一站。我有幸獲得一間康復之家合作的允諾，才得以展開本書的研究，也就是從住民、家屬、康家工作人員的觀點來探討在如此環境中，住民從康復之家回歸社區的過程，以及他們在社區中的生活經驗。
因此，我首先想要感謝這間康復之家的社會工作師。從研究的進行到本書的內容，她都提供了最關鍵的協助。為了研究匿名的需要，我無法具名表達我的謝意，為此，我也感謝她的諒解。
同時，我誠摯感謝所有參與研究的住民、家屬與工作人員慷慨的分享，並向住民與家屬致上我最高的敬意。他們在生命中展現的強大韌性，讓我由衷佩服，也讓我感到謙卑：在如此惡劣的條件下仍努力尋求生命的出路，他們是真正的勇者。
我也希望向我的研究助理致謝，他們協助訪談聯繫、資料收集、謄稿與校正、行政支持等工作，我的研究與專書才能順利完成。
單一故事的危險性
有一場發人深省的演說，對我撰寫這本書影響深遠。奈及利亞的旅美作家阿迪契（Chimamanda Ngozi Adichie）在2010年的TED論壇中，以「單一故事的危險性」為題，剖析「故事」的力量1。她說，一提到非洲，人們就只想到苦難；或一提到貧窮人家，就直覺認為他們必然是懶惰與無能，阿迪契認為這就是所謂的「單一故事」。單一故事之所以成形，是因為人們不加思索地重複以同一種方式描述同一種人，最後這個故事就成為卸不下來的面具，永遠固著在這群人臉上。阿迪契提醒：「單一故事造成刻板印象，而刻板印象的問題是，它們並非不正確，而是不完整。」
我們對於精神病患所傳誦的，也是單一故事。一提到精神病患，我們就只會想到暴力與危險、狡猾與不用負責，因為這是媒體與輿論不斷重述的故事。雖然的確有極少數的精神罪犯，但這樣的單一故事將全部的精神病患妖魔化，剝奪他們生而為人該有的尊嚴與平等參與的機會，正如阿迪契所言：｢述說單一故事的後果是人們的尊嚴被奪去，讓我們看不到人類的平等，只強調我們有多麼不同，而不是我們的相同處。」
換言之，單一故事的危險性在於以偏概全箝制所有同類人之生路。但事實上，這群人與你我並沒有那麼不同：這些只是生了病的老闆、技術人員、金融保險專員、餐廳的大廚；他們也是小孩的父母親、家中的兄弟姊妹、雙親牽掛的孩子。雖然精神疾病扭曲了他們的人生，但這群人跟你我一樣，在過去、現在與未來都扮演著各種家庭與社會角色，也都對人生有著盼望。因此要真正了解精神病患及其家屬的處境，必須了解全面的故事。
阿迪契肯認：「故事很重要。多元的故事很重要。有些故事被用來醜化現實，但故事也可以用來激勵強化人道精神；有些故事能奪去人們的尊嚴，但有些故事能讓人重拾尊嚴。」精神病患和家屬生命經驗的種種也蘊含著多元的面向，而許多都仍是不為人知、有待敘說的故事。
故事是有生命的，傳誦故事的人更是在賦予故事力量。阿迪契點出：「講到單一故事就不能不講權力。……故事如何傳遞，誰來傳遞，什麼時候，多少次，都是由權力控制的。權力不只能述說故事，還能創造決定性的故事。」因此鼓勵單一故事的傳誦，在本質上就是對這群人的集體暴力；持續傳誦單一故事的人，無異是一位施暴者。
如果我們得知多元故事，卻又選擇沉默，任由單一故事繼續傳誦，豈不等同在助紂為虐？為了減少大眾對於精神病患的單一故事想像，我將分享我從研究中得知的精神病患及家屬的多元故事：他們是家庭的好幫手、希望成家立業、盼望在社會立足。
希望這本書能帶您離開「精神病患殺人」這種單一故事的喧鬧大街，轉進巷弄中精神病患及家屬安靜平實生活的角落，看見他們如何在盤根錯節的問題與阻礙所交織的困境中，真真切切地生活在你我身旁。

內容試閱

要回家，就不能造成家人的負擔
住民了解自己住處的移動，都需要家屬同意才得以成行，例如從醫院到康家，或從康家回到社區。同時，住民從自己與其他住民的經驗中深刻體認到，要取得家屬的同意，相當困難。但是當住民願意換位思考時，也明白過去自己因病在家中累積的摩擦與衝突，造成家人的陰影，因而能體會家屬的難處。同時也了解到，若要家屬接納自己回歸社區，就不能增加家屬的負擔，甚或不需要家屬擔起照顧責任，這樣家屬同意的可能性才會提高。
受訪的住民也分享，要為返家之途鋪路，除了要建立自立生活與工作能力之外，也必須主動重建自己與家庭的關係。這個過程需要長時間累積，住民強調必須主動維持與家人的聯繫。他們建議在與家人的互動中，不論事情大小，都要時常傳達自己正向的訊息，如自己起居正常、日子過得很好；生活上懂得控制開銷，不需要家裡再多給錢等等。家屬到康家探視時，住民則要把握機會好好表現，讓家人看得出自己生活能力的進步。住民也必須逐步表達自己想要回家的心願、有耐性地跟家屬好好溝通、討論回歸社區可行的安排，以期最後心平氣和地與家屬達成協議。
證明自己還是個「有用的人」
在與家屬溝通時，住民無可避免要面對的是：家屬對於住民返家存有恐懼與疑慮。住民也認為，初發病時自己對家庭「沒有什麼貢獻，家裡也看不慣」。這些記憶中的風風雨雨，常讓家屬難以信任生病的家人可以自我管理，因此直接認定住民「做什麼工作都不會」。
家屬對住民「無用、無能」的預設，容易演變成強勢地幫住民決定所有事情。住民感慨，家屬或許出於好意和保護之心，認為將其留在康家是最好的安排，殊不知這是住民最不想要的結局。若是住民與家屬互動時未能積極展現自己的進步，就可能停滯在康家。所以住民才會如前所述，強調自己必須拿出「證據」，以具體行動來展現他們的改變、「證明」自己還是個「有用的人」、不會成為家庭的負擔，以期能打動家屬，改變家屬的立場。
就具體行動而言，在自理與自我照顧、情緒管理以及人際應對等基本能力的基礎上，住民認知到，若自己能有工作、經濟得以獨立，就可以更好地展現自己是個「有用之人」。住民希望藉著一點一滴累積起來的努力，能慢慢被家屬所接受。
此外，多數返家的住民也成為家中重要的人力，對家庭有實質的貢獻。例如住民返家協助或主責日常家務；也有住民回家幫忙家裡的生意，成為家庭事業中不可或缺的一員。
更有幾位住民返家的主因是要照顧生病的家人。例如一位住民已在康家多年，極少與家人聯繫，也未曾有機會返家外宿，直到他的母親中風需要人照顧，又因家庭負擔不起看護費用，家屬才認定住民可以是一個照顧人力，因而主動跟康家提出結案要求，讓住民返家。住民返家後，除負擔原本母親負責的家務功能外，更進一步擔任起照顧母親的角色。家屬也是在住民返家後透過近身觀察，才發現住民這些日子以來已經建立起一些能力，是個「有用的人」。
另一位住民情況類似，他在康家時已有一份穩定的工作，也渴望回家。後來由於他的父親病重、不良於行，需要有人隨伺照顧。在住民與家人共同決議下，由住民主動跟康家申請結案返家。住民返家後，隨即加入手足分工的照顧行列。雖然他一度朝自己的興趣到外縣市求職，但為了因應父親的照顧需求，最後在家成為全職的主要照顧者。
掙脫「病人」角色，贏回其他身分認同
雖然我更期待的是一個包容多元的社會：在其中不論一個人的特質為何、是否有精神疾病，這個人的原貌都能無條件地被社會接納、肯認其存在的尊嚴與價值，但是我在這個研究中發現的是：患有精神疾病的人，也還是要「成為一個有用的人」，才能夠被家庭與社會見容。
事實上，受訪的住民並不在意生了這個病，真正打擊他們的是生病帶來的其他挫敗，使他們成了「無用之人」。
在本研究分析當中，住民在學校或職場遭受歧視、排擠的經驗所在多有，更令他們心灰意冷的是，家人與親戚也在他們生病之後鄙視與背離他們。周遭的人因為他們生病就剝奪了他們繼續作為同學、員工、同事、手足、親職、親族成員、朋友等社會角色的機會和權利，將他們限縮於「精神病患」這唯一的框架，導致他們背負著大眾對於精神病患僅有之「危險、無能」的刻板印象。一位住民慷慨分享他對於被拔除在社會立足之地的悲憤，以及他自我期許的決心：

應該是自己認為說：我不應該只有這樣子。我以前那麼風光過。我因為人不舒服住院，家人看不起我，幾乎都沒有去看我。我也沒有報復他們，但是你既然那麼看不起我，我做給你看啊！跌到谷底，那是真的摔到最底。我就從低階，一階一階一直慢慢爬、慢慢爬，然後跌跌撞撞，然後受傷。我再爬起來、爬上來，這樣子做給大家看啊。我從哪裡跌下去，我就從哪裡爬上來。（我曾經）爬那麼高，我跌倒摔下來，我一定要想辦法再爬起來。我很高興地說，（現在）自己有辦法做到大家肯定。
換言之，住民的自我期許、家屬的盼望，以及工作人員的努力，都是想讓住民從「病患」身分的桎梏中解放出來。這不僅指住民有能力做到一般人做的事，也意味著住民能被家屬與旁人看見、肯認他們也能夠擔負不同的身分與角色。
在我們這種集體社會的文化中，你我都被期許起碼要能照顧好自己、不讓父母操心，更不能讓家人覺得丟臉，要追求好文憑、要順利成家立業、要養育下一代。做得到這些，才能證明自己對家庭與社會而言是個「有用的人」，符合文化對成年人的期待。
這種集體社會的期許，也一視同仁地加諸在精神病患身上。住民積極想達到自我照顧、經濟獨立，甚至能夠負擔對家庭有所貢獻的角色與責任，正是希望達成社會對成年人要求的指標，來實踐其背後所代表的文化意涵：我可以做一個體面、有用的人，我「值得」重新立足於家庭與社會。
「成為有用的人」是在研究資料中反覆出現，也是我們共同成長經驗中似曾相識的主旋律。
當我們願意仔細聆聽精神病患的心聲時，就可以清楚理解到：不論生病與否，他們其實一樣背負著家庭與社會的期許，他們本身也有同樣的追求與想望。如同一位住民語帶自豪地表示，就算生了病，自己一直都是「我們家的大柱子」。這位住民充分擔負起丈夫與父親的角色，除了妻子依賴他各方面的照顧之外，他也很在意自己要能滿足孩子經濟上的需求，就算自己的生活拮据，對於孩子的零用錢、機車、手機、通訊費，也還是會湊合湊合，優先準備給孩子。
「全人」關注才是精神復健真正的要義
本研究分析顯示，在我們的文化中，住民的「回家」並非出於親情圍繞的浪漫，而是必須以能夠擔起「共苦」之責為前提。因此住民要做到身分的轉換──從「病患」變成「家庭成員」，做個稱職的父母、兒女、兄弟姊妹，家人才能接受住民回家。
所以住民要實現「回家」的願望，意味著自己必須有所蛻變。在生病的事實之外，他必須找回負擔起其他社會角色的能力，成為有用的人，才有可能讓家庭、社會敞開雙臂擁抱他們的回歸。但是這層意涵卻沒有反映在我國的精神復健體制當中，以至於多數精神病患在努力回歸家庭與社會的途中，得不到需要的協助。
體制漏接，非但影響病情的穩定，更因患者無法取得所需資源而阻礙了重新立足於家庭與社會的可能，造成患者在社會文化層面極大的損傷。例如一位住民回到社區後，雖然曾自己找到工作，但在缺乏支持的情況下，病情的起伏使她只做了幾個月就作罷。後來她去參加職訓局的職業訓練，但結訓後並無接續媒合工作的服務，因此這個訓練對她的就業，並沒有實質幫助。沒了工作以後，生活作息難以維持正常，對病情造成負面影響，讓她更難去找工作，形成惡性循環。經濟無法獨立讓住民沒有選擇，只好繼續與會對她冷嘲熱諷的家人同住。還無法自立的她，雖然是位母親，也不敢冀求拉近與子女的關係。

作者序
我是在2000年進入美國威斯康辛州立大學麥迪遜分校攻讀博士學位時，才踏進精神衛生領域。在此之前，我對台灣精神衛生的發展並沒有深刻認識。在美國就學、工作十多年來，我專注於社區精神復健與精神復元相關議題的研究。
這條學術路徑讓我「習慣」於輕易就近觀察到精神病患在社區中生活、接受復健服務的狀況。基於這樣的經驗，當我2015年回到台灣時，對於在社區中幾乎不見這樣的場景，感到十分錯愕。作為一位研究學者，面對這個現實，第一時間我打心底油然而生的是惶恐：我的學術發展豈不是要斷了線？
帶著「人都到哪裡去了？」的...

推薦序 給精神病患一條回家的路
王增勇（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教授）

當代學術工作者的書寫被高度規訓，升等制度的計分，讓我們的書寫朝向西方英文期刊，而不是在地中文的社會大眾。因此，當芳珮老師決定要寫這一本給台灣社會大眾閱讀的書，從學術論文到說故事的書寫轉向，需要勇氣，也因此更值得肯定。

這本書以康復之家為中心，勾勒出精神病患的回家歷程，跟不同體系之間相遇的經驗，分析現有醫療、健保、就業制度無法支持病患回到社區的原因。選擇康復之家作為切入點，是個有趣的決定，因為「康復之家」（原文為halfway house），意旨這是協助病患從醫院回到社區的中繼站，不是另一處收容機構。但是，現有精神照顧體制的失靈，導致康復之家失去原有目的，反而成為一位資深康復之家經營者羅美麟（2017）口中的「在社區的慢性病院」。除了芳珮老師書中提到健保支付制度對推動社區復健的雙面刃之外，羅美麟曾批判現有康復之家的評鑑制度涉及康復之家能否獲得健保支付，因此對康復之家具有決定性影響，目前評鑑委員仍被醫療模式思維的醫護專業所主導，以疾病控制、服藥性、安全性為主，反而將導向支持、培力的生活復元措施視為缺失，嚴重限制康復之家的復健功能。

本書的書名「回家」，有著多重意涵：出院的病人渴望重新被家裡接納，回到原來的家中生活，但對於無法回到原生家庭的病人，回家的意義又是什麼？書中描述了許多重新建構家庭的策略：自組家庭、重新定義家庭，但最終的核心是回歸社區。芳珮老師對於回歸社區有著精闢的解析。她認為回歸社區，不只是幫助病患回家，更是幫助一個人在社區找到歸屬、依附關係與支持網絡。人是群體動物，個人需要歸屬於社群，失去社群將剝奪一個人自我實踐的機會與條件，是對一個生命最殘忍的剝奪，因為她／他將無法肯定自我存在的價值，而這正是台灣精神病患的處境。

芳珮老師在書中多次提到台灣的社區精神復健停滯了三十年，社區中幾乎不見社區精神服務方案。投入社區精神復健的人或許會對這句話感到不服氣，從三十年前家屬只有龍發堂可求助的情況，到精神衛生法的通過與修法、精神醫療網的推動、社區復健服務的試辦與納入健保、康復之友協會的成立、身權法納入慢性精神病患提供就業與福利、精障會所的推動與納入社安網等，都是過去三十年所發生的大事，怎麼會說是停滯三十年？我個人是贊成芳珮老師的結論，且從書中可看出她了解過去三十年來各界的努力，但我或許不會說「停滯」，因為社區精神復健本來就沒有進展，哪來的停滯？過去三十年的推動對於整體精神疾病照顧體系並沒有結構性的改變，仍是醫療大、復健小的結構。即使有推動復健服務，也多半被「醫療思維」所主導，康復之家就是一例。

這本書呈現了當代台灣精神病患無法回到社區安身立命的困境，除了社會大眾對精神病患的汙名，我們現有的精神醫療照顧體系的設計更是問題所在。資源分配的決策者往往只看到疾病，而沒有看到人，因此資源多放在醫療，強調疾病的診斷與病情的控制；卻沒有足夠的復健資源提供給病情穩定後想回歸社區的精神病患。因此，芳珮老師語重心長地點出精神疾病所造成的創傷：「難受的並不是得了這個病，而是得了這個病之後，被社會排除了。他們也想成為『有用的人』。」給精神病患一條回家的路，就是建構真正可以讓精神病患好好在社區生活的條件。

推薦序 回返安身立命之所在
徐淑婷（高雄市立凱旋醫院精神科醫師）

醫院，原是回家的中途站，但什麼時候，回家變得這麼艱難？
《回家》這本書告訴了我們，之所以艱難，在於人必須要成為在他人眼中有用的人的文化價值觀，在於偏重病人與公眾安全而傾向保護管理的政策與體制，在於看似富裕但不論是同理心和社區設施都貧瘠的社區環境，以及也在於因為精神疾病而擔心受怕的病人與家屬的苦。以致於「回家」這一看似簡單卻深具意義的目標，陷在以上種種脈絡中而延遲了，甚至轉換成另一種形式。

安置地點並不等同於家
在閱讀這本書的時候，腦中浮現了許多曾經拜訪的病人居所的畫面。有一幕是家裡的一個六坪大的陰暗房間，只有一張床一張桌一個櫃，床邊櫃裡的藥袋體積甚至大過衣櫃裡面的衣服；這個房間和家中其他有活力的地方相比，就像是在家的隔離病房。也就不難想像為何她要在日間留院中積極地尋找關注，甚至尋求重複住院。在康復之家中，總是有些床位是極簡主義的只有枕頭和被子，也有些床位被夾娃娃機戰利品占滿半個床；內心孤寂與生活貧乏，就這樣透露在床位的擺飾上。在本書中更有深刻的描寫，本來只是中途之家的康復之家，卻成了長住的居所，捨不得的是已經有的友伴，也害怕下一個居所的支持會是空洞無依。

因此，出院準備服務，應該是協助重建在社區的生活，協助活絡與社區的關係，希望精神病人能夠早日建立起社區的歸屬感，以芳珮教授書中七巧板的比喻，就是讓病人依照自己的喜好與選擇，拼出自己所要的樣子，這應該是精神醫療與復健的首要任務。

需要打開的精神醫療復健視野
閱讀本書時，也想起美國留學時的第一個朋友John，他是一位回到大學修課，同時也兼差評鑑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的中年男子。他邀我出去玩，開著破舊但還可以加速的車子，第一站就是他的家。以腦袋裡以充滿著的過去家訪經驗去想像，就不免膽戰心驚，會是亂七八糟充滿味道的房間？會不會被如何如何的？但是既然John熱情邀約，也就不好意思拒絕地踏進去。這是一棟集合住宅裡的一間公寓，房間很大，約有二十坪，客餐廳和臥房都沒有隔間，但是非常乾淨，衣服都置放在衣櫃中，火爐上有著家人的照片，沙發旁有幾本書，餐桌上正擺著這學期的教科書與作業。我們坐在沙發上，聊到他的家人，其實他們住在市中心的另一處，但他喜歡自己一個人住，所以他的個案管理師安排了支持性居住的這間公寓，每個禮拜會來看他一次，順便了解他的生活上有什麼困難。我也不免習慣性地去注意到，他吃的思覺失調症的藥的藥瓶只有兩個，很整齊地放在浴室的櫃子中。聊了約半小時後，他開車帶我去郊區的一間牛排館，那是我第一次離開市區，那景色優美已經有不等程度楓紅的路上，樹木間的陽光灑落於行徑中的林蔭，至今仍刻印在記憶中。而頭髮已然花白的John在道別時的禮貌，將我在七年臨床經驗中對思覺失調症病人的印象完全地翻轉了。

在本書的序言中，芳珮教授很深刻地引用了奈及利亞作家阿迪契（Chimamanda Ngozi Adichie）的TED演講「單一故事的危險性」，指出媒體和社會對精神病人的刻板印象，對他們的生活造成了嚴重的負面影響。與John為友的經驗，其實也反映著我作為專業人員，卻被單一故事洗腦的侷限。習慣了的照護流程，習慣了的權力關係，限制了我們對精神病人豐富社區生活的想像。芳珮教授的這本書，特別值得我們仔細閱讀與反思。

尤其難得的，芳珮教授提到在目前體制中的工作與就業的困境，精神病人就好像爬著設計不良的樓梯，舉步維艱。在精神復健機構中，工作訓練可以是多樣化又有支持的，每一階的高度不大，但獎勵金不夠生活；可是離開精神復健體系，不論是職業訓練或支持性就業或自行就業，卻是很高的階梯，只要病人、家屬、專業人員有任一方怕病人摔下來會發病，就可能停滯不前。然而，工作卻是建立自信、自我認同以及生活結構的最好方法。除了倡議支持性就業政策的精進外，我們其實還有很多事要做也可以做。

更可貴的，在這本書中，並不是怨懟現在的這些困境，而更詳實地描繪了面對困境中的病人、家屬以及康復之家的專業人員，是如何面對這種種艱難，重新導航了回家之路。她也提出了許多實際可行的建議，這些建議不僅對政策制定者具有重要參考價值，對於精神醫療與復健的專業人員和研究者也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和啟示。在本書最後，也介紹了其他國家的成功經驗，讓我們能夠在這個迷航地圖上，畫出更多可能的回返路線。

推薦序 給精神病患一條回家的路
王增勇（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教授）

當代學術工作者的書寫被高度規訓，升等制度的計分，讓我們的書寫朝向西方英文期刊，而不是在地中文的社會大眾。因此，當芳珮老師決定要寫這一本給台灣社會大眾閱讀的書，從學術論文到說故事的書寫轉向，需要勇氣，也因此更值得肯定。

這本書以康復之家為中心，勾勒出精神病患的回家歷程，跟不同體系之間相遇的經驗，分析現有醫療、健保、就業制度無法支持病患回到社區的原因。選擇康復之家作為切入點，是個有趣的決定，因為「康復之家」（原文為halfway ...

推薦序 給精神病患一條回家的路∕王增勇
推薦序 回返安身立命之所在∕徐淑婷

自序
01 前言
為什麼要「回家」？∕汙名的殺傷力∕「我們」∕研究資料說明∕章節介紹
02 為何「回家」如此困難？
跛足的精神衛生體制∕醫院與社區斷鏈對患者的貽害∕對精神病患的汙名，是從「第二點」開始說的故事
03 我的家人生病了
家屬承擔，理所當然？∕陷入陪病風暴∕孤立無援的家屬∕「主要照顧者」：生命中難以承受之重
04 走樣的康復之家
應為「中途之家」的康復之家∕被誤用的康家∕健保核刪機制是敵是友？∕康家發展的困境
05 工作人員的返家祕笈
以返家為工作目標∕返家準備的實務工作∕大家都要勇敢
06 「我想回家」
康家還是不如自己的家∕要回家，就不能造成家人的負擔∕證明自己還是個「有用的人」∕掙脫「病人」角色，贏回其他身分認同∕「全人」關注才是精神復健真正的要義
07 工作為生活之本
工作為何重要？∕失靈的就業服務體制∕顛簸的自行就業歷程∕家屬的愛莫能助
08 當家人回來
家屬的準備∕家人返回社區之後∕面對未來
09 家，另一章
多樣、複雜的家庭關係∕自組家庭∕自行租屋∕社區家園∕替代照顧讓家屬安心∕「回家」是回到有歸屬感的地方
10 融合於社區才是「回家」
病情穩定之外∕住民的「關係」世界∕孤立的深遠影響∕這才是本來就應該有的樣子
11 構築支持「回家」的藍圖
「回家」的意涵與挑戰∕讓康家成為真正的「中途之家」∕拼貼屬於自己的社區生活
12 後記：這些故事不能只有我知道
研究說明∕寫一本給大眾的書
附錄 他山之石
參考文獻
英文簡介

推薦序 給精神病患一條回家的路∕王增勇
推薦序 回返安身立命之所在∕徐淑婷

自序
01 前言
為什麼要「回家」？∕汙名的殺傷力∕「我們」∕研究資料說明∕章節介紹
02 為何「回家」如此困難？
跛足的精神衛生體制∕醫院與社區斷鏈對患者的貽害∕對精神病患的汙名，是從「第二點」開始說的故事
03 我的家人生病了
家屬承擔，理所當然？∕陷入陪病風暴∕孤立無援的家屬∕「主要照顧者」：生命中難以承受之重
04 走樣的康復之家
應為「中途之家」的康復之家∕被誤用的康家∕健保核刪機制是敵是友？∕康家發展的困境
05 工作人員的返家祕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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