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
二○○九年,過得格外小心。小心,是因為這一年隔三差五就遇到敏感日,從「五四」到「六四」再到「十一」,管它是吉日還是忌日,一律敏感,且高度敏感。這不,又添了「三一四」、「七五」等新的敏感日。政府搞得挺累,百姓過得也挺累。在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度,上上下下、裡裡外外都神經兮兮的。這樣管理國家,管理者不比我們聰明,也不比我們幸福。
書裡,我寫了千家駒先生。其中有這樣一段文字:千夫人楊音梨本是知識婦女,證婚人還是胡適。但她幾十年來,活得像個小媳婦。「文革」中,隨丈夫受盡折磨。千家駒每日歸來,她的第一句話就是:「今天機關沒有事吧?」聽到一句「沒有事」,才放心地去做晚飯。楊音梨每日揀煤渣,街道鄰里也白眼相看。患病的她經常對丈夫說:「真想找個地方讓我大哭一場,我的病就會好了。」後來,夫人走了,千家駒恨自己無力保護妻子,恨了一輩子。這個細節,給我們描述出整個中國社會的精神氛圍和國人的生存狀態。不客氣地說,在很長的一個時期,我們官府幹的事情,就是如何監管和便於監管百姓;而對知識分子幹的事情,就是讓他們不斷處於恐怖狀態。今天的情況,改善多了,但是,內心的不安全感並未徹底消除。過去經歷種種災難和不幸,改頭換面地傳承繁衍下來。大家或小心翼翼,或圓滑處世。民族和個人是一樣的,都有自己的生命之途。我們民族很偉大,也很悲哀。從思想意識到政治制度到心理情愫,有一條堅韌的臍帶維繫著內在連續性。沒有一個國家能滅絕它,也沒有一個國家能改變它。中國只有從內部生發出的力量,才能逐步導致它產生實質性變化,達到洗心革面,煥然一新。而我們每一個人,就屬於這力量的一部分。
從《往事並不如煙》(香港牛津版為《最後的貴族》)到《這樣事和誰細講》,我寫的幾乎都是中國民主同盟的上層人士。其中有政治家(羅隆基、史良),學者(千家駒),報人(儲安平),文人(張伯駒),藝人(馬連良)以及交叉黨員(李文宜),另外還有臥底(馮亦代)。自歎沒有本事,寫不出一部盟史來。這些零星人物榮耀過,恥辱過,高尚過,卑鄙過,但更多的是失落和挫折。他們的經歷、表現和命運,也許多少能夠讓人們找到中國民主黨派的興衰軌跡來。寫作,在我是很痛苦的,因為它們已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字字連著血和肉。書內《滿腔心事向誰論》一篇,斷斷續續大約寫了六年,每次都由於傷心過度而擱筆。這類文章,未必有人閱讀,遂有「這樣事和誰細講」的感歎。它是清人王慶瀾所作散曲中的一句,讀來很「水」,想來有味,便拿來做了書名。
眼下的生活有如北京的車流,只是向前開去,看不到方向。我懷念從前那農舍與四合院在黃昏時分冒出的炊煙,淡淡的,最有人間氣息,令我溫暖又悵然。
我也相信好日子在後面呢,可惜的是髮如雪,鬢已霜。
二○○九年八月十三日於北京守愚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