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文版序
山雨欲來風滿樓
二○○九年的世局脈絡，和本書第二版出版的二○○七年迥然不同。二○○七年，中國和西方皆認為，縱使中國誠如本書所舉出，在經濟、政治、社會方面有頗多弱點，它卻相當強大，足可避開西方市場的衰退。大家普遍認為，中國獨特的經濟模式會奮力前進，支撐住現在已和西方脫鉤而不再依附、聯屬於西方的亞洲經濟。通膨問題固然在所難免，但經濟仍然繼續成長。中國經濟或許會遲緩下來，但不會出現危機。在意識型態衝突方面，美國輸給了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論、開明的威權主義和中國共產黨。
現在可不了！中國二○○九年的經濟將會遲緩下來，達到改革開放以來僅見於天安門事件之後那幾年的水平，甚至可與毛澤東時期相比！大家認識到中國不僅與世界各國唇齒相依，而且它以儲蓄率恆常超過國內生產毛額（GDP）四○％以上為基礎的經濟模式，其實非常危險。通貨緊縮和經濟衰退是當前最大風險。
美國的金融體系或許十分艱困，美國經濟也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嚴峻的衰退，但是它的基礎架構仍容許及時改革。不僅二○一○年的復甦可期，而且新當選的歐巴馬政府也將從結構上以只有民主政體才有的速度與效率改造其經濟--威權政府恐怕就不行。
中、美問題的相同點是：它們都是周期性、結構性的問題。但是中國與美國不同之處，在於中國較無能力進行有效率、及時和巨幅的改革。中國已轉化成為一種不穩定的變型資本主義，其弱點在全球經濟趨緩之下統統暴露出來。中國個別的公民對黨政決策毫無置喙餘地，也沒有管道申述抱怨與不滿：人民只好罷工、動亂。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陷入毫無創意、相互猜忌的僵持對峙局面。民主政治雖然缺陷不少，但在此開始展現出長期的效能。
中國消費量佔其國內生產毛額的份額遠小於儲蓄所佔的份額，全國消費支出比義大利還低。全世界大部分開發中國家的消費佔其國內生產毛額的六○％，中國卻只佔三七％。它的成長來自於投資和出口。如果中國的出口停滯，它的經濟就會遲緩下來；現在，人民幣對美元升值、西方市場衰退，就是如此。過去十二個月，它的成長率已下挫四分之一，未來十二個月進一步大跌的機率也很大。世界銀行預測二○○九年中國成長率僅有五％，遠遠不及消化來自農村新勞動力、從國有企業下崗工人所需要的成長率。
投資也無法填補這個缺口。中國的港口、公路、鋼廠、水泥廠和化工廠現在已經飽和，它們僅用上產能的一小部分。體認到產能遠超過現在下墜的需求之後，中國的泡沫經濟也像西方國家一樣爆開來。中國股市已經崩盤，它的房地產價格也正在崩跌中。鄰近香港的珠三角製造業重心已經摧毀。兩千兩百家鞋業工廠已有二分之一關廠，三千六百家玩具工廠也收了三分之一。
中國的金融體系一向體質衰弱、資本不足、放貸浮濫、信用評等欠佳，但是,中國人卻洋洋得意，宣稱它們可比西方銀行更能頂擋得住頹勢；現在恐怕得受到嚴峻考驗。中國的銀行就像紙糊的房子，只有一點點核心資本，卻應黨的命令放貸數十億美元給虧損累累的國有企業。尤有甚者，現在中國政府又要靠這些銀行挹注四分之三的資金到它的人民幣四兆元（約為五千八百六十億美元）、為期兩年的振興方案。目前類似一九九八年亞洲金融危機，從西方蔓延過來的跡象，仍然有限；然而，二○○八年秋天中國重要的投資機構「中信集團公司」公布在衍生性商品市場損失二十億美元，二○○九、一○年恐怕還會披露更多的損失。中國若是碰上像美國這次這麼大的危機，整個金融體系大概就垮了。中共很清楚它的金融體系和整體經濟岌岌可危，它在二○○八年秋天宣布那麼多的政策，正證明了它的警惕戒懼。利率已經大幅調降。振興方案的重點擺在大幅增加基礎建設支出。出口退稅增加，人民幣停止升值。中國二○○八年的貿易順差接近三千億美元（略低於其國內生產毛額的一○％)，外匯存底達一兆九千億美元，進口下降也趨近二○％。中國在實質上不理會業已令人咋舌的貿易失衡，拚命增加出口，試圖把失業輸出到其他國家--這個政策很像一九三○年代各國競相貶值、貽禍無窮的歷史。基於本身利益和全球調整的考量，中國應該做的是增加內需、降低儲蓄--換言之，激烈改造其經濟模式。可是，中國境內並無遊說團體，足堪推動改革。投資和出口仍必須是成長的引擎，因為它的菁英已經和這些成就糾纏、綁在一起，無法分割。黨政高幹其實早已等著傳統上伴隨公共建設支出大增之後會從天而降的「顧問費」。負責黨紀的政法委可能已準備好要遏抑預想得到的貪腐。不過，沒有太多人期待它會成功。
官僚投資力保現狀，並不足為奇；成長趨緩對黨正當性的衝擊十分敏感，也不足為奇。五％的經濟成長率在西方已足資欽羡，在中國卻是危機。即使是大躍進和文革都包括在內的建政頭三十年，中國的經濟成長年增率也接近五％。一般人的思維是既然談改革，成績就得要更好。不僅國務院勞動部警告，除非二○一○年之後貧富差距拉近，社會安定維持不了；加上每年還得增加二千四百萬個工作機會，即使一○％的成長率也不夠啊！
中國社會基礎的脆弱，在四川大地震造成七萬人死亡、三十多萬人受傷以後，更是凸顯無遺。地震並沒震垮堅固的建築物，只毀了胡亂蓋的樓房。中國常有地震，四川在一九三三年就發生過同樣規模的大地震。中國地質學家早已警告，五十年之內將有十分之一的可能會再發生這麼強烈大大地震，因此必須嚴守規範標準蓋樓房和水壩。可惜，事實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尤其是最近蓋的建物都不照規矩來。
這不是為了追求快速成長而抄捷徑，也不像其他地方發生災情後才曝光的便宜行事。這是賄賂已經成了規矩，系統性地不遵行法規所鑄下的後果--在中國，誰都知道這才是災情如此慘重的主要原因。很多條人命原本是可以不必犧牲的，尤其是在豆腐渣校舍裡無辜死了那麼多學童。民眾的反彈十分強烈。當地人的評論反映出這股情緒。有位媽媽當時對英國《衛報》記者說：「中國官員太貪、太壞......他們有錢逛窯子、包二奶，卻沒錢給我們的孩子哪。」另一名婦人請大家注意，黨和政府的官署大樓安然無損，因為它們按標準規格興建。政治局預料得到批評的浪潮勢必排山倒海而來。只要怨言指向地方官員，就允許他們渲洩；它扮出中央站在人民這一邊的姿態。溫家寶「爺爺」幾乎就像美國總統一般，親自訪視災區。媒體報導受到緊密監視，經過初期、制止不了的怨懟，以及渴望自願救災之後，救災志工旋即受到管控和調遣。不能讓太多人親眼看到這是一場原本可以預防的大災。
企圖在舒緩民意和保持控制之間找出一條路來，其實十分普遍。中共正在辯論是否允許農民可以買、賣其土地的長期租賃權。果真這麼做的話，必定極受歡迎，也等於賦予七億三千萬農民享有實質財產權，同時也將部分逆轉共產革命。農民將有更多的激勵誘因去創新；它會替土地整併成較大面積的耕地、進而提升生產力開闢一條路。它將允許農民以土地做質押品，從而鼓勵降低儲蓄、增加消費。改革始於農村，現在將在農村復活。經濟必將受到激勵。可是，保守派憂心忡忡。這項提議有如政治炸藥，會除掉黨所賴以屹立的一根大支柱，使黨失去了對農村和土地權利的控制。之所以會考量此一提議，純因經濟上需要它。未來出現的折衷方案，絕對不會走得太遠；走得太遠，會危及黨的控制。
接下來是創新，中國在這方面的成績實在乏善可陳。全世界在日本、美國和歐盟申請的專利權，中國只佔千分之一。經濟學家認為，一般性質的技術發明，如內燃機、網際網路或飛機，可以運用非常廣泛，它們是成長的關鍵，在未來數十年內將會快速發達。我們很難打造一種創新發明體系，能夠找出、開發出這類普遍運用的技術。它們需要有理念的自由交流、合理化和交待清楚的過程，以及強大的法律和法庭，讓發明能取得專利權、讓版權和專利權保護得以落實。美國、歐盟和日本具備這種體制；亞洲某些地區也有了，中國卻付之闕如。只要它繼續如此，普遍運用之技術創新在本世紀就絕不會出現在中國。危險的是，西方將遙遙領先，而且差距將愈拉愈大。
中國政府明白，中國如果要扭轉此一黯淡的預測，創造出容許創新發明的自由實驗環境，就必須解開對大學、實驗室和企業界的羈束。同時，西方的財務陣痛不會永久存在。一旦它解決了困阨，西方將會再度站起來，善加利用它的創新能力。中國若想躋身第一流的國家，和他們並駕齊驅，就需要徹底改革。難就難在改革的進度遲緩--保守派事事掣肘--不僅會危害到改革本身，也會危害到其他國家。即使在「泡沫」年代，美國國會對於中國出口洪流，以及雙邊不平等的貿易關係（中國的重商主義遠超過美國），已經迭有怨言。歐巴馬計劃在二○○九年大幅重振美國經濟；如果因為中國出口如洪流湧入，其進口卻減退，使得中國成為主要受惠國，歐巴馬就頂不住美國國會的保護主義勢力片面採取行動對付中國。中國領導人一再強調需要穩定、需要持續推動改革，但是中國已成長得太大，再也迴避不了它的行為對別人的影響。如果它繼續自私自利下去，世界貿易制度的完整就會有危險。
世界需要中國變成較為正常的經濟體--增加消費支出、降低投資和儲蓄--它才能成為好相處的鄰人。只要中國共產黨對改革的態度躊躇不定，深怕創造出一個更富裕、更繁榮的中產階級來要求政治、經濟都大幅改革，這種改變就不會出現。中國領導人對西方的某些抱怨，不是沒有道理；西方必須改革已經證實國內、國際金融體系無法無止盡地發展。但是，中國也不能拿它當藉口，不在避免繼續衰退的全球公約中扮演它的角色。它必須效法亞洲其他國家，實施經濟和政治改革。這樣才或許有機會出現持久的經濟提振，避免保護主義和民族主義揚昇可能帶來的災害。不這麼做，亞洲以及世界可能變得更加不安全。屆時，恐怕就有如本書的書名所揭示的，乃是「惡兆」了。
賀頓寫於二○○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譯者序
東風不來，柳絮不飛
二○○八年將在人類經濟史上留下深刻的痕跡。我們彷彿坐了瘋狂的雲霄飛車，不到一年之內，天上、人間走一回。
上半年，全球瘋狂搶奪物資，石油價格突破每桶一百美元後一路攀升，直到七月十一日登上一百四十七美元歷史高峰。國際原物料，從糧食到建材、礦產亦無不屢創新高。
然而，不旋踵間，北京奧運盛大上場、也風光閉幕，全球經濟卻像變了天似的，從「二房風波」掀起金融海嘯，美國投資銀行巨擘雷曼兄弟首先倒閉，美林跟進仆倒，華盛頓互惠銀行收攤，最大的保險集團AIG陷入困境，歐洲各國銀行亦紛紛告急。
金融海嘯稍止，經濟冰河期悄然降臨。全球經濟進入衰退期。各國政府用盡一切財政、貨幣政策工具，力圖挽狂瀾於既倒、支大廈於將傾。大家無不把眼光投注到東方一條龍──中國。
中國自從一九七八年改革開放以來，迄今正好三十年。它的經濟成長年增率恆常保持在一○％上下，外匯存底累積已逾一兆九千億美元，享有「世界工廠」之譽。這份亮麗的成績殊為不易。而在當下的情境之下，還有一項重要訊息:中國今年夏天已超越日本，成為美國最大的債權國家。
中國當然不能自外於國際經濟大局之外。倘若美國、日本、歐盟等主要經濟體皆已陷入經濟衰退，中國經濟發展所賴的外銷市場，頓失所恃，北京除了讓人民幣貶值，保持外銷力量之外，勢必須以擴大內需市場來維持它的成長動力。因此，北京在十一月初宣布即將投注四兆元人民幣來擴大內需，冀望「保八」──保住八％的經濟成長率。
最低程度，中國保住穩定成長，美、歐等國家即可爭取時間緩步復甦。最好的景象是，中國伸出援手，大家同舟共渡。是以，十一月下旬在秘魯舉行的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胡錦濤居停的旅館貴客頻頻到訪，所為何來，人人心知肚明。
胡錦濤今天的處境，猶如我小時候在獅頭山看到的一尊彌勒佛神像旁的對聯的上半句：「你也來求，他也來求，叫我怎生得了。」世界銀行現任總裁佐立克二○○五年猶任美國副國務卿時，殷切盼望北京能在國際舞台上扮演「負責任的利害關係人」（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現在，正是胡錦濤展現身為大國崛起的領導人之關鍵時刻！
然而，我們在這個關鍵時刻展卷閱讀英國倫敦《觀察家報》前任總編輯賀頓完稿於二○○六年初的《惡兆》，意義特別深刻。
美國學界和政界在過去五、六年來，一直在辯論一個議題：中國民主化和經濟發展的動態關係。
資本主義的前提是法治和保護私有財產權。長久以來，西方思想界有一派理論是:經濟發展到了某個階段，中產階級就會興起；而中產階級為了保護本身經濟利益，將爭取參與公共政策決策過程，這就是民主政治的萌芽。
中國改革開放雖始於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但因為針對八九民運天安門事件的血腥彈壓在電視機前血淋淋上演，干犯眾怒，招致西方國家的經濟制裁而告頓挫。鄧小平九二南巡，重啟改革列車。歐、美政商領袖也換上了這套「以經濟發展促進民主化」的思維來替自己搶進中國這塊十三億人口的廣大市場，取得道德上的合理掩護。
然而，經歷三十年的經濟開放，鄧小平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取得了耀眼的成績；老鄧欽點的第三代領導人江澤民在交棒前夕也把中國共產黨做了部分「質變」──允許資本家入黨。可是，論者要問：中國的民主化前途在哪裡？我寫這篇序文的當下，北京異議人士劉曉波因為倡議「○八憲章」而失蹤，活生生印證中國在經濟改革之餘，距離民主化的起步依舊遙遠，若要奢求它落實民主化，恐怕仍須俟海晏河清。
《惡兆》的作者博採周諮，以常識推論中國經濟成長率不可能長久維持在高檔。英國《金融時報》今年十一月初對北京四兆「救市」措施企圖「保八」亦提出適度警告:慎防中國在它的統計數字中攙入「三聚氰胺」──意即其中恐有不純，造假的成分。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的保守估計是，中國二○○九年的成長率在五％左右。
中國昔日稱之為「盲流」的農民工，估計人數在一億至一億三千萬人左右。中國經濟成長率每降百分之一，反映出來的失業人口是三百萬人左右。這還沒有把每年從學校畢業，要投入就業市場的新增勞動力計算進去。中國外銷數字已經連續兩個月下降，各地農民工失業回鄉潮已經出現。倘若它的經濟降溫，甚至出現世銀∕國際貨幣基金警告的「硬著陸」狀況，究竟又會是怎樣一幅景象？
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曾在二○○六年人大會議承認，群眾騷亂事件平均每月八千起。這個數字預示了中國潛藏的問題十分嚴重，北京領導人果真能讓中國不亂，恐怕已是對世界最大的貢獻。
這麼說，中國能對拯救世界經濟頹勢的著力有它的限度。可是，西方國家對它的冀望殷切，或許在短期之內更不易聽到期待中國重視人權、推動民主的聲音。遺憾的是，作者賀頓苦口婆心揭示的西方啟蒙思想的價值，恐怕也要淹沒在這一場金融海嘯中。中國是否會進入經濟冰河期，我們不知道，也不希望；可以肯定的是，中國政治的冰河期何時解凍，短期內看不到。
林添貴 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書於陽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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