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有需要的個案】
哪些人需要這套方法?我將試著透過下列兩則個案來說明,宣教士與世界各地教會領袖都需要更廣的方法來看基督教神學,這套方法正是其中之一。可以將我們設法了解的聖經內容比作蘊藏金礦的大山,想開採金礦就必須在山裡鑿出幾道礦井。時至今日,這座充滿啟示真理的大山已經有一些鑿好的神學礦井,但幾乎都鑿在某個限定區域,而區域範圍是西方文化所決定的,這些礦井代表的是西方文化的不同觀點。
但大部分的礦井要不是與彼此相通,形成一條巨大的西方基督教神學坑道,否則就是入口處插上「異端」的牌子,直接被人廢棄不用。同時在世界各地還有六千多種文化,但人們基本上都認為,要在神的山上採礦,非得從西方神學家所鑿的礦井進入不可,而且入口還不能有「異端」的牌子,因此這座山其他的部分幾乎杳無人跡。
長久以來,全職宣教士負起相當大的責任,將這種開採聖經寶礦的方法帶到世界各地,宣教士培訓也以此為主,因此,不論是他們或我們都很難找到其他的做法。但那六千多個文化群體的基督徒漸漸無法接受這種做法,即便這麼做在名義上具備跨文化正當性也一樣。然而,還有其他更為寬廣的觀點是我們可以運用的。
個案一:全職宣教士
「若我當時能這樣看待事情,事工就會截然不同,果效也能大大提升。」
說話的是位擁有十五年經驗的全職宣教士,專職在跨文化、跨語言的環境中傳揚福音。這位宣教士在美國長大,為了符合所屬差派機構的要求,他進入國內還不錯的神學院讀了三年,之後才前往工場。
在大學和神學院就讀期間,他所學到的事物都很合理,老師和教科書提出的問題和觀點,大部分和他原本的想法是一致的,要不然也是他很容易就可以認同的。至於那些無法立刻認同的想法,他也因為對老師們的信任,而願意認同、信服;畢竟老師們的經驗比自己豐富得多,也比自己更了解這些尚待學習的事物。由於計畫投入跨文化宣教工場,他便選了神學院中「宣教史」這門選修課,老師是一位研究教會歷史的教授,本身也曾擔任宣教士,並在海外的神學院授課。
這位教授針對宣教機構長期對所建立的教會握有主導權提出批評,也說到,等那些教會的本國領袖接手後,基本上會一直採用同樣的策略,但實行策略的方式又沒什麼效率;而一般來說,教會領袖對於嚴謹地維護教義正統也缺乏足夠的關注。舉例來說,長期對各宗派的差異和歷史淵源給予高度關注,會在本國領袖接替宣教士工作時帶來很大的問題;一是本國領袖對傳福音的關注經驗相當不足,二來,神學院畢業生要不是在教會機構擔任行政職位,就是被吸引加入福音機構。與之相比,成為傳道人的畢業生很少,成為佈道者或宣教士的更是少之又少。
授課教授以學術的角度來看待整件事情,樂意在學術層面談論議題並面對問題,但顯然這些都不是他真正有興趣的部分。雖然教授上課時會談到過去自己服事的地點,也會用那個族群的語言和思考模式來舉例,但從未說過自己很熟悉該族群的語言,他關心這群人的思考模式也只不過是出於好奇罷了。
接下來十五年間,這位宣教士在工場完成了幾項工作。他的第一任期在神學院任教(用英文教);等到本國領袖接管教會後,一位本地教師便接手教職,請他到國內另一個地方和其他傳道人一起服事。在那裡,他面臨了一連串的新問題,包括因為必須學習全新語言和文化而產生的問題。最後,他確實對語言有了一定的熟悉程度,卻仍然無法克服挫敗感,因為每次討論重要的議題時,都會突顯出宣教士與本國領袖在觀念上有著難以消弭的差異。
這位宣教士進入工場後,大半時間都沒有發現,自己對所參與各個事件的了解其實有所不足。當然他知道,面對許多問題時自己並沒有答案,但他直接假定沒有人知道答案。同時他也發現,事工運作中有許多成效不彰的部分。
然而,他的想法和宣教史教授以及機構的同工沒兩樣,認為成效之所以不彰,就是因為本國領袖沒有學到正確的做事方法,之所以會如此,大概就是因為自己和其他宣教士在傳達想法時不夠清楚,所以就繼續堅持、埋頭努力。基本上,他相信這些困境的解答其實就是他們已經在做的事情,只是需要做得更好。當然,他們在宣教方法上有所不足,過去曾經犯錯,未來還會繼續犯錯,這些都無庸置疑,但是,上帝一定在這些環境中掌權,也一定會翻轉這些人的觀念,帶領他們轉離過去非基督徒的模式,並以「正確」的方法行事;上帝一定會這麼做,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宣教士的語言能力逐漸提升,與本地福音事工的連結也愈來愈緊密,但他卻開始對基督動工的方式產生愈來愈多懷疑,因此感到心煩不已。這些懷疑經常帶來罪惡感,同時這些罪惡感也來自於發現自己幫助這些人的能力有限。想要完成所指派的工作,卻無法突破能力的限制,甚至懷疑自己所堅持的做法是否是在浪費上帝的錢。事工中到底哪些事情有順利進行?真的可能順利嗎?問題是否出在知識不足?訓練不足?還是不夠全心投入?他發現,自己無法回答這些問題,也無法想像該從何尋找答案。
由於經歷種種挫敗,這位宣教士便在接下來的述職期間上了一門課,希望了解如何用不同角度看待自己投入的事工。過去十五年來,他時常遇到問題(而且經常無法處理),如今才終於在這些問題上接收到截然不同的觀點;過了十五年,他才得以帶著新的眼光,回顧自己的跨文化宣教經驗,同時產生前所未有的盼望,相信自己參與的事工對於服事的群體和神的國度,都會帶來極大益處。事情究竟是如何改變的?他又為什麼認為,如果能早點接觸到這套方法,事工就會截然不同?
答案在於,他開始用新的觀點去看待所有發生的事情,經歷到科學哲學家所說的「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 Kuhn 1970),也就是世界觀的改變。歸信基督是一種典範轉移,包括以截然不同的方式來詮釋事實並作出回應。但針對宣教士的這個例子,觀點的改變並不是歸信基督(這改變早就發生了),而是想法上的改變,重新看待自己所投入的基督事工的本質。這本書的主要目標,就是回應這類宣教士的需要,引導他們能如此產生觀念的改變。
令人遺憾的是,上面這個故事並不是憑空想像,而是從許許多多來自富勒神學院世界宣教學院的全職宣教士那裡,一再聽到的「標準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