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誠實的相遇 文 / 孫大川
1990年代以來,由於台灣社會發生一連串內部結構性的變化,使原住民的議題不但被顯題化,而且其討論的層次,也逐漸從一般社會救濟的層面,昇華到重新釐清民族與國家(nation to nation)相互關係的高度。毫無疑問地,這將近二十年中間,台灣原住民,特別在法政和文化學術的領域方面,似乎有了不少突破性的發展。「原住民」正名入憲、「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的設置、若干原住民專屬法律的通過,以及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的設立,在在顯示一個建立在客觀法政制度上的原漢關係,已經成形。而從原住民主體這個側面來看,80年代正名運動所引發的能量,使原住民在文學、音樂和藝術方面有著源源不絕的創作動力;配合早期社區總體營造的政策,以及最近文化創意產業的推動,原住民部落呈現了另一番值得觀察並需要投注關心的面貌。
梅芬這本大書的完成,應該就是對原住民這段歷史變化的觀察與關心。「觀察」乃是一種客觀分析的致知活動,它必需營造某種距離感;而「關心」則鼓勵一種不容自已的「投入」,使自己勇敢地朝向「他者」。這當然不同於一般的論文寫作,也不是學院專題研究的理論虛構,整本書其實反覆地糾纏兩種「存在的焦慮」:原住民文化的存在與作者自己的存在。原書名「台灣當代原住民藝術的立己之路」涉及「立己」之道,既是原住民之「立己」,也是作者本身之「立己」。用傳統儒家的說法來說,這裡所談論的學問,乃是「為己」之學而不是「為人」之學。梅芬給我的信上說:
這本書花了整整三年的時間完成,但蒐集資料、觀察、參與、投入原住民藝術的時間已經近十年了(1997-2006)。寫這本書的動力,並不是為了升等,急於墊高自己的學術位置,那是水到渠成的結果。動力,來自這幾年自己親眼所見、親身接觸,積壓在內心的問題必須透過寫作,分析、釐清自己內心的困惑與疑問。
這正是這本書最吸引我的部分。約八年前(1999),作為梅芬成大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口試委員的我,因風雨的關係,飛機在台北台南之間往返幾次,終於趕抵考場,這是我第一次見到梅芬。她的論文和卑南族的藝術生態和風格有關,詳細的內容我已不復記憶,但是她那強烈的「涉入」性格,卻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隱約可以估計像她這樣性格的人,將來在學術界、職場和人際關係上會有什麼樣的遭遇。之後,我們沒有進一步的聯絡。雖然輾轉知道她到了史前博物館,結了婚,生了小孩,且仍不斷與原住民各方藝術工作者互動;但,無論如何都很難想像她怎樣在中華民國那麼務虛的行政體系裡生存?又如何拉得動時常「脫鏈」的原住民朋友?這本書多多少少給我提供了答案,這些答案不是抄襲或轉引自某某學術理論,而是來自於她的實踐、參與和反省,每一個段落都有烽火與傷痕,有衝突、有原諒也有超越……。
在本書「後記」的初稿中有這樣的兩段話:
對於一個必須在既定時間完成行政程序並兼具質感成果的「文化行政者」來說,在公共藝術執行過程裡,面對不懂行政程序、不瞭解公共藝術執行與建築工程介面,甚至連自身的藝術專業都不穩定的創作者,我曾氣的跳腳、甚至發脾氣,幫他們寫公文,也曾因部落人的努力感動的流淚。終於,在一個傳統文物、標本印象已深的人類學博物館,有了原住民當代藝術與人的溫度。
這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位置,因此,我提醒自己特別留意與反省,儘量避免不自覺地以中產階級所發出的評論觀點「建議」原住民藝術談如何改善?在此之前,在還沒有能力提出解決方案之前,最大的學習與挑戰是,如何中肯地說出他們的處境?表達他們的感受?我必須誠實勇敢地面對自己。站在第一線,我遇到的原住民藝術是什麼樣子?我聽到的敘述是什麼?眼睛所看、內心所感的是什麼?不能是隱惡揚善的人道關懷,而是要用愛心說實話;不是指責式的批判,而是報以更深善意的理解。
兩段話裡表明了梅芬對原住民文化藝術工作的「涉入」,不是一種盲目的熱情,而是一種以「誠實」為基礎的勇敢「對話」和「相遇」。相對於過去對原住民處境的冷漠,90年代之後,台灣整個社會瀰漫著對原住民浪漫的想像,其中還攙雜政治性的綁架和族群意識形態的操弄。從某種角度說,90年代起原住民社會的種種突破性發展,是具有虛幻性的。我從80年代末期對原住民事務的發言,即不斷明確地指出這一點。在我看來,台灣原住民主體的挺立及其「立己」之路,必需建基在充分穿透此一虛幻迷霧的智慧和勇氣上;我將它稱作「黃昏意識」,也將它視為對「死亡」的敞開性。可惜這二十年來,並沒有太多人嚴肅對待我提出的命題。梅芬說這本書命名「天還未亮」,乃是對我黃昏觀點的響應和延續,我有一種很深被理解的幸福感。其實,「立人」、「立己」之路有什麼高明的法門,「誠實」而已。是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