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長久以來，為利而來到中國經商的非華人、華裔的外商，一般統稱「洋商」。他們除了以國籍論的英國商人、葡萄牙商人、德國商人、意大利商人，還有以種族血裔論的猶太商人和巴斯商人。以人口規模論，相對於英國人、葡萄牙人或是猶太人，巴斯人可謂人丁單薄。據Chaubey等學者（2017: 1-2）引述Parzor Foundation在2017年的統計，全球巴斯人口只有13.7萬而已，在整體而言猶如滄海一粟。
雖則如此，這個民族在商界的影響力卻遠超其在全球人口的佔比，在近代商業史上佔有重要篇章。18世紀以還，巴斯人依仗大英帝國，東來中土營商，尤其在經營鴉片走私生意上扮演吃重角色，被視為大英帝國不斷向外擴張的「帝國夥伴」（partner in empire），可見他們在英國突出的地位和影響力（Palsetia, 2007: 81）。然而，這個族群自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在全球的擴張和影響力卻大不如前，不但人口數目逐步下滑，在政治、經濟、商業及社會等多個層面亦逐漸失卻昔日光彩，背後原因錯綜複雜，值得深究。
以古波斯（即現今伊朗）為故鄉的巴斯族群，信仰瑣羅亞斯德教（Zoroastrianism）、採用天葬儀式，同時又奉行族內婚等傳統與文化，長久以來均引起不少人的興趣及學者研究；其善於經營、長袖善舞的特質，更吸引不少人想從中取經。本研究挑選四個巴斯家族：打笠治家族、麼地家族、羅旭龢家族及律敦治家族，作跨世代個案研究，考察他們的發展特徵，從而窺探巴斯民族、文化與信仰所面對機會和挑戰。
必須指出的是，要深入研究異文化家族企業，所碰到的挑戰儘管極大，遇到的問題多多，筆者雖力求真實地探討其文化、信仰與經營哲學，但畢竟受各種諸如知識和認知等缺陷影響，眼高手低，難以如願，當中的糟糠粃漏和缺失，希望讀者不嗇正，有以教我。至於這一研究工作最終能順利完成，實乃獲得各界友好及機構鼎力協助所致，在此謹向他們致以最衷心感謝。
首先，要感謝我們家族企業研究團隊黃紹倫教授、孫文彬博士、周文港博士、許楨博士、王國璋博士及閰靖靖博士，儘管過去兩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我們鮮能如過去般聚首談天論學，但幸好在科技幫助下，大家仍能坦誠分享、交流見解、互相砥礪，實乃研究道路上的重要助力。
同樣地，亦要向前研究助理李明珠和行政主任俞亦彤表示謝忱，她們曾在不同層面給予幫助，令本書內容更加充實。當然，亦要感謝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香港大學圖書館、香港歷史檔案館、英國國家檔案館，以及天星小輪等提供資料和圖片，給予支援和協助，使本研究可克服種種困難，達至今天的成果。
最後，要向太太李潔萍表示衷心感謝，她是文稿的第一位讀者，並多次協助校對，給予不少建言；當然，她大小家事一手抓，疫情期間更要做好各種防疫措施，保護家中老少，讓我不用操心，並在我身心疲累時為我打氣，更令這項研究得以順利完成。
雖然得到各方友好和機構的大力幫助，但仍因沒法完全掌握政局的急速轉變、歷史的曲折漫長、企業的興衰傳承和人生的順逆起落，而令本書出現一些糠粃錯漏，對於某些疑而未決、模糊不清的地方，雖努力求證，但仍沒法做到完美無瑕，這雖是不願看見的，卻很難避免，但望讀者有以教我，指正批評，讓我們的研究可以做得更扎實、更豐富。如對本書有任何意見，請致函香港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或電郵vzheng@cuhk.edu.hk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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