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母親的神格化
對大多數人而言,母親在成長的過程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她的勞苦和奉獻,得到社會的崇高頌讚,這固然補償了母親犧牲自我的付出,但同時卻也不斷將母親角色刻板化。在傳統的社會背景之下,作家書寫母親的唯一目的便是呈現她的慈愛、歌頌她的偉大,然而,在此前提下,幾乎所有文學中的母親形象都很相似,甚至是模糊的;每一個冠上「母親」稱謂的女性被放置在一個符合傳統文化的道德框架中,以致她的個體性被忽略了。一般最常見的即是以神聖與苦難來描繪母親,神聖和苦難其實是一體的兩面,也都是一種生命被「非人化」(神格化)的結果。作家一方面同情憐憫母親的苦難,另一方面卻以她受苦難的程度給予不同程度的讚頌,母親於是成為一個被觀看的「他者」(other),失去其主體性。當我們試圖以「小敘述」(細節描述)的認知去書寫女性的生命史時,在這裡遇到了阻礙,因為在難以突破的、刻板單一的母親形象的標準裡,女性不得不再度回到歷史大敘述(grand narrative)的脈絡。然而,無私的母親是真實的人性嗎?母職究竟是女人的天性,還是文化的產物?作家「對母親的某種詮釋」(如慈母、惡母)是否可視為另一種性別論述?而在將母親神格化的過程中,「母親」這個符碼可能有什麼隱喻?「成為母親」又代表了什麼樣的寓意?這些疑問引發了筆者最初的研究動機。
閱讀現當代的小說,確實有不少作家將「成為母親」視為是一個女性得以重生或藉此掌權的開端;「成為母親」不僅被詮釋為女性必經歷的社會化過程,還可能被解讀為她擺脫邊緣走向權力核心的手段。然而,如果這些觀點都符合史實,為何六、七○年代開始,陸續湧出那麼多作家,竭力將筆下的母親醜怪化、瘋狂化、情慾化,甚至讓筆下的母親們背棄家庭倫常、出走失蹤,這些與傳統認知背道而馳的文學母親,勢必隱藏了作家內心強大的顛覆力量。值得注意的是,這群作家幾乎都是女性。女作家試圖將母親這個角色從無私無慾的神的位置拉向七情六慾的(女)人的位置(鬆動母親被框限的性別位置),當她們書寫母親時,所思考的不僅是這個身分在父系文化的真實意涵,也重新探索了(女性)自我成長的過程。
二、「逆寫慈母」延伸的性別議題
二十世紀以來,文學裡的母親形象漸漸在多重折射的時空鏡頭之下,呈現紛雜多樣的面貌,四○年代張愛玲便以〈金鎖記〉裡曹七巧這個惡母角色改寫了中國文學史中母親被化約的刻板形象 。此作雖然遲至六○年代才在台灣刊行,但其影響力延燒到八、九○年代,並間接促使「母親」這個近乎神聖的文化符號一再地受到質疑和考驗。六○年代不可忽略的還有歐陽子的〈魔女〉(1967),這篇以現代主義的手法來解構慈母神話的短篇小說,揭開了台灣戰後女性小說「逆寫慈母」的序幕,具有相當的重要性。
不管作家們以何種敘事手法來處理「逆寫慈母」這個議題,其書寫的目的只有一個:從母親神話中覺醒,將女性從無私無慾的牢籠中解放出來。人性是複雜多面的,母性自然也是,因此,越是將一個母親理想化,便越是要她放棄自我的主體性,如廖輝英言:「母親是無我,而創造和成就,卻是相當自我的東西,兩者之殘酷拉扯,毀滅過多少有創造力的女人?有幸走出來又不虧母職的人,不知比男性多耗費幾倍的心力和體力 。」尤其隨著時代的變遷,女性除了擔任母親之外,還得扮演其他的角色,在多重的壓力下勢必會產生心理的衝突,諸多女性於實踐母職之際已面臨種種的困境,而慈母神話的刻板信念、傳統母德模範的要求,更使她們承受巨大的壓力。周芬伶也認為:「面對多變的社會,傳統的母德模範已經不能滿足現代媽媽或現代孩子,孩子需要他們需要的母親,母親必須調整自己去配合孩子的需要,孩子也必須調整自己去尊重母親的性格 。」這段話揭示了母職文化的轉變,固守傳統母德已經不再是現代女性唯一的選擇。至於文學裡那些完美無缺的母親形象,大多數不過是男性作家的浪漫想像 ,換言之,作家大力提倡和歌頌文學裡鞠躬盡瘁、慈暉普照、犧牲奉獻之母親形象的背後動機,很可能是一種相當沙文的男性觀點 。王德威則認為,對母親的浪漫想像,除了出自沙文的觀點,也同時蘊藏了作家某種補償的心理:
母親的苦難、母愛的失落這些題材,與其說指向作家對母親的關懷,不如說指向作家補償一己欲望或挫折的權宜手段。這樣的寫作甚至可流為對「母親」意義的持續剝削,而非增益。於是母愛越寫越偉大,而作家因自得或自咎而生的滿足感也隨之水漲船高。「神話」化的母親,「天職」化的母愛,不代表社會敘述功能的演進,反可能顯示父權意識系統中,我們對母親角色及行為的想像,物化遲滯的一面 。
(節錄自第一章緒論‧第一節研究動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