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無罪──關於盧梭的《一個孤獨漫步者的遐想》
吳明益 東華大學華文系副教授
我的靈魂是他們惟一無法從我身上奪走的東西。
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記得學生時代，歷史課本提到盧梭，總是附上一幅拉突爾（Maurice Quentin de La Tour, 1704-1788）所繪的畫像，畫裡的盧梭四十一歲（1753），有著細而挺的鼻子，眼神熱情洋溢，彷彿世界對他充滿愛意。此時的他或許還無法預知（或已然預知？）隔年自己將為了「第戎科學院」 （the Academy of Dijon）的徵文寫出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 》，不但未獲獎，還將是他的思維與當時宗教、社會對立、衝突的開始。
《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出版後不算順利，這本備受爭議的書中提到人類有兩種不平等，一是自然或說是生理上的不平等，另一種是精神與政治上的不平等。對於後者不平等的起因，盧梭判斷「誰第一個把一塊土地圈起來並想說：這是我的，而且找到一個頭腦十分簡單的人居然相信了他的話，誰就是文明社會真正奠基者。」也就是說，在盧梭眼裡，文明社會不平等的起因就是「財產私有制」。但盧梭並未像一般哲學家幻想把社會倒推回自然階段就算了，因為他認為此刻社會已不可能回去那個自然時代，現代文明必得建立在財產私有制之上。他的思維再往前推進一層，認為文明社會得走向新的契約式的平等。當時盧梭只是隱隱然這麼覺得，當然，多年以後我們可以確知，那個概念將發展成他著名的《社會契約論》（On The Social Contract or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Right）。
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我並未真正讀過《社會契約論》，這本書據說即使在西方，和達爾文的《物種源始》一樣，都是最多人聽過書名，卻最少人真正讀過內容的經典之一。對學生時代的我而言，當時困擾於各種渾沌不明難以記憶的思想流派，唯有那雙熱情的雙眼令我難以忘記。我跟多數的臺灣讀者一樣，是先接受了他不算高明的小說，卻是動人教育論述的《愛彌兒》，才一步一步地讀完這位啟迪人類新時代的思想家其他著作。
當我讀到這批題為《一個孤獨漫步者的遐想》的書稿，其中的「漫步之十」甚且是盧梭最後的文章，眼前似乎又浮起盧梭畫像裡那雙熱情的眼睛。不過，事實上寫這批文章時的盧梭已近遲暮，眼神或許只有疲憊也不再熱情。彼時他墜入嚴重的被迫害妄想症中，四處移居。倘若我們發現一年前他剛完成《對話錄》（Dialogues: Rousseau Judge of Jean-Jacques）時，想把書置於聖母院的祭壇上獻給上帝，卻未得其門而入，就可以發現不少人已經把他當成瘋子。
然而彼時盧梭當然並未瘋狂，他只是因為精神上的孤獨而陷入自憐自傷的情緒中。這本書稿的內容大致撰寫於一七七六年到一七七八年之間，其中一部分彷彿是《懺悔錄》（The Confessions）加上《對話錄》的精簡版，充滿了對論敵的回應和矛盾的自我辯解；另一些則是晚年盧梭逼視自己心靈深處的自省與自剖。而最令我著迷的莫過於他從植物標本的採集中，感到那是一項挽救自己心靈的活動。總讓人想到他在《愛彌兒》中寫的：「我把所有一切的書都合起來，只有一本書是打開在大家眼前的，那就是自然的書。正是這本宏偉的著作中我學會了怎樣崇奉它的作者。任何一個人都找不到什麼藉口不讀這本書，因為它向大家講的是人人都懂得的語言。」
我在閱讀文稿時，並沒有刻意用所謂的「文學」觀點去解讀它們，我也不建議讀者光是這麼做（雖然這系列散文確實放在西方散文史上也有很特殊的評價）。相反地，我認為讀者或許身旁若有個簡單的盧梭年表（包括他愛情、教育、著作、移棲的年表），或許才較容易進入這些皆名為「散步」的散文裡，稍稍理解這個擁有不可思議洞見、浪漫又實際，前衛且特立獨行的瘋狂靈魂，在美麗的愛爾蒙維爾（Ermenonville）腦溢血辭世的前兩年，如何逼視自己的一生。
「漫步之一」的第一句便是「我就這樣在這世上落得孤單一人，再也沒有兄弟、鄰人、朋友，沒有任何人可以往來」，充滿了「被棄」的痛苦。而令人難以接受這樣的痛苦的原因是，盧梭自認是「人類最親善、最深情的一個」。我無意在這篇短短的序文裡，一一指出每篇文章的特色，囉唆地提醒讀者，但我認為這是讀這部書稿很重要的一個關鍵──那就是即便像盧梭這樣的思想家，都無可避免地陷落在自我評價和他人評價落差中，直至生命消逝。因此，做為與多數人一樣的普通讀者，我每翻一頁，都不免停下來檢視自己心中對自我評價的矛盾。我以為，盧梭在散步中領悟的，不是人生足以消弭這樣的落差，而是人生「得」接受這樣的落差。因此，正如盧梭自己指出的，《對話錄》在標題上雖然是盧梭自己與自己的對話，其實卻是他與下一代人的對話，真正的思想家，有時對話的是非常遙遠的對象。
我想回到四十二歲的盧梭。當時寫作《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時，他認為人類社會的不平等有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富人與窮人間的不平等。當土地私有制成立後，農田不再只是生長穀物的豐饒之地，它也成了「奴役和貧困」滋長的場所。一些人靠著取得更多的土地，逐漸變成了壓迫者。第二階段則是壓迫者和服從者間的不平等，這緣自於富人創造了宣稱是「明智的法律」來設立「契約」，漸漸形成統治者與服從者的階級。這時已不再是經濟上的不平等而已，同時還出現了政治上的不平等。第三階段則是合法的權力變成專制的權力，君主或統治者隨心所欲地壓迫統治者，形成一種主人與奴隸的不平等。由於被統治者都變為奴隸似的身份，因此除了統治階級以外的人，又都變成「平等」的了。盧梭認為這個新的狀態，終使被奴役者會群起反抗而推翻專制政府。
這樣的思維以當時的眼光來看，未免太前衛、太危險、太強悍了不是嗎？這樣的心靈，怎麼可能與那個時代順利對上話？
不過，盧梭終究還是在這最後的文稿中，處處留下「徹底、持久」的「自憐自艾的孤寂」。我以為那樣不可消減的孤寂來自於幾方面。首先，出身貧窮的盧梭，雖因好友狄德羅（Denis Diderot）等人的關係而渡過了一段「沙龍生活」（彼時法國的沙龍才是思想家、文學家的成名管道），但終究無法適應而分道揚鑣。那種被富裕生活吸引時同時被自己深層靈魂的反省衝擊的複雜感受，一直存在盧梭的心中，唯有在抄寫樂譜或投入植物調查時，才勉可稍減。其次，盧梭的愛情或許不是根植在那個與他生了孩子，同居二十餘年才結婚的黛蕾絲身上。這也是個沒有解答的遺憾，可以從他的「漫步之十」是寫給華倫夫人這位既是「媽媽」，也是「情人」的女性就可以感覺到。「我在這世上活了七十年，可真正可稱之為生活的，只有七年。」盧梭用這句話來影射了自己的愛情。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個，他畢竟真的將自己親生的孩子送進育幼院，雖然在「漫步之九」不斷辯駁他是因為貧窮與教養才不得不這麼做，但我相信那在盧梭的生命裡，是難以填實的一個巨大空洞。
這是盧梭最短的書，當然也是他最後一本書。那是在他漫漫長路後，以為可以為自己人生打上句點的珍貴文字。在「散步之七」中，他說在六十五歲的時候，曾想過要把瑞典植物學家穆萊（Murray）的《植物界》熟記在心，「並且認遍世上所有的植物」。這當然是做不到的譫妄之語。據說盧梭在一七六八年陷入精神病症的泥淖時，給外界的信往往以「我無罪！」作結。我並非教徒，但我一向認為，罪的本質在於罪的定義，人的一生要以自認的無罪作結，唯一的可能就是給「罪」下一個極寬鬆的定義，否則根本是做不到的事。
但正因為做不到，盧梭卻如此坦然地說出來，像宣稱自己要認遍世上所有的植物一樣，或許真的驚嚇到整個時代也不一定。就像他後來使用的，超越時代的「公眾意識」（general will）一詞，不但他自己說不清，說實在的，直到現在我們也還說不清。只是此刻我已不覺荒謬，因為歷史讓我們得見像盧梭這樣的人的孤獨身影，像每一種未曾被發現、命名、全然理解的植物，如此獨特地光輝、美麗著，並永遠在某處啟發我們看到一個新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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